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之先生,我實在慚愧......”1962年1月31日下午四時,溥儀攥著中山裝的衣角,在頤年堂門前反復踱步時,突然聽到身后傳來爽朗的笑聲: “今天可不許叫先生,要叫同志嘛!”毛澤東握著他的手徑直往廳內走,這個開場讓原本局促的氣氛瞬間松快三分。
此刻距離溥儀獲釋不過兩年零三個月。1959年深秋,當特赦名單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張貼時,這個五十三歲的末代皇帝正蹲在苗圃里修剪冬青。管理員故意用報紙遮住首行名字,待他逐行查看時,突然抽去遮擋—— “愛新覺羅·溥儀”赫然列在首位。據當時在場的沈醉回憶,溥儀盯著名單足足五分鐘,突然轉身沖回宿舍,抱著新發的棉被嚎啕大哭。
新生的代價是徹底告別舊世界。當溥儀站在五妹金韞馨家門前,望著胡同里晾曬的藍布衫在風中飄動,突然意識到自己連生火爐都不會。在植物園工作時,他總在清晨五點半就蹲在工具房門口等鑰匙,生怕遲到被 “開除”。這種近乎偏執的勤勉,或許正是他急于證明自己的方式。
轉折發生在1961年春。周恩來在香山雙清別墅偶遇溥儀,見他正用放大鏡校對《我的前半生》手稿,便駐足攀談。當聽說溥儀把稿費全數捐贈時,總理笑說: “書還沒出版就捐了版稅,你這個皇帝倒比我們共產黨員還徹底。”這番對話傳到毛澤東耳中,直接促成了次年的家宴邀約。
頤年堂的雕花木桌上擺著四菜一湯:紅燒肉、辣椒炒苦瓜、清蒸武昌魚、涼拌蘿卜絲,外加一盆撒了蔥花的豆腐羹。章士釗記得最清楚的細節,是毛澤東特意讓廚師把苦瓜切得薄如蟬翼, “要讓溥儀同志嘗嘗湖南人的待客之道”。酒過三巡,主席突然放下竹筷問道: “聽說你最近在研究故宮檔案?”溥儀剛要起身回話,就被按著肩膀坐下。
關于玉璽的插曲就當口。當毛澤東問及傳國玉璽下落時,在場者都注意到溥儀耳根泛紅。這個曾在《清室優待條件》上蓋過璽印的末代君主,此刻卻像個弄丟作業本的小學生。他囁嚅著說起1924年那個倉惶的冬日:馮玉祥的士兵翻箱倒柜時,婉容把玉璽塞進裝點心的藤箱,卻在混亂中被人順手牽羊。說到最后,他聲音越來越低: “后來在長春,日本人逼我重刻玉璽......”
毛澤東夾了塊苦瓜放在溥儀碗里: “嘗嘗這個,比玉璽有滋味。”這話引得滿桌哄笑。主席接著正色道: “皇帝丟了玉璽,百姓卻找回了江山,這筆買賣劃得來!”章士釗后來在日記里寫,溥儀聽到這話時,眼眶分明泛著水光。
宴會次日,溥儀破天荒請假去了趟琉璃廠。他在榮寶齋買了本藍皮筆記本,扉頁工工整整寫著: “1962年2月1日,重獲新生第一千二百三十七天。”據文史資料顯示,這位昔日的 “天子”此后愈發醉心于檔案整理,甚至在1963年考證出養心殿地磚下藏著雍正年間的密折——當然,這是后話。
關于那方失蹤的玉璽,坊間至今流傳著二十余種傳說。有說被馮玉祥熔成銀元充作軍餉,有說被溥杰夾帶出宮獻給了關東軍,最離奇的說法是1945年蘇軍攻入長春時,在偽滿皇宮地下室發現了裝著玉璽的檀木匣。但無論真相如何,當溥儀在1976年出版的回憶錄補遺中寫道 “玉璽既失,枷鎖盡除”,這個曾經的 “真龍天子”,終究在新時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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