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91歲的褚時健在云南玉溪市人民醫院經搶救無效去世。

消息傳出后立即引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不僅各大媒體爭相報道，更有不少民眾自發前往憑吊。

褚時健是中國最具爭議性的財經人物之一。

他曾作為“中國煙草大王”，展露了他在經營管理領域的突出才能——在效力云南紅塔的18年間，他帶領這家企業為國家創造了高達991億的利稅。

然而，1995年，就在即將從主政多年的紅塔集團離任時，他被匿名檢舉貪污受賄，從此迎來了他人生中的至暗時刻。

因經濟問題被查辦，褚時健名譽嚴重受損，尤其是1999年終審判決結果出具之后，71歲的他迎來了牢獄之災。

妻女相繼被收審

1995年，在褚時健出事之前，其妻子馬靜芬和女兒褚映群已經分別被警方收審。

這和1995年2月寄到中央紀委信訪室的一封檢舉信有關。

檢舉信中提到了一個來自河南洛陽的個體煙販林政志，稱其勾結了三門峽煙草分公司，通過向褚時健的親屬行賄非法取得了卷煙指標，并憑此獲利高達800余萬元。

中央紀委對此高度重視，在3月時派人進駐洛陽徹查此事。林政志在有關調查人員面前供認不諱，詳細交代了自己賄賂褚時健妻妹馬靜芳和小舅子馬建華的經過。

原來，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國生產的香煙在出廠時存在“國家調撥價”和“市場價”兩種價格。

以褚時健擔任廠長的玉溪卷煙廠生產的“紅塔山”這樣的名煙為例，其國家調撥價為一包兩元多，但到了終端市場之后，其價格卻達到了七八元，可以說翻了幾番。

這也使得一旦很多人打起了以國家調撥價批到煙，再轉手到市場上倒賣，賺取差價以快速致富的主意。作為河南洛陽的個體煙販，林政志同樣蠢蠢欲動，為此想盡了一切辦法。

想要以調撥價批煙，雖按照規定需要由政府或主管部門出具公函，但實際操作下來，批條還要交到廠長褚時健的手上，由其具體落實。

林政志就希望找到褚時健說情，請他為自己行一個方便。

他了解到，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各個級別的領導干部的子女幾乎都曾到玉溪卷煙廠要批煙，只是褚時健奉勸他們“要為你們的父親想想，不要給他們找麻煩”，寧愿送一小點給他們自己抽，也不敢輕易答應他們大批量從廠里拿煙，所以最終批下的香煙并不多。

為此，林政志打起了“曲線救國”的想法。他沒有直接找到褚時健說情，當然按照他的身份當時也無法直接聯系上褚時健，而是通過自己的人脈網絡——此前結識的任職于三門峽市煙草分公司的一名員工，認識了褚時健的妻妹馬靜芳和小舅子馬建華。

林政志決定對他們許以厚利，以一起合作倒賣香煙、發家致富為誘餌，將他們拉到和自己一條船上。

果然，馬靜芳和馬建華心動不已，找到姐夫褚時健求情，希望他能夠大筆一揮，給他們賺錢的機會。

彼時，褚時健嚴詞拒絕了他們的請求。馬靜芳和馬建華在姐夫這里碰了釘子，本已意興闌珊，林政志卻在巨大利益面前不肯放棄，立刻給馬靜芳和馬建華出了一個主意，那就是由他們去說服他們的姐姐，也即褚時健的妻子馬靜芬，讓她給褚時健吹枕頭風。

果然，馬靜芬掛念自己的弟妹，也愿意給予幫助。而在她幾次三番在褚時健耳邊念叨“你批給別人也是批，給他們批點有啥不能的呢”之后，褚時健動搖了。

于是，林政志心想事成，拿到了批條，從玉溪卷煙廠先后套購了8000多件卷煙，得以獲利800余萬元。

這之后，他也多次給馬靜芬、馬靜芳和馬建華送錢送物，表達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并期待和他們有下一次的合作。

然而，紙終究是包不住火。東窗事發之后，林政志立刻供出了整個違法犯罪經過。

褚時健的妻妹馬靜芳和小舅子馬建華率先被河南省洛陽市公安部門收審。而等到褚時健因公出國考察設備之后，褚時健的女兒褚映群、褚時健的妻子馬靜芬也被河南有關部門相繼帶走。

得知女兒和老伴雙雙出事，褚時健第一時間趕回了玉溪。

彼時，紅塔集團剛剛組建，褚時健從玉溪卷煙廠廠長搖身一變成為云南紅塔集團和玉溪紅塔煙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長，事業上面臨了更大的機遇和考驗。

他因為現實需要，在等待公安部門對自己妻女的調查結果的同時一邊繼續自己的工作。

因女兒自殺備受打擊

在心系企業發展，致力于讓紅塔集團的裝備趕上世界一流水平而辛苦奔走的同時，褚時健沒有忘記遠在河南的妻女。

他頻繁約見法律界的有關人士，希望為妻子和女兒爭取到“好一點兒的關押環境”，也希望能夠知道妻子和女兒的事情會怎么處理。

事實上，作為同被檢舉的對象，褚時健本人此時也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各種調查。

只是，此時隨著中國“復關”進入白熱化階段，紅塔集團成為了外國煙草公司在亞洲的主要攻擊對手，正面臨著緊要的關頭，褚時健本人也有強烈意愿幫助云南煙草工業渡過難關、再創輝煌，于是，在預審環節，組織給予了他一定的人身自由，沒有讓他和妻女一樣被警方收審。

褚時健的這種精神，也是他在被證實存在經濟問題之后仍能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敬重的原因所在。

不過，很快，褚時健就迎來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個打擊。

原來，他的女兒褚映群自被警方收審后就精神不振，入獄4個月后更是自陳“無法忍受何日是盡頭的苦難和屈辱”，在獄中自殺身亡。

因其求死心切，下手果決，獄方發現異常時已經無力回天。

褚時健與妻子僅生育有一兒一女。在兒子褚一斌與他長期對抗，經年累月在國外工作、生活的情況下，褚時健一腔慈父之心盡數給了女兒褚映群，也就與她感情極深。

得知褚映群自殺身亡，他傷心欲絕，心中盡是難以排解的悔恨和遺憾。

而在他痛哭一場后，應他的請托，紅塔集團副總裁、法律顧問以及云南省公安廳的總隊長親自飛赴河南了解褚映群自殺的具體情況。

為此，河南方面還開了一個案情通報會，交代了褚映群被收審之后“并沒有太大問題”的情況，并表示褚映群在“正準備報請解除隔離審查”時自殺身亡“十分可惜”。

只是，這樣的說辭并不能使褚時健一方釋懷。事實上，褚映群并不屬于收審對象，卻被河南警方從珠海抓來，甚至死在了獄中，河南警方存在嚴重失職。

面對褚時健一方的質問，河南省公安廳一位副廳長出面道歉，稱：“對不起你們，也對不起褚廠長”。

最終，除一句道歉外，褚時健僅拿回了女兒的骨灰。

被判處無期徒刑

盡管遭遇了種種苦楚，褚時健確因犯有經濟問題，仍接受著相關調查和審查。

1997年，他被云南警方正式批捕，1998年，他被云南省檢察院以貪污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罪名向云南省高級法院提起公訴，1999年，他被依法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無疑，這個曾帶領玉溪卷煙廠第一煙草品牌——“紅塔山”強勢崛起、在中國煙草行業幾乎被封神的企業家在此時終結了他的神話。

只是，作為經濟罪犯，褚時健的“待遇”卻與其他經濟罪犯不同。他罕見地得到了國內許多人的同情。

原來，褚時健的貪污暴露了當時制度上存在的問題，那就是“很多創造財富的人沒有得到應得的回報”。

彼時，國家讓很多官員做市場經濟活動，褚時健作為其中的佼佼者，更是發揮了超強的主觀能動性，用18年的耕耘給為國家創造了高達991億的利稅，對社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只是當時的制度無法體現獎勤罰懶的原則，褚時健擔任了18年的廠長，總計只拿到了88萬元的收入。

他也因為心中憤憤不平，才會觸犯法律，走上了歧路。

褚時健一案發人深省，后來國家進行了國企體制改革，開始給予經理人獎勵并允許他們購買股份。因此，褚時健下臺后，接替他職務的人一經上任就能拿到100萬年薪，一年的收入即超過了褚時健18年的總收入。這也引發了人們對褚時健的更大同情。

不過，褚時健犯罪是事實，的確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

組織也設法給予了他一定的“優待”，如按律本該判處死刑而改判無期徒刑，又在判決的次年便允許他保外就醫，和妻子回到玉溪老家發展“褚橙”事業。

褚時健遠在國外的兒子褚一斌也攜妻子歸來，陪伴他度過了最后的光陰。

參考文獻：

中新網 褚時健去世，516266717484這串數字道盡他一生……

臧廣州著. 《褚時健 從“煙王”到“橙王”》 2016

新華網 原紅塔集團董事長褚時健再創業 曾因貪污判無期

法治周末/鳳凰網 褚案帶來的制度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