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偉大斗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抗戰地位的學術定位存在系統性偏差。盡管近年來這種情況已經在逐步改變（如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出版了《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劍橋大學副校長方德萬提出“把中國經驗放進二戰概念里”），但整體來說，從中國抗戰的歷史地位和世界意義而論，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抗戰的定位還存在偏差。因此，中國學術界需要在全面梳理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批判性檢視，并建立基于中國話語尋求全球認同的抗戰理論體系。

西方對中國抗戰的認知偏差

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抗戰定位的認知偏差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在全球史敘事中的“東方戰場邊緣化”。西方學術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長期以來遵循“西方中心觀”，如威廉·希爾認為“中國的抗爭相比于歐洲的偉大戰役，只是一個配角”。格哈特·溫伯格認為中國的抵抗雖然牽制了日軍，但未顯著改變太平洋戰區的戰略平衡。進入21世紀，隨著對西方中心觀的反思，全球史觀興起，中國中心觀也在西方學術界的中國問題研究中廣泛運用，但是“東方主戰場”的戰略定位仍未得到學者的重視。拉納·米特雖然提出中國是“被遺忘的盟友”，但仍將中國戰場置于“太平洋戰爭”框架下敘述，對中國戰場的意義評估不足。

二是弱化中國抗戰戰略價值的“消耗戰”定位。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盡管承認中國抗戰的慘烈和韌性，但是對中國抗戰的貢獻評價不充分，長期存在將中國抗戰簡化為“消耗戰”的理論傾向。哈斯基認為中國在擊敗日本中的作用更多是消耗戰，而非戰略性勝利。何銘生在《上海1937》中雖賦予淞滬會戰“現代城市戰典范”的意義，卻將其戰略價值限定為“為英美爭取備戰時間”的消耗性戰役。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理查德·弗蘭克將中國戰場簡化為拖住日軍的“絆馬索”。拉納·米特強調“盡管中國對日本的抵抗并不是一場獨立的決定性軍事勝利，但它在消耗日本大量軍事資源方面至關重要，阻止了日軍將其全部力量投入到其他戰區”。這種間接貢獻的歷史敘事，不僅弱化了中國戰場的戰略價值，更折射出西方史學界對東方戰場的認知偏差。

三是對中國抗戰缺乏整體性認知，誤解“人民戰爭”的性質，忽視對中國抗戰內部復雜性的分析。西方學術界過分聚焦于國共兩黨的關系，忽略了中國抗戰的社會多元性，如地方政府、民族地區的參與和犧牲。斯賓塞的《尋找現代中國》在涉及抗戰時，忽視了中國各階層和各個政治力量共同抗戰的部分。芬比對中國抗戰的研究忽視了整個抗戰過程中民族團結與合作的重要性。安德魯·肯尼迪在論及中國抗戰時，將中國抗戰的“人民戰爭”性質歸結為共產黨的一種政治策略。林奇認為人民戰爭的概念對于共產黨來說是戰術上的必要，但它并未完全反映中國全體人民的動員。這種認知是對中國抗戰形象的誤解，甚至是抹黑或者污蔑。

四是夸大外國援助的作用。盟國的援助對于中國抗戰而言作用重要，但中國抗戰的自主性和持久性不能被抹殺或淡化。外援是重要的，但并非決定性的。安東尼·庫貝克在《遠東是如何丟失的》中構建“美援決定論”，將中國抗戰勝利歸因于“史迪威公路”等外部因素。道爾的《無情的戰爭》討論了美國的援助如何改變了中國抗戰的局勢，然而并未充分考慮中國抗戰的自主性和長期抗戰的戰略性。這種夸大外國援助的論斷降低了中國抗戰的地位和意義。

政治與學術因素導致認知偏差

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抗戰地位的認知偏差，并不僅僅是一種暫時現象，而是具有深刻的意識形態偏見、學術理論桎梏，以及資料獲取與解讀的選擇性偏差等方面的原因。

一是冷戰思維與意識形態偏見。冷戰思維和對共產主義中國意識形態的偏見，成為部分西方學者不承認中國抗戰國際地位的重要因素。拉納·米特直言不諱地指出，西方對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了解甚少，部分原因在于冷戰初期中國由抗日盟友轉變為對立陣營的一員，這使得西方學者在客觀研究中國抗戰史時面臨困難。目前，這種意識形態的偏見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西方學術界，也是中國學術界需要面對的最根本問題。

二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桎梏。西方學術界二戰史研究的起步和發展立足于西方中心觀，高度重視歐洲戰場和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作用，對于中國戰場的抗戰向來漠視。如約翰·基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將中國抗戰置于歐洲和太平洋戰場之外，認為中國戰場是“一個邊緣戰場”。此外，在費正清的“沖擊—反應”模式影響下，近代中國被描述為被動回應各種沖擊，中國抗戰也被簡化為“被動回應日本侵略”的線性敘事。盡管在全球史觀的影響下，這種局面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變，但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桎梏仍需更多國際合作研究的共同推進。

三是研究資料尤其是檔案利用的選擇性偏差。西方學者研究二戰史，最初集中使用西方資料，其研究表現出強調西方、漠視中國戰場的傾向。隨著日本相關文獻的數據化，西方學者在研究中體現出強化日方視角的敘事權重。這導致中國戰場的國際貢獻度和東方主戰場地位的彰顯不足。進入21世紀，以哈佛燕京學社《蔣介石日記》為代表的中文資料的開放，對于改變這一現象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由此可見，中國學術界可在相關檔案資料的開放、整理和數據化上付出更多努力，改變因為資料選擇性偏差而導致的中國抗戰研究被動“失聲”狀態。

從“他塑”到“自塑”的范式轉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相比，同這場戰爭對中華民族和世界的影響相比，我們的抗戰研究還遠遠不夠，要繼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中國學術界應當充分發揮自身的體制優勢和區域特色，通過建設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等史料數字化工程，組建跨國研究共同體，充分開展國內外學者共同參與的學術對話，建立兼具歷史縱深與全球視野的抗戰史自主知識體系。

歷史話語權的爭奪本質上是文明敘事能力的較量。美國學者裴宜理指出：“在很長時間內，中國的研究處于‘理論輸入階段’，尚未進入‘理論輸出階段’。”中國學術界需摒棄簡單的理論跟隨甚至理論移植，自主探索研究范式創新，在國際學術層面上構建中國抗戰研究自主的、具有解釋力的理論框架。我們不妨將“復興范式”作為一個建構自主話語體系、“自塑”中國形象的嘗試。這一范式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植根于中國傳統史學敘事，借鑒中西方既有研究范式，立足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的艱辛歷程，采取長程的歷史觀、全球視野、中國中心、多元方法，既注重宏大敘事，又尊重微觀實證，是對既有范式的整合和統籌。

中國學術界的抗戰史需要在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同時，積極納入全球反法西斯、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史學敘事，全方位揭示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對全球民族解放運動的范式意義。當西方學者開始承認“中國還成為了另一個典范，即作為一個非歐洲的民族國家，它成功地倡導了反帝國主義的理念——這不僅僅針對日本，還包括英國”，我們更需要向世界證明：中國戰場不僅是地理空間上的東方主戰場，更是塑造現代世界文明秩序的精神高地。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西方話語中的中國抗戰及其世界意義研究”（23BDJ074）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武雪彬

新媒體編輯：曾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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