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同任何歷史人物一樣，華國鋒的政治實踐也是復雜和多面的。這里不多作敘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點：華有一個最大的錯誤，即1977年對所謂“反革命謠言”的處置。深究起來，這個錯誤的根源并不在華國鋒，而在于長期的“專政”制度和傳統。

同任何歷史人物一樣，華國鋒的政治實踐也是復雜和多面的。這里不多作敘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點：華有一個最大的錯誤，即1977年對所謂“反革命謠言”的處置。

1977年1月，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民間自發舉行了聲勢不小的紀念活動，一些地方出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追究吳德、陳錫聯、吳桂賢等人責任的大字報，令高層十分緊張。

華國鋒當即指示“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并親自簽發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沒有出現關于天安門事件的大字報、大標語以及政治謠言的情況”，報告中央。（參見王洪模等著：《改革開放的歷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頁。）

按照這個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謂“謠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發出《關于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即中發1977年五號文件），批轉《全國鐵路工作會議紀要》（即中發1977年六號文件）。兩個文件認定，“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攻擊和污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標語、大字報。現在社會上還流傳不少政治謠言”，“政治上十分反動，惡毒攻擊一些已經去世的和現在的中央領導同志，妄圖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要求“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參見《改革開放的歷程》，第50頁；陳文斌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第464頁；譚宗級、葉心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四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6頁。）

華國鋒本人就親自批發了北京市關于“李冬民事件”的報告。

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機器廠工人，時年32歲。1976年，李曾參與“四五運動”，寫大字報對“批鄧”表示不滿。

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輕人在北京長安街貼出大標語，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李的活動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蹤，市委第一書記吳德武斷地認定李是借紀念周恩來，以“天安門事件”做文章，“陰謀策劃先提‘保鄧’口號，讓鄧出來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幫’是右派政變，打出保王洪文口號，號召推翻以華主席為首的搞‘右派政變’的黨中央”。

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將李冬民逮捕。

28日，北京市委給中共中央上報《關于一個反革命集團案件的情況報告》。

3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國鋒決定將這個報告及所謂“罪證材料”作為會議文件印發（1980年李冬民獲平反）。（參見《改革開放的歷程》，第43～44、50頁；張湛彬著：《石破天驚——中國“第二次革命”起源紀實》，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第65頁。）

各地奉五號、六號文件的指令，進一步追查、逮捕“謠言制造者”，立案審查，判刑收監。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門又逮捕了一批人。有關逮捕的準確數據，迄今未見官方公布的材料。

更厲害的是，（1977年）3月28日，國務院發出三十號文件，要求對攻擊毛主席、周總理、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破壞揭批“四人幫”斗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逮捕法辦；“對極少數罪大惡極，證據確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要堅決殺掉”。（參見《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年》，第464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四卷，第14頁。）

據一些材料稱，抓捕“四人幫”之后，全國處以死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達44人（還有兩種模糊的說法，一說四十余人，一說五十余人）。（參見白相國、張植臣、丁鐵石在討論歷史問題決議草稿時的發言（1980年11月9日、5日），《中央國家機關討論歷史問題決議草稿的簡報》總256、214號。）

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后才審判的案件，最著名的個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蓮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后以“反革命罪”執行死刑的（均于1981年平反昭雪）。

王、李案件的最終判決，都同五號、六號和三十號文件有關。（參見金鳳：《血寫的囑托》，金鳳、丁東編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第242～246頁；《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第175～197頁。）

華和高層的處置，自然是出于對可能發生的政治動蕩的憂慮。對于民間輿論和自發活動的應對，只是采取意識形態的手法（如宣傳“兩個凡是”），充其量不過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動用司法手段，尤其是開殺戒，則不能不鑄成無可挽回的大錯。

深究起來，這個錯誤的根源并不在華國鋒，而在于長期的“專政”制度和傳統。“文革”時期的“惡攻罪”，將以言定罪推到極致。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其中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上冊，1988年，內部印行，第247頁。）

這項沒有經過立法程序規定的“罪名”，根本違反了憲法關于公民言論自由的規定，其內涵和外延又毫無界定，可以任意解釋和放大，成為政治斗爭、派系斗爭的工具，導致了難以計數的冤假錯案。

1977年的“打擊政治謠言”，當然不能與“文革”相提并論，但手段卻沿襲了“文革”，只是把“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換成了“攻擊毛主席和華主席”。從性質上說，它是“專政”制度悲劇的重演，而這一點才是最應該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