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區慈善的獨特價值、既有實踐與未來發展

謝瓊

摘要：社區慈善以公益慈善的機制動員社區內外力量，優化社區治理能力，改善社區民生福祉，提升社區歸屬感和凝聚力。社區慈善承載著中國慈善文化基因，彰顯著中國慈善特色，是中國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方向，也是構建基層治理體系的有力抓手，有其獨特價值。經過多年實踐，我國社區慈善走出了一條載體和驅動模式多樣的“政策引導—行業撬動—社區行動”中國路徑，發展成效顯著，但問題和瓶頸也開始顯現。面向未來，需要進一步明確社區慈善對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價值，繼續探索中國社區慈善發展的基本規律，并遵循其運行原理，立足社區、動員社區、服務社區、提升社區，激發其內生動力，建立健全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關鍵詞：社區慈善；獨特價值；中國路徑；內生動力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公益慈善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23STA024）；北京師范大學科研創新領軍人才項目“中國特色的慈善理論與知識體系建構”（1233200011）。

作者簡介：謝瓊，女，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以下簡稱《慈善法》）規定，“城鄉社區組織、單位可以在本社區、單位內部開展群眾性互助互濟活動”，對中國特色的社區慈善活動予以法律認可，為社區慈善的廣泛開展提供了法律依據。2024年9月5日起實施的新《慈善法》第九十六條明確，“國家鼓勵有條件的地方設立社區慈善組織，加強社區志愿者隊伍建設，發展社區慈善事業”，開啟了現代有組織地發展社區慈善的新篇章。

社區慈善的雛形在我國古代就已出現，敦煌遺書中的400多件社邑文書即為一證。從社區慈善在中國的發展脈絡看，歷史上的慈善活動主要基于人們的血緣和地緣關系而在城郭或村落中自覺生發，與朝廷的恩施和寺廟道觀的宗教慈善并存。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事業發展以來，以慈善機構為載體的慈善活動成為我國慈善事業的主要形態，社區中的慈善行為隱身于組織化的機構慈善之后：城市社區的慈善活動主要以社會救助的補充角色出現，如慈善超市；鄉村社區的慈善活動則多體現為桑梓情義，如修橋鋪路、助學助醫等。但城市與鄉村的這些慈善行為很少被納入慈善的認知和統計體系。《慈善法》明確提出“發展社區慈善事業”，對社區慈善予以鼓勵和支持，是基于社區慈善在中國特色慈善事業中的獨特價值，對于我國慈善的未來發展有著深遠影響。

可以說，我國的社區慈善經歷了從自覺生發到有組織發展、從零散活動到規模運作、從輪廓模糊到畫像逐漸清晰的發展過程。近些年，雖然社區慈善的共識快速凝聚、實踐遍地開花、法律政策日益豐盈、理論研究結合實踐行動漸成趨勢，但人們對于社區慈善內在價值、基本原理、目標方向和發展路徑的認識還不夠清晰。本文試圖在梳理中國社區慈善文化根基和當前實踐探索的基礎上，分析其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對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和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價值，并探討其進一步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和路徑。

一、何以可為：社區慈善之理論解析

在對全國社區慈善發展進行追蹤研究和扎根社區進行行動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認為社區慈善是一種慈善形態，它以公益慈善的機制動員社區內外力量，優化社區治理能力，改善社區民生福祉，提升社區歸屬感和凝聚力。

1.社區慈善的主體是社區居民

社區慈善強調撬動社區內部力量，形成促進社區發展的內生動力。其建設是集多元主體、多層次和多樣化需求于一體的復雜過程，參與主體包括政府機構、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及居民等。其中，核心參與主體是社區居民（包括社區內商戶和共建單位等），他們是社區慈善活動的受益者，也是重要參與者和支持者，為社區慈善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基礎和動力源泉；樞紐型社會組織及各種社區社會組織是社區慈善的推動主體，以對社區需求的精準捕捉和自身具備的專業技能來鏈接資源、設計方案、組織公益慈善活動，為居民（尤其是社區老幼病殘困難家庭）提供服務，解決社區急難危困等問題，推動社區慈善的開展；社區“兩委”（社區共產黨員支部委員會和社區居民委員會）作為統籌主體，發揮政策落實、資源籌集、運轉機制建設和效果監督等方面的作用；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通過政策支持和褒獎鼓勵等措施，引導社區慈善發展。社區慈善并不排斥外界資源，但強調與社區關聯、由社區生發、助力社區持續發展。所以，與社區相關的各種社區外力量也是社區慈善發展的重要支持主體，如基金會、企業以及關注社區發展的鄉友親朋等。只有以社區居民為主體，又不排斥社區外部資源，社區慈善才能既立足社區又匯集資源，堅實有力且持續發力。

2.社區慈善的目的是提升社區歸屬感

在中國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社區慈善不僅是一種經濟上的第三次分配手段，更是一種促進社會團結的工具。它通過滿足社區居民多樣化的需求改善民生福祉，促進社會資源的公平流動，增進社區成員間的理解和互助，從而提升居民的社區歸屬感。所以，社區慈善既是工具也是目的，對社會團結的促進通過雙重作用來實現。作為一種工具，社區慈善通過助力基層治理來促進社會團結。社區慈善通過動員社區資源、提供社區服務、解決社區問題等方式推動社區治理由被動變主動，由“單方拉跑、推跑”變為“多方競跑”，以社區主體間的互助合作、共建共享來促進社會團結。作為一種目的，社區慈善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追求，通過居民慈心善愛的釋放來促進社會團結，體現社會的文明進步。社區慈善通過搭建平臺，讓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年齡和不同興趣的社區居民聚在一起為身邊人謀福利，可以加深居民間的溝通交流，促進社區共建目標形成，強化共同體意識。由此可見，動員社區內外力量、優化社區治理能力是社區慈善的階段性目的，而改善社區民生福祉、提升社區歸屬感和凝聚力才是社區慈善的終極目的。

3.社區慈善是撬動資源的社會機制

小社區、大社會，社區的運作是一個復雜且精密的系統，社區慈善的本質還是公益慈善，是發揮杠桿作用撬動各種資源參與社區建設的社會機制。

第一，社區慈善要撬動居民參與，形成社區發展的內生動力。撬動居民的有效方法是以服務促參與，通過提供滿足社區居民實際需要的服務來調動社區居民自發組織和廣泛參與慈善活動的積極性，密織鄰里互助、親友相濟的慈善服務網絡。與主要依靠行政指令進行推進、完成自上而下設定目標的行政動員相比，“以社區人辦社區事”的社區動員在激發居民參與熱情、激活社區資源方面有獨特優勢，體現了社區慈善的三層含義：一是“在社會進行動員”，體現社區慈善的動員場域；二是“對社會進行動員”，體現社區慈善的動員對象，通過對社區居民和社會資源的引導，吸引更多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慈善；三是“由社會進行動員”，體現社區慈善的動員主體，通過培養社區居民參與慈善事業的能力，讓社區居民成為慈善事業的主體和自發推動者，發揮自身的力量和智慧，自主解決社區問題，提高社區治理能力。這種賦能式參與的方式有助于提高社區慈善服務的針對性、有效性和持續性，同時也有助于增強社區居民的自我價值感和社會責任感。

第二，社區慈善要撬動資源整合。資金、人力、物資、技術等資源的合理整合和有效利用，可以使社區慈善事半功倍。不同于以往分領域、分部門的責任治理，社區治理涵蓋方方面面，各個部門的政策落地到社區，覆蓋對象都是一個個社區的家庭。在社區層面實施資源整合策略，可以避免資源分散或重復投入等效率性問題。社區須承擔聯動統合的關鍵角色，不僅要有效聯結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還要促進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的深度融合。良好的整合機制能夠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使各參與主體更好地發揮作用。

總之，社區慈善是基于社區成員的需求和共同目標，通過自愿捐贈、志愿服務和社區參與等形式，實現資源的共享和互助的社會機制。它不依賴市場的利潤驅動，也不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但也不排斥可以更好實現慈善目的的市場工具和行政方法。社區慈善的良性、持續運轉需要社會創新工具的助力，如閑置物資循環系統、志愿服務積分系統、社區社會企業、社區集體經濟形式等。

二、應有可為：社區慈善的價值

社區慈善是中國慈善的根基所在。作為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區慈善是世界慈善版圖中能夠體現中國慈善特征、彰顯中國社會發展質量和文明程度的慈善形態。中國慈善事業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社區慈善的深入推進。

1.社區慈善傳承與創新中國慈善文化基因

第一，從行善的思維方式上看，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的熏陶下，鄰里互助、友親相幫的觀念深入人心，村落、社區自然成為承載和體現這些文化及其浸潤出的行為的主要場所，血緣、地緣自然成為包括行善在內的人們互動方式的行為基礎和實踐依托，因此形成了根植于中國人心中的行善邏輯——由親及疏、由近及遠，也造就了中國慈善較強的地域性和差序性特點。即使中國現代社會分工細化，人口流動加劇，原子化愈演愈烈，但海內外的老鄉會、商會以及“同鄉同業”等現象的廣泛存在也顯示出中國人的地域圈子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傳統文化影響下的差序格局在現代依然發生作用，地域社群的互動依然是人心、人情所需。加之我國歷史上“畫野分疆”的傳統和現代國家對“單位制”的繼替，以及管理單元重構背景下的行政社區設置，直至目前，社區慈善也主要服務于地域社區內的居民及駐區組織。這與西方語境中的“社區”弱化地域區隔而強調基于平等權利個體的身份、興趣、文化和信仰等認知最大公約數的“社群”特征不同。

第二，從價值理念上看，受家國一體和集體主義價值觀浸潤，長期以來，中國人普遍認同“集體大、個人小”的觀念。從古至今，在義莊、義田、修橋、修廟、修路和其他志愿活動中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智出智行為背后的文化邏輯是作為集體一分子的共建共享，有明顯的團體互助和集體責任意蘊，這不同于西方人人平等和個人中心的文化底色，也不同于現代平等權利個體間財產權單向轉移的權利文化。經過多年現代社會理念和意識的改造與文化的傳承創新，家國文化已不同昔時——小型化、原子化的家庭已非彼“家”，“國”亦成為走上現代化治理道路的大國，家國間的聯結有了新的內涵和表現，而社區由于既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屬性，又具有傳統意義上的私域屬性，故而為現代家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提供了場域和空間。社區共同體的建設有助于促進社會團結，這是社區慈善的價值理性所在。

第三，中國儒釋道文化影響下的善行善為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德性自證，即作為一種內修成己、助益他人或順應天道的行為，依循“內—外—內”的路徑不斷追求施助者的德性自由，而不同于西方慈善中信徒對上帝“下—上—下”的教義文化路徑，由此形成東西方慈善基于不同文化心理的不同行善路徑。

總之，中國社區慈善在理念和實踐上都與西方存在差異，如社區界定、運作邏輯、組織化狀況等，究其根本，都是深層文化邏輯不同的表現。可見，發展社區慈善可以彰顯公益慈善發展的中國特色，也有助于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創新性地傳承家國文化。

2.社區慈善代表中國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方向

第一，健康的慈善事業是人人參與、大多數社會成員關注的事業，而非少數精英的慈善。只有發展好了社區慈善，中國特色慈善事業才能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與社會基礎，才能在既弘揚中華慈善文化、又植入現代慈善要素的穩固根基上成長為日益宏偉的社會事業，成為推進共同富裕的有益力量。因此，我國需要傳承鄰里互助的優良傳統，弘揚互助友愛的時代精神，培育千萬個社區慈善公益組織，造就千萬人自覺參與的志愿者隊伍，讓其立足社區、服務社區，動員社區資源、提升社區品質，以社區之凝聚力激發社區成員積極參與社區慈善公益的內生動力，真正發展與共同富裕新時代相適應的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第二，我國慈善的總體量還有限，不管是捐贈數量，還是參與意識。從捐贈的經濟總量來看，近20年來我國的慈善捐贈占GDP的比重始終低于0.25%，算上志愿服務的量化價值等也不超過0.5%，難以產生實質性地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作用；同時，民眾對慈善的社會價值認識還不夠，“人人慈善”的實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發揮慈善第三次分配的作用，需要進一步動員大眾參與。第三，近年復雜環境影響下的世界經濟發展趨緩，公益慈善從款物源頭趨緊，雖然慈善目的不能只靠募款捐贈實現，但行善意愿和能力還是會受此影響，因此，募款與服務相結合、法定保障與補充保障相結合、目標更貼近民生的社區慈善項目更能適應現實形勢，也更能有效發揮慈善的作用。

此外，將慈善具象化的社區慈善有助于塑造慈善公信力。一是社區慈善和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社區里的慈善行為通常較為瑣碎，多體現為物資相助和服務相扶，很少經由專門的基金組織和服務組織分門別類地施行。為身邊人做身邊事，將慈善服務從社區居民遞送到社區居民，直接性、本土化的慈善活動能夠更有效地滿足居民的實際需求。同時，因捐贈或慈善服務都與身邊人相關，行善鏈路更短，施助者與受助者的價值感及獲得感更直接，更有助于激發居民的參與積極性。二是社區慈善通過他益實現互益。“社”作為一種自愿結合的民間互助團體，其活動明顯帶有互助性質。社區慈善與其他依賴慈善機構或遠距離捐贈的慈善形態不同，它更加注重本土化和內在的潛力挖掘，除了他益，社區慈善的互益性也促進了社區成員之間的互助和聯結。社區成員積極參與慈善活動，通過共同努力解決社區問題，不僅可以提升居民的物質幸福感，更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形成互幫互助、共同進步的良好氛圍，為社區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三是社區慈善因其具象而有邊界的區域空間，更容易贏得社區居民的信任和支持。在社區慈善活動中，社區居民通過直接參與項目規劃、執行和效果評估等活動環節，了解資金流向，體驗感受服務效果，這種透明度、參與度以及社區慈善項目的個性化，便于社區居民更直觀地看到其捐贈和努力如何轉化為社區的具體改善，從而增強對慈善活動的信任和支持，有助于提升公益慈善公信力。

總之，社區慈善因其在行為、空間和效果反饋等方面都有更加具象的特點，更易增加參與者的獲得感和踏實感，累積他們對公益慈善的信任，并有可能將這種信任內化為參與者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促使參與者成為公益慈善的踐行者，完成由公益慈善活動帶來的“德行—德性—德行”的轉化。由此，慈善公信力得以提升，慈善也可實現自身的本原價值追求，這是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

3.社區慈善助力現代化基層治理體系構建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多次強調加強基層治理，構建更加有效的基層治理體系。2021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中指出了“發展公益慈善事業”的重要性，并強調需要“完善社會力量參與基層治理激勵政策，創新社區與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社區志愿者、社會慈善資源的聯動機制”。作為基層治理的重要主體，社會組織近年來在政府扶持培育政策和政府購買服務的推動下獲得迅猛發展，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末，全國共登記社會組織87.9萬家。然而從實際效果看，目前社會組織參與基層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充分激發和調動居民自下而上、由內而外的參與主動性，產生了社會組織的“懸浮”現象。

社區慈善是社會治理與慈善事業在基層的融合，它以社區為場域，以公益慈善為管道或載體，動員社區居民關心身邊人、參與身邊社區事務，從而激發和調動居民的參與熱情，暢通社區成員參與城鄉社區治理的途徑，培養居民的公共精神。通過社區慈善，社區治理的主體結構得到優化，社區社會組織、志愿者和居民的廣泛參與促進了社區治理由行政主導向多元共治的發展；社區慈善探索嘗試的社區慈善基金、社區慈善信托、社區社會企業等為社區治理提供了新工具；社區社會組織開展服務的專業方法，如“以服務促動員”“用社區人辦社區事”等，也為社區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參考。社區慈善的助力有利于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基層治理格局，提升社會凝聚力，為國家治理穩定根基。可以說，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社區慈善以其獨特的優勢在基層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社區慈善通過公益慈善活動促進基層政府、社會組織、居民之間的合作與協同，共同解決社區問題，提升社區治理水平和居民福祉水平，這一功能價值是它與其他慈善形態的顯著區別，也彰顯著慈善事業發展中現代化治理方式與中國文化基因和特色元素的結合。

三、已有所為：社區慈善發展的中國路徑

自古以來，中國的社區慈善活動就以各種形式存在，隨著時代的變遷，社區慈善的形態和運作方式也不斷演進。慈善在中國社區的發展歷程融合了傳統與現代、自發生成與組織化發展、地方實踐與國家立法等元素，走出了一條中國本土的社區慈善發展路徑。

1.運行載體：資金保障、資源流轉與服務提供

整體上看，目前社區慈善的載體非常多元，有專門的社區基金會；有像蓄水池一樣匯集社區資源的社區（慈善）基金；有社區資源流轉載體，如推陳出新的慈善超市；還有社區服務載體，如社工服務站、志愿服務站和社區社會組織等。

第一類是社區基金會。社區基金會是結構性社區慈善事業最明顯的形式，是最早承載社區慈善功能的慈善組織。2008年起，深圳市南山區桃源居社區基金會從社區建設、社區文化等角度關注民生的諸多實踐，提供了企業推動社區建設、驅動社區慈善發展的探索案例。2016年《慈善法》實施后，上海、深圳、成都等地先后成立了一批社區基金會，積累了很多以社區基金會為載體的社區慈善實踐的經驗與教訓。與其他形式的社區慈善載體相比，社區基金會不僅能籌集和配置社區資源，還能以主體身份更加制度化地參與社區治理；與其他基金會相比，社區基金會遵循著一般基金會登記和管理的規定，同時更注重動員本土參與、撬動社區資源、解決本土問題。截至2024年10月20日，國內以“社區”命名的基金會數量達到367家，呈現出較快的發展態勢。

第二類是社區（慈善）基金。與有較高注冊門檻和具體組織形態的社區基金會相比，社區（慈善）基金更多發揮匯集社區資源的蓄水池作用，它掛靠于公募慈善組織，以專項基金的形式運作，體量較小卻運轉靈活，能夠以小資金撬動大服務，推動慈善資源下沉，撬動社區資源為居民提供多樣化、精細化的社區服務。從2014年成都市慈善總會推動建立成都市第一支社區慈善基金開始，全國多地大力推行社區（慈善）基金，目前社區（慈善）基金已遍及全國，廣州、廈門、成都等多地已出臺政策，在全市鼓勵設立社區（慈善）基金。截至2023年12月，廣州市共設立社區慈善基金1175個，籌款超1.02億元。

第三類是慈善超市。作為社區資源流轉載體的慈善超市，可以進行回收物資、開展慈善性質的零售活動、募集慈善資金、提供社會服務等活動。中國的慈善超市經歷了從探索試點到全國推廣的發展歷程，承擔了補充政府救助的功能。2003年，慈善超市在上海的實踐拉開了社區慈善向有載體的方向發展的序幕。2004年，民政部印發《民政部關于在大中城市推廣建立“慈善超市”的通知》，推廣建立慈善超市。之后，各地積極推進以“慈善超市”“愛心家園”“扶貧超市”為具體形式的慈善超市建設。2011年，民政部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印發《民政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提出要創新公益慈善組織服務形式，依托社區構建以“慈善超市”和社會捐助接收站（點）為平臺的慈善服務網絡體系。2013年年底，民政部出臺《關于加強和創新慈善超市建設的意見》，將慈善超市定義為“以社會公眾自愿無償捐助為基礎、借助超級市場管理和運營模式，為困難群眾提供物質幫扶和志愿服務的社會服務機構”，提出要堅持公益屬性、社會化方向，因地制宜地發展慈善超市，提升慈善超市的自我發展能力，創新運營機制，強化政策支持，推動形成慈善超市自我驅動、可持續的發展模式。2017年，《上海市慈善超市創新發展三年規劃（2017—2019年）》，提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和社會力量在慈善超市建設中的決定性作用，增強慈善超市自我發展能力和社會服務功能，把慈善超市建設成布局合理、功能多樣、充滿活力、運行規范的慈善綜合服務平臺。2024年，廣州市開始打造慈善超市示范點“善城暖屋”，融合捐贈物資發放、慈善義賣、慈善宣傳、慈善體驗等多種功能的慈善載體。20多年來，經過社會化經營模式創新、探索與實踐，慈善超市已從傳統的慈善物資發配等單一運營功能，轉型升級并多元發展至數種運營模式共存的產業化狀態。截至2023年年底，全國共有慈善超市3697個。

第四類是慈善幫扶站、社工站和社區社會組織等服務載體。慈善不僅涉及資源匯集與發放，更重要的是能實在地提供慈善服務。近年，各地設立社區慈善社工站、慈善幫扶站等不同名稱的站點，以站點為核心整合社區各項資源，通過工作站開展困難救助、矛盾調處、人文關懷、心理疏導等服務。尤其是2021年民政部推廣“五社聯動”機制后，各地注重挖掘社區慈善資源，積極整合“五社”要素。如廣州市依托以社區為主陣地的“雙百工程”社工站成立社區慈善（志愿服務）工作站。隨著基層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近年社區社會組織在社區慈善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據統計，目前全國共有各類社區社會組織約270萬家，開展慈善救助、生活服務、社區事務、糾紛調處、文體休閑等工作。

2.驅動模式：需求、資源、政策及其混合

社區慈善的驅動模式各有不同，有社區需求內生型、外部資源驅動型、政府政策推動型和混合發展型等。

社區需求內生型社區慈善的核心動能來源于社區居民實際需求。其慈善活動通常由社區居民自發組織，志愿者們往往來自社區內部，從而構建起一個社區內的供給網絡，不僅能提供物質上的幫助，更能提供情感上的支持，進而增強社區凝聚力，推動社區的整體發展。然而，這種類型社區慈善在實踐中往往發展緩慢，面臨著許多挑戰。一是缺少有組織地持續服務的能力。志愿者通常由社區居民組成，較為有限的專業能力和方法使其難以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也易受問題沖擊而停滯服務。二是在動員社區內居民積極參與且形成日常機制上耗時較長。面對此類社區慈善的問題，中國社會保障學會聯合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于2023年發起社區慈善實驗項目，試圖通過社會實驗和行動研究，用專業的力量搭建社區慈善可持續發展機制，支持社區立足于實際需求，激發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發展的內生動力。

外部資源驅動型社區慈善包括企業供給及社會組織供給等方式。其中，企業供給型社區慈善的發展與企業的社會責任投入程度息息相關，企業自身的社會責任策略會對社區慈善發展產生較大影響，如有些企業強調自身員工參與社區慈善服務，有些企業看重參與社區慈善活動的品牌宣傳，有些企業只在乎完成企業社會責任指標中的要求，還有些企業愿意付出較多的精力與資源來關注參與社區慈善的成效與社會影響力，希望通過企業參與對社區議題或需求的解決產生實際的推動作用。社會組織供給式社區慈善是指社會組織根據自身使命目標、專業服務能力和相關實踐經驗等，在社區針對特定群體需求或問題提供錢款物資或服務支持。在此類型中，供給方可以是在社區內積累有一定基礎和資源的社會組織，也可以是社區外的社會組織，通過資助社區社會組織或在社區內設立分支站點來提供服務。外部資源驅動型的社區慈善發展特點是能為社區慈善帶來外部資源以及獲得更多專業性服務的供給機會，但必須面對如何有效兼顧利益相關各方的需求，在社區內扎根并可持續性發展的問題。

政府政策推動型社區慈善的發展動力主要來自各級政府在基層社會治理、社會保障和慈善事業發展等方面制定的相關政策的推動。根據政策的要求與指標，由相關部門牽頭，聯動基層單位，通過項目設置、資源整合、協同開展與活動執行等一系列舉措，針對社區的某一慈善需求與問題提供相應的措施與服務。這種社區慈善發展路徑的特點在于行動快和覆蓋面廣，但也容易受到挑戰，比如在項目可持續性、供給依賴性、服務質量和成效把控等方面。目前，我國社區慈善的發展多屬于此種類型，尤其是以社區基金會和社區（慈善）基金為主要載體的社區慈善，對政府政策有著較強的依賴性。目前成立的社區基金會中，三分之二在成立時由政府直接出資，三分之一由政府和企業共同發起。它們的初期運作資金也是由政府或直接或間接地提供，服務則主要通過政府購買來實現。當然，由于不同基層領導的支持態度與重視程度不同，不同區域社區慈善的發展亦參差不齊，有快有慢。

混合發展型社區慈善是一種綜合模式，它依據社區的發展基礎，以社區需求為導向，充分利用政策引導、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組織的專業能力等優勢資源，形成社區慈善的綜合發展。它強調根據社區的具體需求和資源稟賦，整合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以及社區居民的力量，共同推動社區的可持續發展。這種發展方式的核心在于多元主體的協同合作，政府發揮著政策引導和資源配置的作用，通過制定相關政策和提供資金支持，為社區慈善項目提供基礎保障。企業則通過履行社會責任，為社區發展提供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支持。社會組織，尤其是社區社會組織，利用其專業性和靈活性，為社區提供定制化的服務和解決方案。社區居民的參與和反饋能夠確保項目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近年，越來越多的社區慈善建設采用此種方式。如“五社聯動·家園助力站——社區基金助推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合作項目”中，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社會組織負責項目設計和執行，企業負責捐贈并提供志愿服務，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和志愿服務，多元主體共同推動社區的發展。在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推動的“社區慈善實驗項目”試點中，專家學者和各級政府、慈善組織、社區社會組織以及社區居委會等共同推進社會實驗，探索社區慈善發展的有效方案。

3.運行路徑：政策引導—行業撬動—社區行動

社區慈善的實踐表明，中國的社區慈善發展路徑不同于西方，在政府與行業組織等各方聯動的實踐中造就了“政策引導—行業撬動—社區行動”的社區慈善發展路徑。它既是政府通過政策和資金支持、慈善行業積極響應以及社區落實慈善行動的過程，也體現了政府、慈善組織和社區等力量在社區慈善發展中的角色和關系。

第一，中國社區慈善的發展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引導和支持。雖然社區慈善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機制，但其在中國的發展卻明顯有賴于政府的支持。這是因為，從理論上講，社區慈善的目的是通過提供服務滿足社區居民需求，進而增強社會凝聚力，需要政社合作以協調資源；從實踐來看，長久以來形成的中國慈善政社關系不同于西方，慈善活動的進行需要政府相關部門的許可與認同。目前發展較好的社區慈善也都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一方面，社區慈善的開展需要上級政府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社區慈善的實踐有賴于基層政府的協調統籌。如前所述，近年在社區中，公益慈善、社區治理和民生保障等措施相輔相成，共同指向居民需求的滿足，社區層面的資源協調有助于更好地解決問題。

第二，行業性組織發揮了強有力的杠桿撬動作用。從目前已有實踐來看，多個地方的慈善會在社區慈善發展中發揮了樞紐型組織的作用，形成了行業響應的地方模式。如廣州慈善會在廣州社區慈善建設初期通過提供配套資金吸引和撬動各區設立社區慈善基金，通過培訓和交流引導基層人員探索社區慈善，總結出了“社區慈善基金+社會工作+志愿服務”的模式。成都市慈善會和成都市和諧社區發展促進會也在早期為社區慈善的發展搭建了社區資源共享平臺，并配備專業的社會工作者為區縣及下設的社區、村進行社區慈善輔導。中國社會保障學會聯合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進行的“社區慈善實驗項目”主要發揮專家的撬動作用，屬于專業引導模式。其特點是專家智庫在推動完善社區慈善法律法規的同時，基于對社區慈善的深入研究和前沿實踐把握，將行動研究、社會實驗與政策倡導結合在一起，以“立足社區、服務社區、動員社區、提升社區”為基本方針，通過整體方案設計、專業團隊跟蹤陪伴，探索激發不同類型社區發展內生動力的社區慈善模式，目前已在全國14個各具特色的社區初現成效。中華慈善總會聯動各地方慈善會推行的“幸福家園項目”是典型的平臺型響應模式，其借助慈善會系統的組織優勢和“公益寶”網站作為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的優勢，發揮公募慈善組織和數字公益平臺的撬動作用，各地慈善會則結合自身特點在當地開展活動。以上行業性組織在社區慈善中的積極作為，不僅提供了專業化的服務，還帶動了社區慈善的創新，并引領著中國社區慈善的發展方向。

第三，社區行動是社區慈善發展的關鍵。社區慈善的建設，是社區黨委和居委會、各種社區慈善載體和社區居民等多個主體共同參與、聯合行動的結果。具體而言，一是社區“兩委”通過建立機制，統籌社區內外資源，包括人力、設施、空間和資金等，為社區慈善的發展提供基本條件和保障。如，成都市安公社區在社區黨組織的引領下，統籌停車場、茶館、圖書館、運動場等公共空間，通過建強黨員線、健全自治線、發動志愿線、發展社團線、延伸服務線的“五線工作法”構建了慈善需求、慈善資源、慈善力量銜接的工作閉環，為社區慈善的持續發展夯實了基礎。二是包括社區社會組織在內的社區慈善載體通過形式多樣的活動為社區居民提供服務，并吸引和動員社區居民參與。酒泉市官北溝社區以社區社會組織禎祥社為紐帶，通過公益集市等形式募集資金并設立社區專項基金，鏈接社區內外社會組織、愛心企業、志愿者等多方資源，通過需求和資源摸底，開展“一起”系列活動，調動了社區居民和商戶的參與積極性，組建了五支社區志愿服務隊，共同助力社區發展。三是社區居民和商戶、企業、機構等社區相關主體通過開展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慈善活動，共同參與社區活動，關注社區實務，逐漸形成了社區慈善發展的內生動力。上海凌云街道梅隴三村居民志愿者隊伍通過“發動一名主婦、帶動一個家庭、輻射一個樓組”的方式，開展“可再生家庭廢棄物回收利用”“家庭一平方米小菜園”“家庭微綠地”等活動，形成了由點到面的社區大聯動。實踐證明，社區相關主體聯合行動，以社區之人辦社區之事，可以產生更好的社區慈善與社區治理成效。

調研發現，在“政策引導—行業撬動—社區行動”路徑主線的實踐中，地方社區慈善的發展沒有統一模式，而是依當地的文化生態和經濟樣貌不同而呈現出多樣化的模式。如，廣州社區慈善借助相對成熟的社工體系發展出“慈善+社工+志愿服務”的模式；成都市委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把社區慈善嵌入基層社區治理，區級層面的9家社區基金會組成了社區基金會發展網絡，帶動社區慈善發展；上海則是充分發揮城市優勢，把慈善超市打造成了上海慈善事業的名片，同時將社區基金會建立在街道層面，立足轄區開展服務活動；武漢的社區慈善強調社區力量多方聯動；酒泉的社區慈善則基于相對傳統的社會文化和較為薄弱的經濟基礎，強調對居民基本需求的把握和服務，發揮樞紐型社區社會組織的作用。由此可見，只有融入社區實際，基于社區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發展問題確定不同的慈善建設目標，進而選擇不同的模式方案，社區慈善才能發展起來。這是因為，一方面，社區慈善的發展有賴于居民的認可和支持。社區是一個緊密聯系的社會群體，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獨特的社區規范、社會網絡和信任機制，社區慈善要想發揮作用，就必須了解和尊重當地的文化特點，在原有信任基礎上與居民形成共識，獲得支持和參與，為社區慈善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另一方面，每個社區的居民需求和發展條件都不盡相同，社區慈善只有與地域特色和居民需求相契合，才能真正解決社區問題。深入了解社區的文化特點，可以更好地理解居民的價值觀念、習俗和行為準則，有針對性地開展社區慈善活動，提供符合當地需求的服務。因此，社區慈善必須考慮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和各地文化的獨特性，社會文化是社區的核心元素之一，直接影響著社區居民的認知和行為。當社區慈善與社區文化緊密聯系在一起時，社區居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社區慈善的目標和價值，愿意積極參與其中。

四、何以能為：中國特色社區慈善的未來發展

經過多年實踐，中國社區慈善已由零星探索走向規模化發展，有對慈善文化基因的傳承和創新，也體現著與現代治理理念和方法的融合。但就目前的整體狀況來看，還存在許多局限與瓶頸，需要繼續推進并不斷優化發展。

1.中國社區慈善發展的主要問題：認知偏差、資源分散、動員乏力

隨著各界各地對社區慈善理論和實踐探索的深入，我國社區慈善發展的問題和瓶頸也逐漸顯現。

第一，認知偏差與路徑依賴。目前人們對社區慈善的基本原理認識還不夠清楚，包括前文所述之社區慈善的內在價值、方向目標和路徑方法等。社區慈善應往何處去？基層普遍存在“慈善就是用物資救助困難群體”“慈善是有錢人做的事”等認識偏差，“重籌款輕服務”“重活動輕效能”的慈善活動也屢見不鮮。沒有清晰的認知，便沒有準確的行動，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社區慈善建設的難度。同時，多年來，中國的公益慈善一直扮演政府法定保障補充的角色，在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組織中，政府力量往往發揮著核心的領導作用，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化慈善推動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無論是全國性慈善組織還是基層的社區活動，都主要是對政府政策的貫徹和實施，是基于行政驅動的慈善運作邏輯。盡管近年多元治理和現代慈善的理念與方法被廣泛接受并運用，已有的發展路徑和實踐效果也充分展現了政府在推動社區慈善方面的重要影響，但在實踐中，傳統路徑依賴下的許多涉業人員和居民在慈善參與意識、理念和方法上都呈現出明顯的被動性，仍習慣于接受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行動和被動式服務，參與的主動性和自主性仍然有限。

第二，社區資源分散，整合力度不夠。社區承載著居民生產生活需求和各種美好期待，社區慈善是一種用社會機制聯結多方發揮合力的共建行動，但目前聯動的力度和效果都還很有限。一是盡管發展社區慈善已寫進《慈善法》，但目前支持和引導社區慈善發展的政策體系還不夠完善。從全國層面上看，國家部委的方向性制度設計還未出臺；部分省市雖已出臺促進社區慈善發展的政策文件，但實質性推動力度不夠，對主管部門之外的力量調動不夠。二是相關職能部門的合作機制還未健全。如社會工作部和民政部門在社區的合作，婦聯、殘聯、團委、工會等群團組織與社區社會組織的合作等，在社區呈現的還是“條線作戰”，存在資源投放條線多但民生改善效果有限的普遍現象。三是市場的商業價值與慈善的社會價值還未找到平衡點。社區慈善的發展離不開社區中商業資源的盤活與市場方法的借鑒，但目前慈善資源和商業情懷還未在社區層面探索出成熟的結合方式。四是社區內資源整合的力度不夠，因缺少政績指標，社區“兩委”創新性統籌資源的動力不足，而作為社區慈善服務“主心骨”的社區社會組織，因其“社會”身份的存在，在發展過程中既存在與基層政府對話困難的困境，也存在難以統合資源、提供高質量服務的困境。

第三，動員乏力。目前社區慈善項目中基于真實需求驅動的少，且服務穿透力不足，動員效果有限。一是當前籌款頻繁而服務滯后的不平衡在社區基金的設立和使用中表現得較為明顯。盡管社區慈善基金的設立初衷是更有效地服務社區居民，解決社區實際問題，但實際上，社區基金未能及時或有效地轉化為具體服務的問題也普遍存在。二是在已開展的服務項目中，以資源為驅動的居多，基于居民真實需求的較少，表層化的服務模式穿透力不足，動員居民、服務社區的初衷難以有效實現。具體而言，目前許多項目策劃側重于資源的利用，如資金、物資調配及志愿者動員，而對需求的深入評估與居民的直接參與關注不夠，從而使得項目內容與居民實際需求聯結不夠緊密，居民的滿意度與參與度不高，而且帶來了資源的低效利用乃至浪費，不利于社區慈善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同時，居民參與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不足使得慈善服務成為單向的、被動的接受過程，未能充分瞄準并激發社區居民的自我發展意愿與潛能，未能真正盤活社區內外資源，未能形成利于慈善發展的機制搭建與配合，難以激發社區居民內生動力，更難以提升居民的社區歸屬感。

2.中國社區慈善的發展路徑：激發內生動力

內生動力是基于社區內部需求而生發成長的原生力量，是社區慈善需要撬動的深層動力，也是社區慈善發展的永動機。面向未來，我國社區慈善既要繼續探索中國社區慈善發展的基本規律，進一步認識社區慈善對中國特色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和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價值，明確中國社區慈善發展的目標和發展路徑，也要直面已經出現的問題，完善支持社區慈善發展的政策與治理結構，守正創新，建立“立足社區、動員社區、服務社區、提升社區”的長效發展機制，同時建立良好互動的基層政社關系，疏通激發社區慈善內生動力的支持網絡。

第一，進一步明確和認識社區慈善對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的價值。如前所述，發展社區慈善首先要認識到社區慈善對于中國特色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和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意義。社區慈善承載中國慈善文化基因，有助于家國文化傳承，既是世界慈善版圖中能夠體現中國慈善特征、彰顯中國社會發展質量和文明程度的慈善形態，也是中國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方向，能夠有效提升居民的參與感和歸屬感，提升慈善公信力，形成慈善事業發展的雄厚社會基礎；更能夠增強基層治理的有效性和靈活性，為國家治理提供穩定的根基，從而為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奠定基礎。因此，社區慈善是需要大力發展的慈善形態，需要一攬子的支持政策引導，如寬松友好的社區慈善創新發展政策，適合社區慈善特性的統計標準和指標體系等。

第二，遵循社區慈善的運行原理，立足社區、動員社區、服務社區、提升社區。社區慈善提升社會凝聚力和促進社會團結的價值功能大于經濟功能。立足社區，即要從社區的具體情況出發，基于社區實際需求和已有資源設計社區慈善方案；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由內而外，培育和激發社區內生動力。動員社區，即要通過發掘社區資源、培育社區能人、組建核心團隊、聯動社區相關主體，用社區之人、做社區之事、成社區之美，形成互助向善自發而為的社區聯動機制。服務社區，即要立足社區居民需求，通過公益慈善活動和服務，急居民之所急，解居民之所困，通過社區慈善促進社區融合和發展。提升社區，即要通過立足社區、動員社區和服務社區，形成互助友愛的社區氛圍，增強社區的歸屬感、凝聚力和行動力，提升社區品質，促進社區和諧和美發展。

第三，完善社區慈善支持體系，健全社區慈善可持續發展機制。推動社區慈善的有效長效發展，需要創造友好的政策環境和建立完善的發展機制。一方面，政府相關部門應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為社區慈善的發展提供政策支持。如大力培育樞紐型社區社會組織，創造更寬松的發展環境，支持社會組織創新發展模式，增強社會組織的自我造血能力等。另一方面，社區需要建立完善發展機制，推動社區慈善的長效發展：一是搭建社區慈善資源運轉機制。源于民、用于民的社區慈善基金是社區慈善發展的“錢袋子”和“蓄水池”，有源頭活水且可以有效使用、可循環又可持續的基金池是社區居民共建共享的底氣和保障。二是建立健全服務提供機制。科學地識別大部分居民的需要，精準捕捉社區居民的迫切需求和服務洼地（尤其是居民的急難愁盼需求），全面了解社區人才資源和其他潛在資源，是社區項目設計和服務提供的起點；分門別類地對需求和資源進行摸底，有助于精準地提供服務，如“需求庫”對社區急難愁盼性、普遍性和品質發展性等需求的分類，“資源庫”對組織型、才藝型、資源型等能人的分類；動態、持續地評估社區居民需求，有助于及時調整更新項目以有效提供服務。三是建立社區慈善學習和人才培養機制。社區社會組織負責人、社區工作者、公益慈善能人、志愿者等對社區慈善的認識和工作方法決定著社區慈善活動的有效性，開展系統化學習和培訓有助于幫助其提升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四是建立完善的文化機制。公益慈善本質上是道德實踐，以文化人，將文化活動與家風家教建設緊密結合，從思想維度滋養居民，釋放社區居民內在的正能量，促進社區慈心善愛的傳播。五是注重數字技術的輔助與應用，提升社區慈善的效能與便捷度。線上籌款平臺可將社區“有需要”的信息推送至更多“有資源”的群體；社區在線議事平臺可以讓相關主體便捷地參與慈善項目討論和決策，提高居民參與度和社區慈善透明度。此外，科技智能工具，如AI輔助決策系統，可以幫助社區慈善組織更高效地識別和解決社區需求，實現資源的精準投放。數字技術可以增加公益慈善的應用場景，改變人們的行善方式，革新社區慈善服務方法，將公益慈善元素植入居民的日常生產與生活、行為與觀念等多個方面，是社區慈善不可缺少的助力工具。六是建立社區慈善的褒獎機制、品牌建設和傳播機制等，激發社區慈善的內生動力。

第四，建立良好的社區慈善溝通和協調機制，有效整合資源。社區慈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資源協調平臺，發展的關鍵在于資源鏈接和服務提供，善款的籌集可以通過社區基金或基金會實施，但善款的使用和社區慈善資源的調動必須通過大量致力于社區發展的樞紐型社區社會組織和服務型社區社會組織來實施。良好的政社關系需要基層政府和相關慈善組織相互溝通、協同發力。一是政府和慈善組織應該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定期舉行聯席會議或工作座談會，共同商討本社區慈善事業的發展，協調政策和資源，推動合作項目的開展。二是政府和慈善組織應加強信息共享，及時了解對方的工作進展、資源狀況和需求狀況，避免重復建設和浪費資源。三是政府和慈善組織應當共同努力提高組織能力，如政府通過政策引導、規劃設計等方式，推動社區慈善與社區治理、社會保障的有機融合，為社區慈善提供支持和保障，促進慈善資源的聚集和有效利用，共同提升社區慈善事業的影響力和可持續性。

作者：謝瓊，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理事。

本文轉自“中州學刊”微信公眾號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機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