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復旦大學消息，著名古文字學家、古文獻學家、歷史學家，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八屆北京市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5月8日1時45分在上海新華醫院逝世，終年90歲。

解放日報曾于2012年專訪時任中華字庫工程首席專家的裘錫圭先生。重溫此文，緬懷先生。

刊于2012年3月9日《解放日報》

中華字庫，這個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文字整理工程，經過長達5年的籌備工作，目前已全面啟動。

沒有想象中的風雷震動，只有一大批學者默默地埋首工作，為這項工程耕耘，為中華文化奠基。

在中華字庫工程首席專家、復旦大學教授裘錫圭看來，嚴守學術良知、一切以學術為依歸的知識分子風骨，正是所有真正的文化奠基者共同的精神力量。

■給中華文字算個“總賬”

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錫圭先生接受了《解放周末》的采訪。這位77歲的老人，面容清癯，端坐在一排排頂天立地的古籍之間，溫言道來。

談及正在進行中的中華字庫工程，裘先生簡潔地用一句話概括——給中華文字算個“總賬”：從甲骨文、金文、小篆到簡化字，凡是三千余年來中華民族使用過的漢字，包括各少數民族的文字，中華字庫都將一一收入，辨析源流衍變，進行計算機編碼，形成一個信息化字庫。

文海浩瀚。《康熙字典》收入4萬7千多字，為古代第一；現有大規模中文字庫收入7萬多字形，為古今之最。

而經粗略預估，中華字庫將收入歷代漢字和少數民族文字約50萬個字形，真可謂規模空前。

在信息化時代，只有對中華文字全面進行數字化，才能更好地保存、使用我國的傳統文獻。因此，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走出去”——廣泛傳播，中華字庫深具奠基性意義。

中華字庫工程體量巨大，既包括文字、文獻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包括漢字信息處理工作。因而，它被拆分成28個子項目，由復旦、吉大、武大、清華、中科院、中國社科院等高校、研究機構，及北大方正、漢王科技等技術研發企業，集中各類專業人才通力協作。

按照裘先生的話，讓他當這項工程的首席專家，是因為找不到一位既懂古漢字又懂少數民族文字，還精通文字信息處理、計算機技術的天才。可見，這項工程只有依靠工程總體組和全體參加人員齊心協力，發奮工作，才有可能完成。

而另一方面，裘先生對古文字研究的熱愛和赤忱堪稱學界表率。他以孜孜不倦、腳踏實地的工作，在無數個尋常日子中譜寫出最平凡的傳奇。而這，正是這項文化奠基性工程所需要的精神。

■“文科中的陳景潤”

裘先生與古文字結緣，從復旦始，至今已一甲子。

這六十年，他皓首窮經終不悔，一以貫之的唯有“熱愛”二字。

1952年，裘錫圭考入復旦歷史系，甫入校園，便被胡厚宣先生教授的上古史深深吸引。自此，他一頭扎入上古歷史的海洋中。

天書般的專業書籍，裘錫圭捧讀起來如癡如醉。本科四年，他每天晚睡早起，從不午睡，周末都在圖書館度過。以每天正常學習八小時計，他四年用了五年時間看書。因條件所限，許多專業書買不到或買不起，他就手抄，《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卜辭通纂》、《殷契萃編》、《殷墟書契續編》等書，他都整本整本地抄下來，不覺辛苦，自得其樂。

本科畢業，裘錫圭成了胡厚宣先生的研究生。不久，胡先生調往北京，裘錫圭也隨之到了當時的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繼續攻讀。他勤作讀書卡片，到1960年入北大執教時，已經有了不少積累。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風起云涌，但醉心學術的裘錫圭，任他東西南北風，專注研究不放松。白天政治學習、勞動、燒鍋爐，深夜則偷偷看書、治學。 1961年，他下放昌平，每月回城，時間照舊用來看書學習。文革之前，盡管不能發表，他已經撰寫了一些古文字、古錢幣研究的論文。

“文革”開始，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裘先生仍然趁周末室友回家時偷偷看書。為抓緊時間，他挑燈夜讀，疲倦至極也只稍微歇息，直看到魚肚發白，周一早上室友回來。

因為對學術的單純喜愛，只需要一個容身之所、一個安靜空間以及必要的資料，裘錫圭的思維就能進入學術疆場馳騁飛揚。因而，“文革”十年，他仍有大量學術積累。然而，他也從此落下了慢性青光眼的眼疾，為之付出了昂貴代價。

1972年，裘錫圭調回北大中文系，參與編寫古漢語教材。王力先生看了他的文稿，贊揚：“這個裘錫圭不簡單啊，學問很扎實”，并在稿子上批道：“深為欽佩”。 1974年，裘錫圭被借調去整理新出土的臨沂銀雀山漢簡，常常通宵達旦地工作。

在這一時期，與裘錫圭深厚的學術素養同時顯露出來的，還有他身上的那股子“癡”氣，至今仍有不少逸聞趣事廣為流傳：

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當時裘先生仍在讀書，堅持不肯避難：“我把窗戶打開，地震了我就跳出去”；談戀愛時，約定時間女方未到，裘先生就回去看書了；洗手時，見公用水龍頭有人，他也扭頭就走，回去看書。后來，一見此景，同宿舍樓層的鄰居往往馬上把水龍頭讓給他：“老裘先來！老裘時間緊！ ”

粉碎“四人幫”后，百廢俱興，“科學的春天”姍姍到來。一次座談會上，大家談起了陳景潤。與會的張政烺教授忽然拍手道：“我們文科也有陳景潤啊，就是裘錫圭！ ”從此，“文科中的陳景潤”不脛而走。1978年6月29日，《光明日報》以整版的篇幅報道了裘錫圭的事跡，以“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為題，贊其精神可嘉。

■一切以學術為依歸

至今，談及裘先生當年的冒險夜讀，人們仍不免感慨：一介書生何來如此勇氣？而裘錫圭先生視之平常。他坦言，支撐自己幾十年治學之路的力量無他，唯有“興趣”：

“一個人怎么才能干一點成績出來？或許不僅僅是為名為利，要長期堅持下去，長期不斷地出成果，關鍵是對你搞的東西有沒有興趣和感情。只要有了興趣和感情，你就會有比較負責的態度，你研究出的東西也會比較嚴謹。 ”

從興趣始，至信念終，嚴謹踏實，一路行來，這也是科研工作者，尤其是為文化奠基者應有的路徑。如此，才能為文化建設添磚加瓦，而不是徒增泡沫。

做學問，要有一切以學術為依歸，實事求是、嚴謹認真的研究態度。對于裘先生而言，這種態度的形成，有一件小事不得不提。當時，他尚在歷史所求學，郭沫若先生兼任歷史一所所長。一次，郭沫若來所里，裘錫圭向郭老求教一個問題：“古史分期討論中,大家用的史料都差不多,但有的說是奴隸社會,有的說是封建社會,好像已經不是史料不夠的問題了,這到底應該怎么解決? ”

當時，郭沫若先生問了一句話:“所有的史料你都已經看了?”

裘錫圭由此認識到，沒有真正弄懂的東西就不要隨便說，先補充知識，多加思考，弄懂了再去說。

從此，裘錫圭將《顏氏家訓·勉學篇》中“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引為自己的座右銘，力求把問題看得全面一些。他可以長時間不發表一篇論文，然而，只要發表文章，必定言之有物。

1965年，山西侯馬出土了“盟書”，轟動考古界。然而，“盟書”中反復出現的一句“麻夷非是”，令人費解，難住了不少專業人員。1972年，裘錫圭根據《公羊傳》中的一句話“昧雉彼視”，考證出“麻夷非是”即是“滅夷彼氏”。東漢大經學家何休曾注“昧雉彼視”為“視彼昧雉”的倒裝句，這一說法沿襲近兩千年。而裘錫圭用大量材料斷定，“昧雉彼視”就是“麻夷非是”、“滅夷彼氏”的音誤，其說令人信服。

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一文中，專門提到了這個問題。對于這個發現，他用了兩個字：“至確”——對極了。

求學時，裘錫圭的主攻方向是“先秦史”。在學習過程中，他深感必須具有閱讀和掌握古代文獻的能力，因而在古文字上下了頗多功夫。此后，他又對民族學、考古學、古器物學、音韻學、訓詁學都有深入學習，對竹簡、貨幣、銅器、陶器上的文字都有細心研究，造詣頗深。六十年來，他奉獻出《文字學概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古文字論集》、《文史叢稿——上古思想、民俗與古文字學史》、《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等著作，都達到了相關領域中的較高水平。

在學術上，裘先生對自己要求嚴格，常常談及自己犯過的錯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說，對于同行的學術成果，裘先生則從不掠美隱善。他曾發表一篇文章，后來發現日本學者也有相近意見，但當時信息不發達，所以并不知曉。后來修訂時他在文章末尾專門寫明這一點。同樣，如果自己的文章在面世之后再版，裘先生往往要在文章中加上 “編按”，對其中的小疏忽表示道歉，或者補入一些新材料。

學風規范，自需嚴格。言談中，裘錫圭先生也對當下的抄襲頻現、浮躁蔓延的學界頗多批評：“現在的問題不在于有沒有方法或者理論,而在研究的態度。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還是應付工作的態度、嘩眾取寵的態度、 ‘六經注我’的態度、追求轟動效應的態度?主要問題就在這里。 ”

■研究總是帶有“殉道”的性質

2005年8月，裘錫圭先生從北大回歸復旦，在中文系辟了個房間——這就是新成立的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先生影響很大。我們踏入學術圈，就敬仰先生的道德文章。裘先生登高一呼，我們就都來了。 ”2007年，時任廈門大學歷史系主任的劉釗教授，賣掉廈門的車子和房子，來到復旦，擔任研究中心主任。

從只有一間辦公室、由中文系代招研究生，發展到今天專職研究人員11名，兼職教授2名，博士、碩士研究生25人的規模，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這短短7年的發展，實屬不易。

更為不易的是，在當下浮躁的社會環境中，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師生，依然甘守清貧、潛心學問。

在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以學術氛圍濃厚著稱，所在的光華樓27樓的燈總是熄得最晚，全校聞名。在中心，新生一入校就和老生“結對子”，談論文，說發現，探討熱烈。有些老師習慣徹夜工作，有些學生也確實“鉆進去了，上癮了”。尤其是每有重要古文字文獻出土，興奮的師生們往往一起連夜讀資料、寫文章，發表在中心的網站上，不少人忙得一天一夜沒合眼。連裘錫圭先生也忍不住出言相勸：“不要經常熬夜。 ”

究其原因，劉釗教授說：“我們的研究確實帶有點殉道的性質，主要是一種精神在支撐。 ”

已77歲高齡的裘先生，近年來深受眼疾困擾，讀書看報要用放大鏡，但每天仍堅持工作：早上起來，做過自編的體操后，九點便開始工作，直到中午十二點；略作休息后，下午三點開始工作，六點吃飯。如今，裘先生還親自帶著5位博士生，不時和他們談話、看論文。他沒有什么休閑娛樂，家里也沒有任何奢侈品，有的，只有視若珍寶的書。

也正是在裘先生的言傳身教下，整個復旦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團隊籠罩在一種嚴謹而熱忱的學術氛圍中。中心成立以來碩果累累，共出版學術著作十余種，受到廣泛好評。其中《古文字構形學》、《中國古車輿名物考辨》、《敦煌書儀語言研究》等著作獲得了省級或省級以上社科優秀成果獎勵。教師和學生共發表各類學術論文百余篇。其中，裘錫圭教授的《關于〈老子〉的“絕仁棄義”和“絕圣”》，陳劍教授的《釋“琮”及相關諸字》、《說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施謝捷教授的《〈漢印文字征〉及其〈補遺〉校讀記》以及陳斯鵬博士后的《論周原甲骨和楚系簡帛中的“囟”與“思”——兼論卜辭命辭的性質》等論文，都獲得了各種社科類優秀成果獎勵。

目前，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在中華字庫工程中承接了“金文的搜集與整理”、“楚簡、帛書及其他古文字的搜集與整理”兩個子項目，是復旦有史以來文科研究中規模最大的項目。

這意味著，這個不過二、三十人的團隊，將在今后三四年時間中，把所有已發表的金文、楚簡、帛書等古文字的資料一一搜集，加以整理。也意味著，光華樓27樓的燈光將亮得更久。

在這燈光恒亮的歲月中，一種嚴守學術良知、一切以學術為依歸的風骨，將永續傳承。

原標題：《裘錫圭：一切以學術為依歸》

欄目主編：龔丹韻 題圖來源：新華社

題圖說明：2004年3月10日，裘錫圭先生在全國兩會上。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曹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