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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出生于1874年福建泉州集美社。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伴隨他一起的還有中國被帝國主義殖民的屈辱記憶。
1890年,陳嘉庚來到新加坡,幫父親打理生意。1903年,因父親用人不善,導致破產。在這一背景下,陳嘉庚不僅沒有逃跑躲債,反而接過了這個爛攤子,重新開始做起。
按照當地法律規定,如果破產的商行不在自己名下的話,是沒有債務的。也就是說,父親破產的商行,他是可以規避債務的。
然而,陳嘉庚在決定接手父親破產的生意后,他召集了諸位債權人,并向他們承諾自己會替父還債。這個決定讓他在華僑社會中贏得了普遍信任,但同時,也讓他在創業初期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已經三十歲的陳嘉庚,背負著替父還債的承諾一頭扎進了商海。幾年后,他便掙得十幾萬。積攢了這筆初始財富后,他原本可以用來再次擴大自己的商業版圖。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一下子拿出了9萬,替父還債。遵守了自己當年對債權人們的承諾。
陳嘉庚說到做到立即在華僑中引起了廣泛熱議,許多人稱贊他“一諾千金”。
1925年,陳嘉庚的公司進入了發展的鼎盛期,經營有米廠、木材廠、皮鞋廠等,超過了30處廠房,生意遍布全球五大洲,手下員工多達三萬多人。
毫無疑問,陳嘉庚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然而,除了做生意之外,他還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他將自己生產的產品稱作國貨,同時商標注冊為“鐘牌”,意為警鐘長鳴,喚醒民眾勿忘國恥。
1912年,陳嘉庚帶著一家人回到集美,當他看到家鄉沒有學校,孩童頑劣不堪、青年打架斗毆、賭博抽煙的現狀后,當即決定創辦學校。第二年,集美便有了第一所新式學校。此后,他開始了自己的“毀家興學”之路。
因為在為學校招聘老師的過程中,感受到師資力量嚴重不足的困境。于是,陳嘉庚決定創辦高等院校。1919年,陳嘉庚公開表示:
“此后本家生理及產業逐年所得之利,雖至數百萬元,亦盡數寄歸祖國,以充教育費用,乃余之大愿也。”
同年5月,陳嘉庚回到祖國,創辦廈門大學,離開前,他更是將自己在海外的所有不動產捐給集美學校作永久基金。
1921年廈門大學終于建成,這也是福建的第一所大學。他將自己做生意賺來的錢,幾乎全部用到了發展國家教育上。為籌措教育經費,他曾一度賣掉了自己的私人住宅。
除了相信教育為立國之本,并為之奮斗終生外,陳嘉庚還為我國抗日戰爭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支持。
1909年,陳嘉庚經人介紹,認識了孫中山。在孫中山的影響下,他也成為了中國同盟會的一員,為其革命提供了經濟支持。從此,陳嘉庚率領南洋華僑義捐、僑匯,成為了我國抗戰期間重要的財政支柱。
1928年,“濟南慘案”爆發后,陳嘉庚率領山東籌賑會,在九個多月的時間里,開展各種募捐活動。這一時期,他也第一次組織不同族群、省份、階層的華僑一起抵制日貨。
抗日戰爭爆發后,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積極組織成立抗日救國組織,捐款捐物支援國內抗戰。在這一背景下,新加坡僑領們不約而同找到陳嘉庚,請他出面領導華僑在新加坡的籌賑工作。
陳嘉庚考慮到自己已經退出商界,無法帶頭捐獻錢財,便婉拒了這一重任。但僑領們卻對他說道:
“你為興學,不惜毀家,如今聲望更比以前高,何況南洋一帶那么多成功的企業家都出自陳嘉庚公司,你登高一呼,大家必定踴躍響應。”
最終,在各位僑領的極力勸說下,陳嘉庚于1937年出任星華籌賑會主席。
1938年,為了能夠更有效地支持祖國抗戰,統一管理各地的救亡組織,各地華僑組織和代表齊聚新加坡召開大會。會議決定成立南僑總會,并推選陳嘉庚擔任主席。
南僑總會的成立,標志著全南洋華僑為支持國內抗戰,突破地域、幫派、行業等的界限,團結在一起,成為了一個統一的抗日救亡團體。此后,陳嘉庚夜以繼日開展工作,為國內抗戰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支持。
1939年,國民政府經濟面臨困難,蔣介石親自給陳嘉庚發去電報:
“振奮以前之精神,繼續努力源源匯寄,俾裕軍用。”
僅1939年這一年,南洋華僑就向國內提供了高達8億元的資金。毫不夸張地說,這一時期,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的捐款,已經成為了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的財政支柱。除了捐錢外,南洋華僑還多次捐獻飛機、坦克等戰略物資。
自領導華僑的抗日運動以來,陳嘉庚一直支持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但是,他卻在一次延安之行后公開大呼“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這是怎么回事呢?
1940年,隨著抗日戰爭進入到了最艱苦的階段,遠在海外的南洋僑胞更時刻關注著祖國抗戰的情況。為了解國內抗戰情況,同時慰問廣大抗日軍民,南僑總會組織了“回國慰勞視察團”。
消息一經傳出,南洋各地愛國華僑紛紛報名參加慰勞團。為了避免慰勞團在回國后被人操縱或受人欺騙,已經66歲的陳嘉庚思慮再三后,決定親自率慰勞團回國。
重慶是南僑慰勞團訪問的第一站。消息在國內傳開后,重慶各界歡欣鼓舞,熱烈歡迎慰勞團的到來。國民政府高度重視,隨即準備了8萬元經費開辦各種歡迎宴會和活動。
1940年3月26日,陳嘉庚一行人飛抵重慶,國民政府各機關代表、上千名民眾聚集在機場歡迎。在歡迎茶話會上,陳嘉庚發表了講話,字里行間滿滿都是對祖國的惦念,他的愛國之情和抗戰必勝的信心感染了在場的每一位國人。
早在回國前,為了減輕國內戰時的負擔,他便要求慰勞團此次回國,要自備生活用品和購物所需資金。同時,還定下了一條原則:
“切實做事,不夸張,不虛飾,務以誠敬謙恭對人,簡單樸素律己,以不負海外千余萬華僑之使命為最高之原則。”
于是,當陳嘉庚聽說重慶國民政府專門撥款8萬元用于這次的招待費用后,他第二天便在重慶各大報刊上發表了一份聲明:
“聞政府籌備巨款招待慰勞團,余實深感謝。然慰勞團一切用費已充分帶來,不欲消耗政府或民眾招待之費。在此抗戰中艱難困苦時期,望政府及民眾實踐節約,切勿消耗物力;且當抗戰困難時期,尤當極力節省無謂應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礙工作。”
陳嘉庚本人也多次表態,謝絕蔣介石安排的種種豪華住所、餐食。慰勞團在國內的一切開支,除了汽車接送外,一切都是自費的。
3月28日,陳嘉庚第一次與蔣介石會面。蔣介石的做派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時,蔣介石的專車剛到,就聽到傳令兵大喊“蔣委員長到”,在場所有人立即起立,一個個恭敬地等待著。直到蔣介石走進會場坐下,輕輕揮手示意后,大家才敢坐。后來,陳嘉庚在與友人提起此事時,直言“蔣介石像個皇帝”。
除了與國民黨內的軍政要員交流外,陳嘉庚還與重慶各界民主人士、報社記者等進行了廣泛接觸。他看到國民黨內的種種現狀后,失望不已。
就在這時,葉劍英、林伯渠等共產黨人上門拜訪。不久后,陳嘉庚應共產黨人邀請,來到了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
在與共產黨人接觸的過程中,陳嘉庚逐漸轉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并提出了“想要去延安看看,見一見中共最高領導人毛主席”的意思。
幾天后,毛主席便從延安發來了電報,正式邀請陳嘉庚一行人來延安訪問。蔣介石得知這一情況后,想盡各種辦法阻撓。
不過,陳嘉庚態度堅決,蔣介石也不好繼續阻攔,只是他又說道:“去延安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產黨欺騙。”
5月31日,陳嘉庚一行人抵達延安。為了讓他了解延安的情況,毛主席特意讓人做了一系列參觀安排,還主動邀請他參觀棗園,令眾人意外的是,陳嘉庚聽后,卻只說了一句“我今天是來吃飯的”。
陳嘉庚之所以這樣說,其實是想看看共產黨和國民黨有何不同。在重慶的這段日子里,他見慣了國民黨內的奢侈與豪華,民間流傳的“前線吃緊,后方緊吃”并非空穴來風,完全是真實寫照。他想通過餐食看看在延安的共產黨是什么樣子的?
毛主席單獨邀請陳嘉庚先生吃飯,飯桌上除了平日里的咸菜、白菜外,還多了一碗雞湯。他指著那碗雞湯,笑著說道:“我沒錢買雞,這是鄰居的大娘聽說我招待原來的客人,特意送來的。”
僅僅一頓簡單的飯,就讓陳嘉庚對共產黨有了不一樣的認識。
雖然在延安只待了僅僅8天,但卻讓陳嘉庚“大開眼界”。與重慶的民眾相比,延安的老百姓吃穿自然比不上,但每個人精神面貌十足,干活積極,當地治安很好。
來延安之前,陳嘉庚聽說延安有數十萬軍隊,但在延安的大街上,他卻很少能夠見到身穿軍裝、耀武揚威的軍人。
他向毛主席說明了自己的好奇后,毛主席向他說道:
“八路軍是人民子弟兵,因戰備和生產需要,平時很少出來,有的戰士所穿衣服與老百姓一樣,一時也認不出來。如果你需要去看看軍隊,可以請朱老總陪你去看看。”
與重慶截然不同的場景,令陳嘉庚對共產黨驚嘆不已。尤其是當他親眼見到像毛主席這樣的領袖與普通干部、人民群眾的親切交流后,他更是感到不可思議。
為了更準確地了解共產黨,陳嘉庚還多次詢問在延安的歸僑青年。他從這些青年們的口中,更進一步確定了自己在延安和解放區的所見所聞都是真實的。
在與共產黨干部和解放區人民群眾的交往中,陳嘉庚從離開重慶時的迷茫已經變得豁然開朗,最終確定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61年8月12日,陳嘉庚逝世。周總理和朱德親自領先執紼到北京火車站,用火車運至故鄉陳嘉庚的故鄉集美,將他安葬在鰲園墓地。
參考資料:金秋2021年5期、紅巖春秋2015年6期、《家庭百科報》2015年5月1日、黨員文摘2015年7期、今古傳奇·人物版2021年4期、文史春秋2019年3期、財經國家周刊2016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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