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舞臺上堅持公平正義、不屈從于強權的國家，無論其領土規模大小，都具有重要影響

　　瑙魯等國地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南線核心地帶前沿，同時，這些國家又處于“第三島鏈”的核心位置

　　南太平洋地區島國特點鮮明，它們與大國有一定的地緣距離，既不會對大國構成威脅，還能為大國的全球戰略提供支持。在多極化時代，它們憑借這些優勢成為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實體

　　諸島國秉持“所有人的朋友”的外交政策姿態，渴望與中國和西方都保持接觸。大國之間的激烈競爭、諸島國擁有對大國有價值的資產、高質量的外交和良好的聲譽，使它們能夠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

　　中國在深海資源開發和清潔能源發展方面具有強大的能力和技術優勢，與諸島國資源能源豐富但開發手段和能力不足可以形成互補，更可在該地區助力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7（SD7）的實現

　　文 | 徐祗朋 陳德正

　　從陸地領土規模來看，南太平洋地區的島國屬于小體量國家。這些國家有著“不穩定的弧線”等稱呼，同時兼具氣候變化積極倡導者的特征。它們陸域面積和國家規模較小，自身環境脆弱，在應對海平面上升、海岸線被侵蝕、土地被淹、風暴洪水增多等氣候相關挑戰時缺少資源和能力，因此對域內大國依存度較高。對于這些國家來說，接受外援是其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傳統上，它們是美西方的盟友，其援助也主要來自澳大利亞、美國、新西蘭、日本等國。

　　近年來，這些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備受域內外大國關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在國際舞臺上堅持公平正義、不屈從于強權的國家，無論其領土規模大小，都具有重要影響；二是瑙魯等國地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南線核心地帶前沿，同時，這些國家又處于“第三島鏈”的核心位置。

瑙魯議會大樓（2024 年 1 月 24 日攝） 王申攝 / 本刊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實體

　　自20世紀后半葉起，南太平洋地區就被西方國家視為“后院”和意識形態前哨陣地，諸島國扮演的角色與它們國內市場規模較小、經濟結構單一、自然資源匱乏、生產成本高、規模經濟效益低、競爭力弱、研發投入少等國情密切相關。西方大國通過援助、援建、提供安全保障、接納移民和提供留學優惠等手段，讓諸島國甘愿為其服務，雙方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紐帶關系”。

　　另一方面，二戰結束后，國家主權平等原則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小國與大國不同，面臨著外部壓力、內部發展需求以及大國干預等情況，這又促使小國不斷借助國際法挑戰大國壓迫。太平洋島國在經濟和發展上依賴大國的同時，又敢于在安全領域表達自己觀點。薩摩亞等島國領導人強調，無論規模、經濟政治影響力或軍事實力如何，其本身就是聯合國安理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聲音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使太平洋島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一定作用。

　　如今，大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競爭與合作態勢，為島國發揮自身影響力創造了新的條件。近年來中國對島國的援助大幅增加。美國及其盟友擔憂中國在該地區的存在并競相采取遏華甚至詆毀立場。先是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和英國五國以支持太平洋島嶼優先事項為名，試圖遏制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此后，澳大利亞推出“太平洋升級”政策，新西蘭實施“太平洋重置”并強調“太平洋韌性”，美國做出“太平洋承諾”，英國推出“太平洋隆起”，日本強調“太平洋債券”，法國將該地區視為“印太軸心”的關鍵部分，韓國和印度也加強了與該地區的往來。

　　南太平洋地區島國特點鮮明，它們與大國有一定的地緣距離，既不會對大國構成威脅，還能為大國的全球戰略提供支持。在多極化時代，它們憑借這些優勢成為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實體。

　　發揮影響力的路徑

　　太平洋島國備受域內外大國關注的同時，也在謀求發揮更大的國際影響力。

　　一是制定并堅持區域自決原則。在充分利用主權實現利益最大化方面，太平洋島國主要采取的策略是規避劣勢、發揮優勢，走地區聯合之路，通過“數量優勢牌”“海洋權利牌”和“多層制度牌”達到目標。具體表現為在地區內部尋找機會發揮數量優勢，在漁業合作中充分主張海洋權利，在氣候政治中選擇多層次國際制度。以強調“紐帶關系”為主要特色的地區自治原則，已經成為諸島國根深蒂固的理念。它們為反對澳新兩國過多干預島國事務而成立太平洋島國發展論壇（PIDF），該論壇專門討論島國議題、服務島國利益，這是它們強勢推行區域自決的體現。

　　二是塑造“藍色太平洋身份”。為確保區域自決原則能夠有效且可持續地落實，太平洋島國在貫徹“新太平洋外交”的同時，還歡迎太平洋民間組織和私營部門參與區域政策審議和議程制定，踐行地區治理和區域外交應具有包容性的原則。太平洋島國領導人認識到藍色太平洋是一種新的敘事，呼吁該地區成為一個“藍色大陸”。過去十年中，太平洋島國熟練地在安全領域與大國博弈，提出了一套太平洋理念和目標，作為其修辭體現的藍色太平洋敘事有助于諸島國根據其獨特的習慣、價值觀和原則，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其戰略價值。當藍色太平洋敘事成為《藍色太平洋2050戰略》的基礎時，區域自決原則變得更加制度化。

　　三是推行廣交友不樹敵的“大國平衡”外交。當前，追隨戰略與大國平衡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一些國家在選擇追隨的同時也會注意平衡大國關系。諸島國秉持“所有人的朋友”的外交政策姿態，渴望與中國和西方都保持接觸。大國之間的激烈競爭、諸島國擁有對大國有價值的資產、高質量的外交和良好的聲譽，使它們能夠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

　　四是借助國際場合設置全球議題。外事活動對諸島國而言，不僅是危機管理的手段，也是解決安全和發展問題的途徑，同時還是展示自身存在和影響力的重要渠道。諸島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并在此過程中巧妙運用大國平衡原則，與相關小體量國家形成利益共同體，抓住一切機會爭取在國際場合贏得共鳴，密切與小島嶼國家聯盟（AOSIS）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的聯系。薩摩亞總理強調，孤立的小國需要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發言權，“他們的關切很重要，他們的聲音應該被聽到，他們的觀點需要被理解，他們的挑戰需要被考慮和解決”。

　　五是制定“雄心”清潔能源規劃來贏得國際關注。諸島國不僅是有效全球氣候行動的關鍵代言人，也是推動其所在地區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的引領者。薩摩亞、瓦努阿圖分別就嚴格落實《巴黎協定》和相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決議表明了堅定立場。不少島國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清潔能源發展目標。如所羅門群島、瓦努阿圖已制訂計劃，到2030年實現100%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資源。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認為，雖然小島嶼國家無法獨自扭轉氣候變化的軌跡，但它們追求可再生能源解決方案的行動使其成為國際榜樣，為減輕氣候影響作出了重大貢獻。

　　增進與太平洋島國共同福祉

　　增進與太平洋島國共同福祉，是中國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應有之義。中國始終秉持“四個充分尊重”原則發展同太平洋島國關系，即充分尊重島國主權和獨立、充分尊重島國意愿、充分尊重島國民族文化傳統、充分尊重島國聯合自強。這既與澳大利亞對諸島國在移民、教育等方面區別對待的做法不同，又與美國在南太平洋地區氣候變化政策上的表里不一形成鮮明對比。

　　值得關注的是，太平洋島國對化石能源供應鏈的進口依賴度接近100%。由于自身實力、大國策略、國際經濟形勢變化、技術轉讓壁壘等原因，太平洋島國燃料進口占GDP的百分比一直保持不變，已嚴重影響了其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敦促發達國家兌現《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系列大會所做承諾方面的話語權。近年來，島國可再生能源在電力生產中的發展前景并不樂觀，向基于可再生能源的電力系統的年過渡率約為0.7%，這一情況令人擔憂。中國在深海資源開發和清潔能源發展方面具有強大的能力和技術優勢，與諸島國資源能源豐富但開發手段和能力不足可以形成互補，更可在該地區助力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7（SD7）的實現。 （作者徐祗朋為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特聘高級研究員；陳德正為中國-太平洋島國應對氣候變化合作中心常務副主任、濰坊學院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