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剛剛舉行了一場重要的大選，總理阿爾巴尼斯領導的工黨，以“碾壓性”的巨大優勢贏得大選。對于很多國際觀察人士而言，這是一個具有風向標意義的選舉結果，澳大利亞什么時候變得這么重要了？

其實變重要的不是澳大利亞，而是這次選舉意味著西方陣營又出現左轉的趨勢。阿爾巴尼斯領導的工黨在這次選舉中一舉奪下聯盟黨多達11個國會席位，加上綠黨和獨立黨的3個席位，在國會中的席位超過了80席，遠超半數的76席。這是澳大利亞近年來罕見的碾壓局，阿爾巴尼斯也成為21年來首位成功連任的澳大利亞總理。

工黨的勝利并非偶然。過去三年，阿爾巴尼斯政府在經濟、外交和社會政策上取得了一定成績。他推行減稅、能源補貼、租金援助等政策緩解民生壓力，2024年GDP保持1.3%的增長，同時在外交上修復了與中國的關系，成為自2016年以來首位訪華的澳大利亞總理。

但這次選舉在選前很長一段時間里，阿爾巴尼斯的民調并不樂觀。由于澳聯儲連續加息、通脹高企、房價飛漲，許多選民對工黨的經濟治理能力產生懷疑，反對黨領袖達頓一度在民調中領先。

但轉折點出現在2月。特朗普政府開始對全球盟友揮舞“關稅大棒”，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多個國家被加征鋼鋁關稅。阿爾巴尼斯政府試圖談判，但特朗普拒絕豁免澳大利亞。這一事件讓澳大利亞選民對特朗普的厭惡情緒迅速升溫。洛伊研究所4月的民調顯示，68%的澳大利亞人認為特朗普對澳大利亞不利，僅有36%的人相信美國會在全球采取負責任行動。

這不是“特朗普效應”第一次影響西方選舉。就在4月28日，加拿大自由黨領袖馬克·卡尼在選舉中擊敗保守黨，成功連任總理。而保守黨原本在民調中領先20個百分點，卻在特朗普對加拿大加征關稅、甚至揚言“加拿大應成為美國第51個州”后，支持率暴跌。

澳大利亞的情況幾乎如出一轍。選民對特朗普的厭惡情緒直接轉化為對達頓的不信任。阿爾巴尼斯在競選期間多次強調，達頓若上臺，澳大利亞將走向“美式政治分裂”，而工黨才是穩定和理性的選擇。這一策略奏效了。

過去兩年，西方國家的右翼勢力似乎勢不可擋。德國選擇黨、英國改革黨、法國國民聯盟等極右政黨紛紛崛起，這些政黨多多少少都與特朗普有某種聯系，或至少在外交政策上傾向于親近美國。但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讓美國變得“人嫌狗厭”，與他的關系反而成了右翼政黨的“支持率毒藥”。

達頓就是典型案例。他原本希望通過模仿特朗普的強硬風格吸引選民，甚至在加沙問題上稱贊特朗普是“偉大的交易者、思想家”，甚至表示自己愿意成為“澳大利亞的特朗普”。但在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引發眾怒后，達頓的支持率迅速下滑，他試圖在辯論中與特朗普切割，稱“我不認識特朗普，從未見過他”。

雖然這個滑跪很絲滑，但為時已晚，澳大利亞選民并不買賬。他們擔心，如果達頓上臺，澳大利亞可能會被卷入更激烈的美中對抗，甚至淪為地緣沖突的前線，所以聯盟黨這次輸得特慘。相比之下，阿爾巴尼斯雖然也強調美澳同盟，但至少在外交上保持了相對平衡的姿態，這讓選民覺得更安全。

但也有人記得，在競選期間，阿爾巴尼斯曾放話，如果連任，將“收回”中國企業租賃的達爾文港。這一表態引發外界猜測：他是否在向美國示好？還是單純覬覦港口的收益？

達爾文港是澳大利亞北部的重要戰略港口，2015年由中國嵐橋集團以5億澳元獲得99年租賃權。盡管2023年澳政府的審查未發現安全風險，但部分政客仍堅持要求“回購”。阿爾巴尼斯的表態可能是為了爭取國內民族主義選民的支持，但實際操作上，他不太可能采取極端措施。

原因很簡單：阿爾巴尼斯能逆轉選情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選民希望他能在中美之間找到平衡，而不是徹底倒向美國。如果他真的撕毀達爾文港協議，不僅會損害澳大利亞的商業信譽，還可能引發中國的反制，影響正在復蘇的澳中貿易。2023年以來，澳大利亞對華出口已恢復至60億澳元，葡萄酒、龍蝦等產品重新進入中國市場。阿爾巴尼斯不會輕易破壞這一局面。

在經濟上，他可能會繼續推動減稅和住房政策，緩解選民的生活成本壓力。在外交上，他會深化美澳軍事合作，但避免在臺海、南海等問題上過度刺激中國。在貿易上，他可能尋求豁免美國的關稅，同時維持與中國的經貿關系。但他贏得第二任期后，這意味著澳大利亞的政策將更加靈活，既不會完全追隨美國，也不會徹底倒向中國。

對中國來說，需要做好預案，既要應對可能的達爾文港爭議，也要抓住機會擴大經貿合作。未來幾年，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可能會更加務實，而中國也需要以更靈活的方式應對這一變化；其實我們從來不怕對手務實，只要不是當年莫里森那樣的一根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