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10日凌晨1點，紅一軍團團長林彪和政委聶榮臻發來“萬急”電報，黔北重鎮打鼓新場只有王家烈的殘部鎮守，建議攻打。

此時，紅軍面臨東有湘軍鎮守，北面川軍三個旅正在逼近，南方則是薛建設的中央軍，東北南三個方向都有國軍控制，似乎只有向西突圍這條路可走，而向西打鼓新場是必經之路。

于是，中央政治局在茍壩緊急開會研究，絕大多數同意，只有毛主席一個人堅決反對。

會議從早晨開到夜間，始終爭執不下，毛主席甚至以不當前敵司令部政委相要挾，卻仍未能改變眾人的決定，最終毛主席被撤職。

但是，第二天就在作戰命令即將發出、打鼓新場之戰箭在弦上時，情況發生了驚天逆轉，大家都同意取消攻打的計劃。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除了毛主席連夜說服周恩來，周恩來連夜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戴鏡元送來了一份情報，證明毛主席是正確的。

這次驚天逆轉，戴鏡元立下奇功，否則中央紅軍極有可能全軍覆沒。

作為功勛卓著的老情報工作者，解放以后，戴鏡元一度要被授銜最年輕的開國中將，但最終不但被取消了授銜資格，毛主席還要槍斃他。

那么，戴鏡元是誰？毛主席為何要槍斃他，他最終的結局又怎樣？

戴鏡元

我們從頭說起。

• 10歲入伍的電報奇才

1919年，戴鏡元出生在福建永定岐嶺鄉竹聯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少年時期，由于家里太窮，戴鏡元吃盡了苦頭。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1928年，村子成立共青團，戴鏡元就秘密加入了，那時他才9歲，隨后，他參加了震撼八閩的永定農民武裝暴動和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在斗爭中，他迅速成長成熟，10歲時轉為中共黨員，這在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1929 年，毛主席率領紅四軍進入閩西，戴鏡元因為能力出眾，成為了共青團永定縣委書記，后來又先后擔任共青團龍巖縣、連城縣縣委書記和中共連城縣委代理書記。

三十年代初，周恩來由上海調中央蘇區工作，經過永定縣時，時任永定縣團委書記的戴鏡元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戴鏡元向周恩來進行了工作匯報，結果這個十幾歲的團縣委書記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2年底，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親自點名要戴鏡元速到政治保衛局干部訓練班學習。畢業后，14歲的他參加了紅軍，又被周恩來調到中革軍委(即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二局當了電報情報破譯研究員，從此，他在這個特殊的崗位上整整戰斗了半個多世紀。

在工作中，戴鏡元也不負厚望，憑借著年輕敏銳的特質，他開始苦學專業技術，沒過多久，就展現出了強大的電報破譯能力和人際溝通能力，順利成為了一名“破譯奇才”，很快在軍委二局中迅速嶄露頭角，年僅十五歲時，就擔任了黨支部書記。

長征時期，當時，為了保密需要，中革軍委機關的代號為紅星縱隊，又稱中革軍委縱隊，二局參加長征的指戰員被編為該縱隊的第四分隊，分隊長（局長）曾希圣（解放后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副隊長（副局長）錢壯飛，15歲的戴鏡元任分隊黨支部書記、參謀，還承擔著關鍵的譯電員工作，跟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一道行動，為黨中央、中革軍委做好情報保障工作。

“第四分隊”不僅要負責黨中央與各支紅軍部隊的通信聯絡，還要與國民黨反動派的情報部門斗法。因為當時敵強我弱，面對重兵圍剿，紅軍大部隊必須及時掌握敵人的動向，才能確保每一次行動萬無一失。

為了確保每天24小時工作不停頓，第四分隊采取歇與不歇兩梯隊工作制，即把人員分成兩個梯隊，前面一個梯隊行軍時，后面一個梯隊工作；后面一個梯隊行軍時，前面一個梯隊就工作。兩個梯隊交替工作，交替行軍。有時戰斗任務緊張，特別是在一些重大戰役期間，他們分成三四個梯隊工作、行軍。因此，紅軍長征走了二萬五千里，二局的指戰員工作了二萬五千里。所以，由戴鏡元帶領的電臺隊，被毛主席評價為長征路上的燈籠，紅軍的“千里眼”和“順風耳”。

• 16歲時破譯電報多次挽救紅軍

1935年紅軍到達貴州北部的時候，對于是否攻打打鼓新場，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邊倒”情況：

當時中革軍委的絕大多數領導認為，黔軍是個軟柿子，而且打鼓新場是有油水的。

只有毛主席一個人堅決反對，他反對的理由恰恰是：打鼓新場打不得。滇軍主力正在向打鼓新場一帶推進，如果紅軍執意攻打，不但將面臨滇軍和黔軍，而且周渾元、吳奇偉、孫渡、郭勛祺等部也會合力殺過來，紅軍必定會陷入重圍。

會議經表決，否定了毛主席的意見，同意攻打打鼓新場，并且免去了毛主席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

散會以后，毛主席一直放心不下，想到半夜還不能入睡，便提著馬燈找到周恩來，建議戰斗命令晚一點發，周恩來也覺得毛主席的意見有道理。

就在這天晚上11點，電臺中突然傳來敵軍聯絡的信號，正在值班的戴鏡元和抄報員一下興奮起來，截獲的情報正是國民黨滇、川、黔軍的行動情況，敵人果然掌握了紅軍的動向，已經在打鼓新場布下口袋。

11日凌晨2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放棄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周恩來后來感慨地說：

“如果我們貿然發起打鼓新場戰役，必然造成紅軍重大損失，后果真是不堪設想??！”

隨后，兩萬紅軍在強渡金沙江的時候，當時，前有大江擋道，后有追兵，唯一的渡江工具是6艘勉強可用的木船，正確的情報將決定紅軍的生死存亡。

在這種情況下，戴鏡元領導的偵聽人員堅持奮斗9天9夜，時刻不停地抄收和分析情報。

毛主席根據他們破譯的敵人情報，推算出了敵人抵達的確切時間，指揮中央紅軍2萬多人依靠6艘木船，從容地渡過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

研究渡江

在紅軍渡江后的第二天，國民黨中央軍兩個縱隊和滇軍一個縱隊才匆忙趕到，也只能望江興嘆。

為此，毛主席高度贊揚道：

如果當時軍委二局沒有戴鏡元的話，那么，長征無法順利進行，也很難順利到達陜北，他是長征路上的燈籠。

• 破譯“天書”助力擊斃日軍高官

1938年夏，為了適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軍委二局開始開展了解讀國外“天書”的工作。

但是，意想不到的困難出現了，因為破譯外電，既要會外語，又要精通電報，可原來的破譯人員基本沒有接觸過外語，而新加入的、懂得外語的同志，幾乎又從未接觸過情報工作。因此，破譯工作進行得很不順利，也讓不少同志喪失了信心。

毛主席得知后，針對這一情況，專門題詞：“不怕難，只怕不干！”在毛主席的鼓勵下，大家迎難而上，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情報人員終于破解了國外“天書”。

為此，毛主席特地派滕代遠參謀長前來慰勉，并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贈予工作出力同志獎品，計每人布鞋、線襪、牙膏、大日記本各一件。

在獎給戴鏡元的大日記本上，有毛澤東于1939年7月9日的親筆題詞：

“步步前進，就步步勝利！”

題詞

滕代遠當時還對戴鏡元說：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聯名寫信嘉獎一個工作單位還是第一次，這是你們的最大光榮。”

1939年11月，日軍對我晉察冀邊區進行掃蕩，楊成武指揮八路軍在黃土嶺和日軍展開了伏擊戰。戴鏡元通過破譯日軍情報，得知掉入我軍包圍圈的竟有日軍中將阿部規秀，此時他們正在發報向日軍大部隊求援。

楊成武大喜過望，調來破擊炮把被日軍稱為“名將之花”的阿部規秀送上了黃泉路。

毛主席認為擊斃阿部規秀，戴鏡元功不可沒，于是把阿部規秀的軍大衣作為獎品送給了戴鏡元。

軍大衣

1941年6月，戴鏡元和戰友們獲得了德國要閃電式進攻蘇聯的計劃。中共立即將此情報通報給斯大林，使蘇聯提前進入了一級戰備。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將美國拖入了戰爭。很少有人知道，日軍的行動計劃，卻被戴鏡元首先破譯了！當中國將這個機密告訴美國人時，他們根本不相信，因此沒有做出預防，最后釀成了悲劇。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從此成為美國人的眼中釘，又是戴鏡元偵聽到山本五十六將要飛到太平洋的巴拉爾島視察日軍，就把這個重要情報告知了美國，這一次美國人不敢再怠慢，根據這個情報，把山本五十六擊落于茫茫太平洋。

• 31歲偷蓋別墅別墅主席要槍斃他

解放戰爭時期，已經擔任軍委二局局長兼政委的戴鏡元，帶領同志們再立新功。

淮海戰役中，他們提前破譯了敵人密電，得知黃百韜向徐州開進、黃維兵團向北準備解黃百韜之圍，為淮海戰役取得完勝立下汗馬功勞。

掌聲和鮮花接踵而來。

1947年，毛主席親自前來慰問，稱戴鏡元他們“是無名英雄！”，1949年毛主席在一次會議上第一次公開表彰了戴鏡元的隊伍，肯定他們“起到了一個方面軍的作用”，朱總司令還把斯大林送給自己的望遠鏡，送給了戴鏡元。

新中國成立后，戴鏡元因功勞巨大且年輕，被先后任命為中央軍委技術部部長、中央機要局副局長等職。他的行政級別被評為九級，相當于副軍級。按照當時的情況，31歲的戴鏡元有很大概率在授勛時被評為最年輕的中將。

但是，沒想到他的命運卻在1950 年發生了轉折。

1950年初的一天，毛主席的衛士長李銀橋的妻子韓桂馨剛剛生了孩子，毛主席就在菊香書屋設家宴招待他們夫妻。

李銀橋夫婦

席間，韓桂馨聊起了主席離開香山后的一些事情，無意中提及戴鏡元在香山蓋了一棟二層小別墅的八卦。

沒想到，主席聽完臉色就變了。3月6日，毛主席一個電話，召來了周總理、聶榮臻，以及大別墅的主人——時任軍委二局局長的戴鏡元。

在主席面前，戴鏡元不敢有絲毫隱瞞，他說自己在主持修建香山的時候，見有許多珍貴木材，一時沒忍住，便偷偷拉了一部分，給自己家修房子，打家具了，他是一時糊涂，才干出這樣的事情……

戴鏡元說完，毛主席氣得大喊：

“再大的官，都得一視同仁，給我拖出去槍斃！”

周恩來和聶榮臻趕忙為他求情。

好在戴鏡元認錯態度較好，毛主席消了氣后，戴鏡元最終被取消了參加評銜的資格，沒收所有財務，降職下放到北京東城區委書記處任書記、區長，直到1970年他的處分才被撤銷，并且重新回到了軍委，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三部的部長。

2008年戴鏡元在北京去世，享年89歲。

戴鏡元作為一位在革命戰爭年代立功無數的英雄，卻倒在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發展時期，教訓是深刻的。它警示人們：

無論功勞多大，無論官職多高，背離初心，忘卻使命，終究逃脫不了法紀的制裁和歷史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