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阿力米熱

5月12日，備受關注的中美經貿高層會談結束，隨即發布了《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

根據聯合聲明，中美雙方同意相互取消91%的關稅，保留剩余10%的關稅；美方暫停實施24%的“對等關稅”，中方也相應暫停實施24%的反制關稅。

與此同時，雙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經貿磋商機制，就經貿領域各自關注的問題保持密切溝通。

5月13日，財政部發布公告稱，為了落實中美經貿高層會談的重要共識，經國務院批準，自2025年5月14日12時01分起，調整對原產于美國的進口商品加征關稅措施。

實際上，今年4月以來，中美一共互相加征了3輪關稅，最終美國對中國征收關稅高達145%，中國反制征收125%關稅。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美高額關稅嚴重損害雙邊正常經貿往來，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本次會談達成了聯合聲明，是雙方通過平等對話協商解決分歧邁出的重要一步，為進一步彌合分歧和深化合作打下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對全球市場來說，中美會談取得階段性成果，無疑是利好消息。那么，此次會談過后，中美進入下一階段磋商，會分別對其它國家與美國的貿易談判產生什么影響？全球的貿易走向和格局如何演變？

對此，時代周報記者專訪了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理事梅新育。

梅新育表示，中美貿易磋商是一場“持久戰”，這一過程不會一蹴而就，也不會一帆風順。在這場長期的博弈中，技術突破與制度創新將重塑全球經濟格局。“目前中美經貿會談已取得第一階段勝利，在此背景下，全球貿易格局或現‘跟風中國’效應。”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理事梅新育

“跟風中國”效應

時代周報：在瑞士日內瓦進行的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已達成重要共識，并取得實質性進展。5月12日下午發布了《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聲明表示，雙方同意相互取消91%的關稅，暫停90天24%關稅，并繼續協商解決彼此關切。你認為，接下來中美貿易是什么樣的走向？

梅新育：目前，針對本輪的中美關稅摩擦，中美的貿易談判可以說處于初步階段，要實現真正的雙贏，一過程不會一蹴而就，也不會一帆風順。談判中可能會出現諸多摩擦、沖突和交鋒，甚至可能出現憤而離場的情況。談判中斷或出現新的報復和反制措施是可以預期的。

自從2018年3月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以來，我就一直在強調這是一場持久戰，需要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

時代周報：你認為本次中美關稅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貿易逆差問題、產業競爭問題，還是更深層次的戰略博弈？能否從全球經濟格局和兩國發展戰略的角度進行詳細分析？

梅新育：中美關稅戰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國內的經濟運行格局和國際貿易貨幣體系難以持續。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重構美國財政經濟體系和全球貿易——貨幣體系以實現美國的再工業化，扭轉“去工業化”帶來的美國經濟和社會問題。

同時，他們還意圖在稅收政策上進行調整，比如提高關稅以替代所得稅等其他國內稅種，從而減少政府對國民生活的干預，建成更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等權利。

當前，美國的財政經濟體系以財政和貿易“孿生赤字”和債務擴張為基礎，這種擴張模式無法永久維持。特朗普希望通過改革稅制和貿易政策等等來調整這種狀況，試圖通過關稅收入替代所得稅等，并大幅度放松管制、減少監管，以實現社會氛圍的理想化和經濟上的“再平衡”。

中國是舉世公認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進程最大、最成功故事，沒有哪個國家比我們更加真誠地希望維護、完善現行多邊貿易體系。但是，我們不能天真地認為現行的國際貿易貨幣體系能夠永久不變。尤其是在全球貿易增長建立在美國逆差、赤字、債務擴張基礎上的情況下，這種模式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

回顧我國的發展歷程，新中國成立40年前后，我們經歷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國際貿易環境的巨變；從那時到現在，又過去了近40年，現行多邊貿易體系解體風險浮現。因此，我們需要明確共建“一帶一路”的定位是多邊貿易體系的“備份”，而非簡單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這不僅是對本國負責，也是對世界負責。

時代周報：此次會談過后，中美進入下一階段磋商，會分別對其它國家與美國的貿易談判產生什么影響？全球的貿易走向和格局將會如何演變？

梅新育：我認為，其他國家（尤其是貿易大國）都在密切關注中美經貿高層會談的結果，以決定自己的策略。

目前可以說，貿易大國都對貿易體系重構有思想準備，但誰都不愿承擔調整帶來的負擔。美國試圖讓其他國家承擔所有調整負擔，但其他國家不可能心甘情愿。中國第一個站出來頂住壓力，其他國家雖未明確表態，但行動上會形成跟隨中國的效應。這種現象在1997-1998年亞州金融危機時已有體現。

具體來說，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結果就是中國對東亞經濟體系的影響力超越日本。當時，面對東亞貨幣貶值壓力，日本頂不住壓力隨波逐流宣布日元貶值，但中國堅決頂住了，人民幣不貶值。盡管當時中國的名義GDP規模還遠低于日本，但中國在東亞經濟體系的影響力已超越日本。

如今，在貿易體系重構中，中國的表現對全球經濟貿易及其他國家的影響將更加清晰。即使在形成新的“兩個平行世界市場”的極端情況下，中國主導的平行世界市場也多半比美國主導的更大。

圖為中美兩國國旗

關稅下的美國經濟

時代周報：關稅政策已經對美國經濟產生了全面的負面影響。高盛最新警告稱，美國股市面臨近20%的下跌風險，經濟衰退對股市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風險。其首席經濟學家更是預計，未來12個月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為45%。對此你如何評價？

梅新育：美國股市的潛在風險并非今年才暴露，實際上從2023年、2024年開始已經逐漸顯現。

在2023年，特朗普就警告美股危機可能爆發，并希望問題在拜登任內顯現，以避免自己執政后承擔責任。盡管地緣政治、市場流動性等因素支撐美股維持高位牛市，但市場普遍認為這種狀態不可持續，未來可能出現大幅調整或熊市。

對于美股下跌的風險因素，我認為，除了以往就存在的國際貨幣體系等問題之外，今年以來尤為突出的有“深度求索效應”和印巴沖突。

具體來看，我將第一個因素稱為“深度求索效應”，是因為中國在前沿科技領域的突破性進展正在重塑全球產業競爭格局。以深度求索（DeepSeek）等代表性科技成果為例，這些突破不僅挑戰了西方在高科技領域的主導地位，還直接影響了相關行業上市公司的估值邏輯。

回顧國際金融史，以往，發展中國家、國際經濟體系邊緣市場在發達國家、國際經濟體系中心市場引發金融動蕩，是通過將中心市場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拖入危機而引起的。從19世紀阿根廷債務危機拖累英國巴林銀行，到1998年俄羅斯違約沖擊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

然而，這次是中國科技進步直接導致西方主要國家的股市出現連續大幅度的下跌。這種現象在工業革命以來前所未有，甚至超過了冷戰時期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斯普特尼克時刻”的影響。

其次是2025年5月7日的印巴空戰結果，我認為它進一步加深了美國和整個西方股市可能大幅下行的風險。戰斗結果，極大地動搖了西方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中心地位，因為這種中心地位的基礎是其經濟和軍事優勢。而這種動搖的程度，甚至超過了冷戰時期蘇聯武器系統所造成的沖擊。

時代周報：彼得森研究所預測，美國通脹率將因此上升1.5個百分點，但產業回流有限。而經濟衰退風險可能導致2025年GDP增速下降1.3%，疊加今年美國國債到期的天價規模。你認為這種經濟壓力會迫使美國調整策略，還是強化其技術封鎖替代關稅的轉向？

梅新育：當前特朗普政府面臨諸多風險，如貿易戰導致的通脹率上升、產業回流效果有限等。我認為面對這種經濟壓力，特朗普政府仍會采取“混合戰略”來應對。必要時，這種策略會在對外政策做出調整，但其重構國際貿易貨幣體系和美國國內財政經濟體系的目標不會改變。

我認為特朗普的支持基礎并不像民主黨所認為的那樣脆弱，而是具有韌性。盡管存在經濟壓力，但這些并未顯著動搖特朗普陣營的政治基礎。

具體來看，民主黨長期推行的許多政策，如對非法移民的優待、少數群體優惠特權等 “逆向歧視”，在此前長期社會太平繁榮的基礎上，這類政策在短期內可能有助于民主黨增加支持率，但長期來看，必然引發美國社會主體民族、主流群體的反感。這種反感使得支持特朗普的普通民眾能夠承受一段時間的經濟壓力，因為他們認為民主黨逆向歧視政策損害了美國本土國民和主體民族的基本權益，與貿易戰的經濟代價相比，他們情愿兩害相權從其輕。

與此同時，特朗普陣營通過打擊非法移民、驅逐非法移民以及清理選民名單中的外國人等措施，鞏固了其政治基礎，為明年的中期選舉做準備。

因此，在分析特朗普政府采取何種策略時，必須充分考慮其政治基礎。在當前美國的政治體系和規則下，特朗普政府會根據政治基礎的變化靈活調整策略，但其總體目標不會改變。他將繼續采取混合策略，根據形勢靈活調整具體政策。

圖為停在港口的貨輪

中國需開拓新市場

時代周報：在應對美國關稅壓力的過程中，此前RCEP的原產地累積規則和電子商務等章節，是否已構建起足以對沖美國關稅政策的“制度性緩沖帶”？未來應優先升級與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規則對接，還是另起爐灶？在提升中國在全球貿易治理中的話語權上還應該怎么做？

梅新育：美國的全面關稅政策本質上標志著其退出現行的多邊貿易體系。而應對美國關稅壓力的關鍵在于：一方面努力維持盡可能多的美國市場份額，另一方面積極開拓美國市場之外的新市場，尤其是推進貿易自由化，而不是過度干預。

近年來，通過梳理世貿組織（WTO）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如CPTPP、RCEP等）通過的新協議和規則。我發現，無論是WTO的多邊體系，還是這些區域經濟組織的新協議，都存在一個共同問題：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成分不足，而增加的過度管制和政治化內容越來越多。這些新規則本質上是對經濟生活施加的額外管制，會增加額外成本和扭曲。這種趨勢不符合經濟、生產力發展的需求，反而會抑制經濟自由發展的活力。

我認為現行的多邊貿易體系已經進入十字路口，如果我們希望主導國際體系的重構，建立新的貿易和貨幣體系，就必須主導建立一個更符合生產力發展需求、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體系。只有這樣的體系才能持久，我們才能真正體現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不是落后的代表。

時代周報：從全球經濟的角度來看，中美關稅博弈對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產生了怎樣的沖擊？這種沖擊會如何影響全球產業鏈的重新布局？中國應如何在新的產業鏈布局中占據有利位置？

梅新育：自2018年3月貿易戰開始以來，一些企業將部分產能和生產環節轉移到了東南亞等其他國家。他們利用中間環節，將產品在東南亞進行最終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市場。

特朗普政府實施的全覆蓋關稅政策對這種行為進行了嚴厲打擊。例如，美國對柬埔寨、越南、泰國和馬來西亞進口的太陽能產品施加了高額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新能源產品在東南亞組裝后再出口的成本大幅增加，再加上中國在新能源產品和許多制造業產品上具有顯著的成本優勢，部分產品仍然可以承受。因此，部分產業鏈可能會回流到中國。

在極端情況下，中美貿易戰可能會導致形成新的“兩個平行世界市場”，類似于冷戰時期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特別是在IT產品等領域，這種格局可能會更快形成。我們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朝最好的方向努力，同時堅持底線思維，做好最壞的準備。

從優勢上來看，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升。近年來，中國的出口占全球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14%，相當于日本、德國的三倍，美國的兩倍多。這表明中國在全球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

與此同時，以中國為最大貿易伙伴的國家數量已經超過美國，且這種趨勢還在繼續擴大。美國的進口需求在萎縮，而中國的貿易規模在擴張，這使得中國在組建更大的貿易“朋友圈”方面具有越來越大的戰略主動權。

時代周報：有觀點指出，此輪關稅戰有可能削弱美元的國際貨幣信用，你對此有何看法？人民幣國際化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梅新育：我認為，美國的關稅戰確實會削弱美元的國際貨幣信用，但我們不能以為國際貨幣地位給其發行國帶來的全部是利益。從特朗普本人到萬斯等人，在去年競選期間就已多次討論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促進、導致美國制造業衰敗和實體經濟衰退的問題。他們認為，為了振興美國制造業、實體經濟，可能不得不接受美元走弱和美元國際地位削弱的代價。這涉及到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深刻變革。

而隨著中國離國際貨幣發行國的地位越來越近，我們需要正視國際貨幣地位帶來的正反兩方面影響。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上千年的古代國際貿易中，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都優先使用中原地區的貨幣。如北宋時期，與之長期并存的遼國、西夏、高麗、日本等都大量使用宋朝銅錢，信用度遠高于當地貨幣。不過，這種銅錢的大量外流也令宋王朝經濟民生受到了很大困擾。

因此，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時，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貨幣國際化不僅帶來利益，也會帶來相應的負面影響，正如歷史上唐宋時期、特別是宋代中國貨幣的世界化地位及其帶來的問題一樣。所以，在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要找到利益與負擔之間的平衡點。

印巴沖突有何影響？

時代周報：目前對中國外部環境造成較大影響的還有印巴沖突。作為兩國共同的鄰居，印巴邊境的不穩定會否影響正在推進的中巴經濟走廊“升級版”？

梅新育：印巴沖突的突然停火是因為印度方面權衡了多種因素并做出了兩手準備。一方面，印度試圖利用此次沖突削弱巴基斯坦實力；另一方面，印度也意識到春夏季節不是發起全面戰爭的最佳時機，因此，在沖突爆發初期，印度迅速采取行動避免了戰爭的升級。

對于巴基斯坦來說，巴基斯坦的綜合國力與印度存在較大差距，且這種差距在過去幾十年中不斷擴大。到2013年中巴經濟走廊提出時，印度的GDP已經是巴基斯坦的7倍多。到去年，印度的GDP已經是巴基斯坦的10.5倍。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巴基斯坦如果與印度打起全面戰爭，肯定是贏不了的。

巴基斯坦最合理的策略就是利用其空軍優勢，將戰斗局限在空戰和導彈打擊領域，速戰速決，取得優勢后及時收手。

這是因為巴基斯坦的經濟實力有限，無法支持大規模的陸軍或海軍戰爭。

關于印巴邊境的不穩定會否影響正在推進的中巴經濟走廊“升級版”。我認為，對于巴基斯坦的經濟建設，中國可以提供一定的扶持，但不能期望僅靠中國援助就能解決巴基斯坦的根本經濟問題。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最終需要依靠自身努力、實現國內和平穩定以及改善營商環境。中國的援助和經濟扶持只能起到臨時緩解的作用，不能長期依賴。中國民間有句古話，“救急不救窮”，這對于個人和民族、國家都是很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