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歲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說，我要補補課，“我的頭腦，要從鄉土中國進入現代化中國”。早已譽滿天下的費老，何出此言？

因為，1840年以來的中國，根本問題只有一個，就是如何實現現代化。青年時期的費孝通就以幾部成名作，為這一問題找到病根：中國是鄉土社會。因此發出“農村問題解決了，中國問題就解決了”的感慨。

然而，到了晚年，費老越來越發現，農村問題背靠的是整個農耕文明。90歲時他說，要真正在現代化上做出突破，還是要讀他上一輩社會學家的書，然后停頓一下，說：“吳景超是有點東西的。”

吳景超是誰？他是費孝通的老師，中國社會學奠基人，中國倡導工業化、城市化的第一人。

1930—1940年代的中國，各種力量的交互博弈，史無前例。而在思想界，也爆發了一場以現代化為目標的漫長爭論，作為其中三次最著名辯論的主辯手之一，吳景超以一己之力，搬開一塊塊沉重的理論絆腳石，為中國通往現代化，畫好了三個清晰的路標，堪稱當年少有的“人間清醒”，亦是那二十年間最令人矚目的思想界巨星之一。

巨星為何后來卻“人間蒸發”？費老90歲時強烈推薦吳景超的書，然而太多人連他的名字都很陌生。費老去世20年后的今天，吳景超先生的《歷史意識與世界視野》也終于艱難出版了：這是他關于現代中國種種建設方案的精華之作。

雖是八十年前的文章，卻篇篇直指今日中國。這就是先知。打開這本書才知道，病是費孝通看得準，藥方則是吳景超開得好。

以農立國VS以工立國

▲梁漱溟在山東鄉建院時期與工作人員合影

1929年，中國農村發生空前的大蕭條，如果說西方經濟危機是其中最后一根稻草，時人口中的“都市化經濟”，也許才是深層的“罪魁”：當時的中國城鄉，處于史上最嚴重的二元分離狀態，城市畸形發展，并從農村吸血以自肥。

正是這一年，以著名學者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嶄露頭角，試圖把社會重心從城市移植于鄉村，開辟新的鄉村文明，讓“鄉村運動成為民族自覺的開端，漸漸擴大成為新的社會制度”。

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的一系列舉措，如創辦研究院、實驗區，設立村學，整頓風俗等等，設計之精，規模之大，令人驚異。他說：“我所主張的鄉村建設，非止于鄉村問題，乃是解決中國整個問題。”這就是影響極廣的“以農立國”。

鄉建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清華大學教授吳景超，針對梁漱溟的“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提出截然相反的“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他認為，“鄉村帶動都市”是經濟上的復古論，“迷信農村運動可以解決農民生計，將來一定會失望”。鄉村實驗必然破滅，只有建設“完備的都市，充分行使都市職務”，才是走向現代化的真正邏輯。這就是以工業為中心建設完善的國民經濟體系。

吳景超的邏輯起點，在他獨創的“四種國家”理論中，并以此首次科學揭示了中國的本質。

此前衡量某國家，用的是先進、落后等詞，吳景超按人口密度和農業人口占比將各國分類，中國屬于兩者均高的第四種國家，處境最艱難，而這絕非“鄉建”可以解決，唯一出路是“創造新工業，創造新都市”，讓城鄉打破敵對，實現互助。

這是吳景超的新概念“經濟化都市”：美國已到達都市經濟，中國還在市鎮一級。農村破產，正因都市規模不夠，人口在10萬以上的城市雖有一百多座，但對周邊貢獻微乎其微，更罔論廣大農村。

今天的城鄉融合，正源自這種理念。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向何處去”的百般爭議，到此終于有了抓手。胡適、陶希圣等學者云集響應。

盡管梁漱溟的鄉村建設以儒學為靈魂，引來大批擁躉，但歷史早已翻篇，從工業文明回到農業文明，用吳先生的話來說，“是一件可憐的事，沒有什么可以自夸”。

鄉建運動后期，梁漱溟面對空蕩蕩的農民識字班，發出“農民運動而農民不動”的嘆息，道出鄉建派的集體困境——“從中國舊文化里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只不過是新儒家們的烏托邦。

拿另一位鄉建組織者晏陽初來說，盡管以“欲化農民須先農民化”為原則，“拋下東洋眼鏡、西洋眼鏡、都市眼鏡，換上一副農夫眼鏡”，與村民“融為一體”的愿望依然落空。精心設計的“四大教育”體系，收效甚微；苦心十年的所謂“模范縣”，最終瓦解。

1981年，梁漱溟回首往事時承認：“在鄒平首尾不滿八年，實未能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歷史證明，吳景超才是站在時代前沿的弄潮兒。

手工業VS機器工業

▲1935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師生合照。前排左二吳景超，左四史祿國（費孝通在清華的導師）

1947年10月2日，燕京大學禮堂，一場主題為“中國工業化前途”的對決，引來無數大咖到場。對決雙方，是費孝通和吳景超。

作為工業化、都市化的代表人物，吳景超的新“對手”，是機器工業的反面：手工業。

40年代后期，中國農村已命懸一線。事實上，1938年費孝通開始走進鄉野時，鄉建運動已日暮途窮。

作為后繼者，費孝通稱自己所做的是“鄉土重建”——既然農村的習慣、制度、道德、人才不斷受到損蝕，除非“大規模的復員鄉土”，否則“無法挽回沉淪的大局”。而鄉土重建的關鍵一步，是復位鄉土工業。

費孝通覺得，晚清以來，手工業在與西方工業的競爭中敗落，并導致鄉村中國日趨癱瘓，“現代工業不是工業的全部”，手工業同樣是工業。

1945年，費孝通等著《人性和機器》出版，認為手工業主導的社會才能維持真善美：“機器最能抹殺人性，也最能造成罪惡淵藪。”

吳景超立即寫下批駁文章，引發巨大影響，并促成這次現場辯論。

費孝通認為：發展工業必須從傳統出發，走一條有別于西方的“新路”，“我們得從土地里長出鄉土工業，在鄉土工業長出民族工業”。

吳景超強調：手工業一定逐漸衰微而終于消滅。機器工業必然帶動農村，這是世界各國走向現代的自然而然的道路，“并無別條新路”，甚至“沒有歧路”。

從世界發展的普遍潮流出發，而不是沉溺于“傳統環境”，如果說吳景超問的是“中國向何處去”，費孝通更關注的是“鄉土中國如何自救”。

在費孝通的構想中，鄉土工業使農民不必放棄農業，然而，遷就現實往往是飲鴆止渴。只有具備開闊的世界視野和清晰的發展邏輯，才會明白：中國真正的危機，不是苦于機器工業的侵襲，而恰是與現代世界的隔絕。

1980年代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種“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似乎說明“從土地里長出鄉土工業，在鄉土工業長出民族工業”。費孝通道：鄉鎮企業“植根于農工相輔的歷史傳統”，開創了“我國工業化的新道路”。

然而，假如吳景超還在世，一定會說：鄉鎮企業的紅火，并非得益于歷史傳統，而恰是受制度所限，剩余勞動力不得不就地解決，這并非自然進程；一旦戶籍松動，人口必然隨產業向城市集中，那才是自然趨勢。

不到十年，長三角、珠三角的飛速發展，說明了這一點。

都認同工業化是出路，為何卻沒有開出相同的處方？“發展邏輯”不同。傳統認知中，“鄉村即為中國縮影”的觀念入骨入魂，中國社會的歷次重大變遷，都可以看到此觀念的無窮威力。

而吳景超著眼于現代文明的趨勢，直面現代化繞不過去的關隘。在中國，“鄉土”常年占據C位，然而社會學是對現代性問題的反應，而都市無疑是現代性最充分的地方。作為都市社會學的開創者，吳景超的現代眼光由此得見。

計劃經濟VS市場經濟

▲1944年的吳景超

1948年天地玄黃之際，在制度選擇引發各界大討論時，吳景超對蘇式經濟的批判，成為一道最炫目的理論風景線，也是鼎革之前最后的黃鐘大呂。

吳景超并非天生市場派。九一八事變后，他一度認可“統制經濟”，但恰如哈耶克從“溫和的社會主義者”變成古典自由主義者，全面抗戰開始，吳景超考察完蘇聯和美國后，重回自由主義價值觀。

這種回歸并不容易。1930年代起，戰時管制思維的流行，蘇聯初期建設所展現的“巨大成功”，使計劃經濟迅速破圈，進入中國后，外有蕭伯納等左派溢美之詞的加持，內有陳立夫等要人的大力鼓吹，蘇式經濟人人景仰，連一些自由派學者也徘徊起來，《大公報》等媒體甚至開始討論起技術上的可行性。

1948年4月，內戰形勢日漸明朗，郭沫若發表《歷史的路只有一條》，指出“照著進化的箭頭所指示，整個歷史只有一條路線”。

自從《資本論》提出“計劃經濟”，市場和計劃的論戰就未消停，1930年代起更成為經濟學核心議題，米塞斯大戰巴倫，哈耶克大戰凱恩斯。鮮為人知的是，在同時期的中國，也有為市場護道的。

在郭沫若文章發表一月后，吳景超等人創辦《新路》周刊，代表了自由主義者最后的掙扎，試圖在社會主義已成歷史必然的判斷下，探討一條新路。

在吳景超看來，雖內戰尚未結束，但如何勾畫“建設新中國的藍圖”已十分迫切。通過比較美蘇狀況，吳景超成了與時代逆流的孤勇者：

“有人覺得還有別的價值在經濟自由之上，為實現此種價值，犧牲經濟自由亦所不惜。戰爭的時候，大家都有這種感覺。太平的時候呢？蘇聯與美國，顯然有了不同的答案。”

他的文字意味深長：“蘇聯經濟具有一個超經濟的目標，便是不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為其主要工作的目標。”

站在眾人的狂熱之外，他對計劃經濟的洞察極其冷靜：“到今天還沒看到一個制度，保護消費自由的能力勝過價格機構。所以我不愿看到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聯姻，而愿他與價格機構百年偕老。”

1948年年底，每個知識分子都必須做出選擇。當局請他出任駐聯合國官員，此前他曾入閣11年，希望能“以知識入實踐，做政府的諍友”，但現實讓他失望。他放棄了再度出仕的機會。

當蔣捎信給他，當胡適派人送來機票，當梅貽琦、傅斯年等動員他去美國，他亦全部放棄。

他說：“這是一個大時代。我們學社會學的人，決不能輕易放過。”

他沒有放過大時代，大時代也沒有放過他。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撤消了“政治不正確”的社會學專業。

1957年1月，吳景超率先發文《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為社會學辯護：“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我認為我國的哲學系中，還有設立社會學課程的必要”，“社會經濟發展，是社會學和經濟學共同作用的結果”......

很快，這篇文章為他收獲了數量最多的批判，以及新時代獨有的各種頭銜。1968年5月7日，吳景超去世，時年67歲。

他的后二十年，凄慘而毫無作為。對一個大學者來說，也可以說因為毫無作為而更加凄慘。

▲吳景超1962年的家庭合照

幸好，1949之前，他已經寫出了極好的文章。他是能和傅斯年等史學大家切磋的“圈外高手”，用社會學視角分析史料的中國第一人，加之擁有最廣角的世界視野，他對諸多“中國難題”給出了庖丁解牛的剖析和解決方案，并一路向前，指出了中國的未來。

他對未來的判斷令人嘆為觀止：

“政府的作用是補充而不是代替市場。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采用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國家也可以采用計劃經濟”——這句人人耳熟能詳的話，最早出自他的文章。

他在中國人口僅有四萬萬時，就指出，人口問題必將成為中國發展的硬約束。

可惜，他所批判的，后來都成為計劃指令的理論基礎；而他推崇的，比如關于土地的設想，后來則實踐于對面的孤島，以及他的工業化構想、城市化構想、市場經濟構想。

他以普世邏輯看中國，他的前瞻性自然也覆蓋世界：

他更早預見了文明的沖突，甚至給出了亨廷頓沒有給出的關于秩序重建的細致方案；

針對一些國家排華，他說，不通過移民建立經濟平衡，就會通過資本輸出實現——資本和勞動力會在有競爭力的地方再次結合——這就是在20世紀末才成為思潮的全球化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