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的秘密聯絡點里，李達正焦急地等待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回音。此時的中國，正處于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時期，共產主義運動如同星火在各地蔓延，卻始終缺乏統一的組織架構。作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負責人，李達深知這次會議的重要性——這將是中國共產黨從松散聯盟走向正式政黨的關鍵轉折。

然而，當李達將會議通知寄往廣州和北京時，卻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礙。陳獨秀此時正站在廣州東園演講臺上，激昂地闡述著他的教育改革理念。作為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他剛剛主持制定了《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組織大綱》，計劃在三年內普及初等教育。這項改革觸及了地方士紳的利益，引發了激烈的爭議。更棘手的是，陳炯明的粵軍正與桂系軍閥在西江流域激戰，軍費開支擠占了教育預算，陳獨秀不得不頻繁往返于廣州和香港，為籌措辦學經費四處奔走。

與此同時，李大釗在北京的處境同樣艱難。作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正領導著八所國立高校的教職員工發起索薪運動。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經費已達八個月，教師們的生活陷入困境。李大釗白天在紅樓辦公室接待各校代表，晚上還要撰寫《不自由之悲劇》等文章揭露政府腐敗。6月27日，他在《晨報》發表《教育問題與教育運動》，尖銳指出："政府視教育為贅疣，教育界同人不得不自謀生存。"這種高強度的工作，讓他根本無暇顧及上海的會議邀請。

1920年12月，陳獨秀應廣東省長陳炯明之邀南下廣州，本以為能在這片革命熱土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卻很快陷入政治漩渦。陳炯明表面支持教育改革，實則將陳獨秀視為制衡桂系的政治籌碼。陳獨秀提出的"全省教育經費獨立"方案，觸動了地方實力派的利益，遭到教育廳長許崇清的暗中抵制。更讓他頭疼的是，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內部矛盾激化：陳公博醉心于《群報》編輯工作，譚平山則熱衷于社會調查，組織活動幾乎停滯。

1921年5月，陳獨秀收到上海來信，得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已抵達中國，要求召開黨的成立大會。此時他正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廣東高等師范學校新校舍的籌建進入關鍵階段，政府承諾的50萬元撥款尚未到位；另一方面，陳炯明與孫中山的裂痕日益加深，廣州政局暗流涌動。在6月2日的黨員會議上，陳獨秀坦言："此時離粵，不僅教育經費落空，更可能被陳炯明視為背叛。"最終，他決定委派陳公博和包惠僧作為代表，自己則留在廣州繼續周旋。

與陳獨秀相比，李大釗的處境更為復雜。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在學界享有崇高威望，但也成為北洋政府的眼中釘。1921年春，京師警察廳多次派員到北大圖書館搜查，借口"防共"干擾正常工作。李大釗不得不將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轉入地下，每周三晚在西城織染局胡同的秘密會所舉行讀書會。

6月中旬，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召開會議推選代表。張國燾后來回憶："李先生當時正忙于索薪斗爭，我們實在不忍再給他添麻煩。"劉仁靜則在《一大瑣憶》中提到："大家覺得李先生德高望重，這種事務性會議不必驚動他。"這種"不敢打擾"的心態，反映出早期黨員對李大釗的敬畏，也暴露出對黨的性質認識的局限性——他們尚未意識到這次會議將成為開天辟地的歷史節點。

陳獨秀和李大釗的缺席，既是個人處境的偶然，也是歷史邏輯的必然。從陳獨秀的角度看，他對共產國際的包辦傾向早有不滿。1921年4月，他在《新青年》發表《討論無政府主義》，公開批評"第三國際的集權制"。這種思想抵觸，使他對馬林主導的會議產生本能的排斥。正如包惠僧后來所說："仲甫先生認為，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

李大釗的缺席，則折射出知識分子的雙重困境。作為北大教授，他必須維護學術尊嚴；作為革命者，又要秘密從事建黨活動。這種身份沖突在1921年達到頂點：他既要在《新青年》發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又要在工人夜校宣講階級斗爭理論。這種"白天教授、夜晚革命家"的生活，使他根本無法分身參加上海會議。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悄然開幕。當代表們在南湖紅船上通過黨綱時，陳獨秀正在廣州東園與陳炯明談判教育經費，李大釗則在北京八校教職員聯席會議上慷慨陳詞。這種時空錯位，恰恰印證了早期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他們既是舊秩序的批判者，又是新制度的締造者。

陳獨秀和李大釗的缺席，并未削弱他們對黨的貢獻。陳獨秀在廣州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系統闡述了反帝反封建的綱領；李大釗在北京創辦的《工人周刊》，成為北方工人運動的號角。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代表傳遞的思想，深刻影響了會議進程：陳獨秀的"注重紀律"主張被寫入綱領，李大釗的"勞工神圣"理念成為決議的核心。

這段歷史留給我們的啟示是：偉大的歷史事件往往由無數個體的選擇構成。陳獨秀和李大釗的缺席，不是對革命的背叛，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選擇。他們的奮斗軌跡，恰似兩條并行的河流，最終匯聚成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南陳北李，兩大星辰，照耀著中國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