中方明確否認美方所稱的“雙方已進行關稅問題對話”，強調美方單邊關稅措施是貿易戰的根源，“解鈴還須系鈴人”的表述凸顯中方將責任歸咎于美方。

中方為重啟談判設定了不可妥協的前提條件：取消所有對華加征關稅（目前美國對約37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平均稅率19.3%）；停止“極限施壓”策略（如科技制裁、人權議題施壓等）。

重申外交原則：以“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定義中美關系，強調對等性原則，拒絕美方“居高臨下”的談判姿態。

美國4月CPI同比上漲3.8%，核心PCE物價指數增長4.2%，高關稅推升消費品成本的問題持續發酵；全美零售聯合會（NRF）數據顯示，關稅使美國家庭年均支出增加約1274美元，商界要求放松對華關稅的呼聲高漲。

美方試圖通過部分關稅讓步拉攏歐盟，同時維持對華高壓，但歐盟對華貿易逆差擴大（2024年達4260億歐元），合作意愿有限，2024年美國中期選舉臨近，拜登政府需展示對華強硬以回應共和黨批評，同時避免經濟過熱引發選民不滿。美國企業回流計劃進展緩慢，關鍵產業（如半導體、稀土）仍依賴中國供應鏈，關稅成本迫使企業承擔更高轉移成本（如臺積電亞利桑那工廠建設延期超18個月）。

關稅戰暴露WTO改革滯后，各國加速構建區域性貿易協定（如CPTPP、非洲自貿區），全球貿易規則呈現“碎片化”趨勢。企業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近岸外包（如美墨加協定）和友岸外包（如歐盟“開放戰略自主”）成為主流。為規避美元結算風險，2024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交易額同比增41%，數字貨幣跨境試點擴大至29國。

中方的強硬回應表明，中國已形成“以我為主”的應對策略：通過擴大內需、深化區域合作（如中俄貿易額突破2400億美元）和科技自主（半導體自給率升至21%）對沖外部壓力。而美方若無法平衡國內政治訴求與國際經濟現實，關稅戰或演變為一場“沒有贏家的消耗戰”。未來雙方能否在競合中尋得新平衡點，將取決于誰能率先在關鍵領域（如新能源、人工智能）建立不可替代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