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新疆督辦公署會議室里，盛世才握著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的手，言辭懇切地表示“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位掌控新疆軍政大權的“邊疆強人”，此時正處于政治生涯的巔峰期：身著蘇式軍裝，辦公室懸掛馬克思、列寧與孫中山畫像，治下新疆推行“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六大政策，甚至要求各級官員佩戴“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徽章。然而，當這份入黨申請通過秘密渠道送達延安后，卻遭到中共中央的明確拒絕。這段充滿戲劇性的歷史插曲，折射出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復雜政治格局中對階級本質的深刻洞察，以及在統一戰線策略中堅守原則的政治智慧。

一、邊疆權力結構中的“紅色偽裝”：盛世才親蘇政策的本質屬性

盛世才的政治崛起本身就是20世紀30年代新疆特殊地緣政治的產物。作為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的皖系軍閥余部，1933年“四一二政變”后，他憑借軍事投機和權謀手段登上新疆最高權力寶座。面對新疆民族分裂勢力暗流涌動、英蘇勢力激烈角逐的危局，這位毫無根基的外來統治者迅速選擇“親蘇”作為穩固權位的核心策略。1935年，他與蘇聯簽訂《蘇新貿易協定》，允許蘇聯在新疆設立通商機構；1936年公開宣布新疆“遵守三民主義，實行親蘇政策”；1937年邀請蘇聯紅軍入疆平定馬仲英叛亂，甚至同意在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蘇聯領事館和軍事顧問團。

在蘇聯支持下，盛世才開始打造“親共”形象以獲取進步力量支持。他主動邀請中共黨員入疆工作，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等100余名共產黨員先后擔任新疆財政、教育、民政等部門要職。在宣傳輿論領域，新疆日報社大量翻譯《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學校開設“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等課程，迪化街頭張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萬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1938年，他甚至以“盛騰野”為化名，向第三國際提交入黨申請，試圖通過“紅色認證”鞏固與蘇聯的同盟關系。

但中共早期駐疆代表敏銳察覺，盛世才的“親共”本質是軍閥式的政治投機。陳潭秋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盛之六大政策，乃其維持統治之工具，其對共產主義之理解停留在口號層面，對階級斗爭理論持本能排斥態度。”這位軍閥在接見中共黨員時，常說“我們信仰的主義不同，但抗日目標一致”，暴露其將共產主義視為可利用的政治符號而非信仰體系的真實心態。

二、延安的政治清醒：拒絕入黨背后的三重考量

中共中央對盛世才入黨申請的拒絕，絕非簡單的個人好惡，而是基于對中國革命規律的深刻把握和對邊疆復雜局勢的戰略判斷。

（一）階級本質的根本差異

毛澤東在1939年《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明確指出：“中國的軍閥是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其本質是反動的封建買辦勢力。”盛世才雖表面推行進步政策，但其政權基礎仍是新疆封建王公、宗教上層與官僚資本的聯合。他在牧區保留王公制度，在農村維護伯克（世襲村官）統治，財政收入依賴對農牧民的苛捐雜稅。1937年，毛澤民主持新疆財政改革時發現，全省70%的稅收用于軍費開支，基層民眾生活困苦。這種軍閥政權與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屬性存在根本對立，決定了其不可能真正接受共產主義綱領。

（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奉行“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盛世才作為地方實力派，屬于需要爭取的中間勢力，但必須堅持“既聯合又斗爭”的原則。1937年8月，洛甫（張聞天）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對地方實力派的合作，應以不喪失黨的獨立性為前提，絕不能混淆階級陣線。”如果接納盛世才入黨，不僅會模糊黨的階級性質，還可能使新疆黨組織淪為軍閥政權的附屬工具。事實上，盛世才要求中共黨員“只服從督辦公署命令”的行為，早已暴露其試圖控制進步力量的野心。

（三）國際共運經驗的深刻教訓

蘇聯在處理與東方民族主義政權關系時，曾多次出現“左”傾錯誤。1920年代，共產國際試圖將土耳其凱末爾政權、伊朗禮薩汗政權納入革命陣營，最終因誤判階級屬性導致失敗。中共中央吸取教訓，清醒認識到：“新疆的特殊環境，決定了我們的工作只能是協助性質，絕不能幻想通過‘上層路線’實現革命目標。”當盛世才提出入黨時，王明等曾主張接受以“鞏固蘇援”，但毛澤東等領導人堅持：“我們需要的是真誠的革命者，而非投機的變色蟲。”

三、政治投機的必然潰敗：從“紅色督軍”到反共急先鋒

中共的拒絕預判了盛世才政治立場的搖擺性。1941年，隨著蘇德戰爭爆發和新疆財政危機加劇，這位軍閥的投機本性徹底暴露。他先是要求蘇聯撤回軍事顧問和技術專家，繼而公開指責“中共在新疆搞布爾什維克革命”，1942年6月親赴重慶向蔣介石表示“終生信仰三民主義”，隨即在新疆展開大規模反共清剿。毛澤民、陳潭秋等160余名中共黨員被捕，1943年9月，三位領導人被秘密殺害于迪化六道巷監獄。

盛世才的背叛印證了中共對其階級本質的判斷：當外部環境變化威脅到自身權力時，軍閥政權必然拋棄一切進步偽裝。他在投靠國民黨后，一面殘酷鎮壓新疆各族人民，一面繼續與蘇聯暗中勾結，試圖在國共蘇三方博弈中謀取最大利益。這種首鼠兩端的行徑最終導致其眾叛親離，1944年被迫離開新疆，結束了11年的獨裁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