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首長，您得替我說句話！”1980年初春的病房里，鐘偉少將攥著帽子站在床前，話音未落，黃克誠突然抄起拐杖敲在床沿： “你小子敢對主席不敬？”拐杖頭險些戳到對方軍裝第二粒紐扣。這個被黨史研究者反復提及的細節，正是我們黨在歷史轉折時期如何正確評價領袖功過的生動注腳。

當葉劍英元帥在1979年國慶提出全面總結三十年黨史時，經歷過特殊年代的干部們反應各異。鄧小平同志辦公室的臺歷上，那段時間的批注密密麻麻： “總結必須實事求是，但絕不可搞歷史虛無主義。”這種清醒認知在1980年的中央會議上遭遇了現實考驗——四千余干部云集的會場上，有人借機宣泄個人情緒，甚至直呼 “毛澤東”之名。身處301醫院養病的黃克誠聽聞簡報，硬是拔掉輸液針頭要看會議記錄。

有意思的是，這位開國大將的個人經歷恰是理解這段歷史的鑰匙。1930年攻打武昌時，時任縱隊政委的他因反對冒險進攻被降為支隊政委；1959年廬山會議后，他因支持彭德懷被撤職查辦。但正是這樣屢遭挫折的老革命，在歷史評價的關鍵時刻展現出超越個人恩怨的政治品格。 “我在牛棚里數過，主席救過黨中央至少五次。”他對前來探望的同志比劃著手指， “秋收起義上井岡山算一次，遵義會議算一次......”

鐘偉少將的遭遇頗具代表性。這位在1959年軍委擴大會議上敢為彭德懷仗義執言的戰將，二十年間輾轉農場、干校，直到1979年才恢復名譽。當他帶著滿腹委屈找到老首長時，黃克誠卻敏銳捕捉到對方言語間對主席的失敬。 “你以為受點委屈就能否定歷史？”老將軍的拐杖在地板上 “咚咚”作響， “沒有主席在通道會議力排眾議，咱們早被蔣介石包餃子了！”

這種 “對事不對人”的較真勁兒，在1980年11月的中紀委座談會上達到高潮。黃克誠特意換上嶄新的軍裝，從醫院直奔會場。面對仍存疑慮的同仁，他掰開揉碎地分析： “說主席晚年有錯誤，我舉雙手贊成；但要說他搞革命是為了個人權力，那就是睜眼說瞎話！”當講到第三次反圍剿時主席三天三夜不眠指揮作戰，他突然提高嗓門： “這樣的領袖，能說他沒有群眾立場？”

不得不提的是，黃克誠的報告之所以產生振聾發聵的效果，關鍵在于他始終把握住兩個維度：既反對神化領袖的歷史觀，也警惕全盤否定的虛無主義。這種辯證思維在《解放軍報》全文刊發其講話后引發連鎖反應——某位曾在文革中遭受沖擊的省委書記連夜撰寫學習體會： “黃老的話讓我明白，否定主席就是否定我們自己的來路。”

在病房訓斥鐘偉三個月后，黃克誠特意托人捎去《毛澤東選集》。扉頁上遒勁的鋼筆字跡依稀可辨： “房子問題已解決，但思想問題要自己解決。”據警衛員回憶，鐘偉捧著書在招待所房間呆坐整夜，次日一早就去黨委交了檢討書。這個鮮為人知的后續，恰是那個特殊年代黨員干部思想轉變的縮影。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同志辦公室的燈光常常亮到凌晨。工作人員記得，有次首長翻閱黃克誠講話稿時突然笑道： “這個黃瞎子，比我們這些睜眼人看得都明白。”這句帶著湖南腔的贊許，隨著《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最終化作全黨共識。而那位用拐杖敲醒同志的老將軍，或許正是用這種方式，完成了他對歷史、對真理的最后一班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