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剛

黨的七大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代表大會，在明確黨的指導思想、推進黨的建設、完善黨章修訂等方面都作出了首創性的貢獻，不僅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而且為此后乃至今天我們推進黨的建設和發展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首次將“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面臨著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重大課題。在革命初期，黨內曾一度盛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導致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深刻揭示了照抄照搬外國經驗的危害。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依靠群眾，建立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和游擊戰爭，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入農村，獨創性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初步解決了有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和前途等問題；初步解決了農民土地、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等問題。同時，還在反對來自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和共產黨內連續出現的“左”、右傾錯誤的情況下，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本本主義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的斗爭實踐中，在總結全黨集體智慧的過程中初步形成。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先后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完整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到七大召開時，毛澤東思想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它系統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如何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如何建設革命根據地、如何建設無產階級政黨等一系列根本問題。歷史實踐證明，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指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確定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工作指針。圖為毛澤東向大會致開幕詞。

隨著毛澤東思想的不斷發展成熟和正確指導實踐，人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需要對這一主要由毛澤東提出的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給予適當命名和正確評價。1941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概念。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發出指示：要宣傳“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馬列主義的關于中國革命的各項學說和主張”。1942年7月，朱德在《紀念黨的二十一周年》中指出“經過長期革命斗爭的鍛煉，我們黨已經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他真正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并且善于把這種理論用來指導中國革命步步走向勝利”。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正式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月，劉少奇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思想》中，號召全黨“用毛澤東的思想來武裝自己”，把毛澤東同志的指導貫徹到一切工作環節和部門中去，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機會主義思想。8月，周恩來由重慶返回延安，在中央辦公廳舉辦的歡迎會上指出：“廿二年黨的歷史，證明只有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由此可見，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已得到黨內同志廣泛認可。

與此同時，“毛澤東思想”在黨內的指導地位越來越明確。周恩來曾強調：“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鄧小平在多次講話中提出要“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黨中央的領導之下”推進工作，并且通過整風“把全黨從思想上、行動上統一在布爾什維克——毛澤東思想上”。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結果，必將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劉少奇《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到七大召開之時，劉少奇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統的闡述，把延安整風以來黨內對毛澤東思想學習和研究的成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對此，曾經參加七大的胡喬木回憶說：“少奇同志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是大會的三大報告之一。他在會上講了兩天。整個報告都很好，特別是對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的闡述，講得非常精辟，是七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的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也是七大的一個重要理論成果。”幾十年后，鄧小平在總結這一段歷史時，深情地指出：“七大規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黨的七大通過的新黨章，首次將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在黨的旗幟上，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作為全黨團結和鞏固的基礎，成為革命勝利的思想保證。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功績。

首次提出黨的三大優良作風

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就明確規定黨的任務是為全中國人民的利益而奮斗。大革命時期，黨逐步認識到革命與群眾結合的重要性。那個時期，黨的一些早期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帶頭深入到工農群眾中去考察，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革命和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指導中國革命的光輝文獻，為黨形成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樹立了典范。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在領導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初步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1929年9月，周恩來在給紅四軍前委的信中強調，紅軍籌款、沒收地主財產等工作一定要經過群眾路線。同年12月，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指出，紅軍的任務，除了打仗消滅敵人，還要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的任務。1930年5月，毛澤東針對黨內存在的“左”傾教條主義，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批評離開實際調查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提出“中國革命斗爭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在反“圍剿”斗爭中，黨更加認識到依靠群眾的重要性。毛澤東在1934年1月寫的《關心群眾生活，注重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確提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群眾，不依靠群眾，不關心群眾生活，是什么任務也不能完成的。”

抗日戰爭時期，黨對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堅持群眾路線的重要性的認識進一步深化。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深刻闡述了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重要性，為最終形成“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毛澤東在此期間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通過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延安整風使黨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得到普及和推廣。1943年6月，毛澤東寫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科學闡述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

在建黨初期，由于沒有認識到“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于增強黨的團結、提高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的重要性，黨內出現了“左”傾和右傾錯誤，給黨的建設和革命事業造成巨大損失。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黨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啟了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也正式開啟了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作風建設的新階段。延安時期，更是這一黨的優良作風日趨成熟的重要時期。

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明確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這是第一次明確把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確立為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對此后加強黨的作風建設起到重要作用。

首次將團結確定為黨代會的工作方針

七大首次將團結確定為一次黨代會的工作方針。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上指出：我們大會的方針是什么呢？應該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簡單講，就是一個團結，一個勝利。勝利是指我們的目標，團結是指我們的陣線，我們的隊伍。我們要有一個團結的隊伍去打倒我們的敵人，爭取勝利，而隊伍中間最主要的、起領導作用的，是我們的黨。沒有我們的黨，中國人民要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個工作方針最直接體現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上。在1945年5月24日的全體大會上，由毛澤東代表主席團作了關于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的報告，詳細說明七屆中央委員會選舉應遵循的原則，即一是對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要注意團結；二是要照顧各個“山頭”，要反映各方面革命力量；三是不要求每一個中央委員通曉各方面知識，但中央委員會要通曉各方面知識。總之，新的中央做到了包羅各種人才，盡可能地照顧各個方面、各個部分、各個山頭。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分別向大會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和《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圖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在七大大會主席臺上。

在這樣的原則指導下，黨的七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5人當選為中央的五大書記，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時，毛澤東十分關心博古（秦邦憲）和王明的得票情況。由于票數還未統計完，他耐心地等待著計票員們把選票統計完畢。當看到秦邦憲（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數第二名）最終被選上中央委員時，毛澤東臉上露出了笑容。他說：“‘七大’是一次團結的大會，犯了錯誤的人也有代表性……我們不要把犯過錯誤的人推出去，而要團結他們。犯了錯誤，改了就好。”

在七大會場，懸掛著陜甘寧邊區政府等贈送的大幅掛旗：“在毛澤東的指引下，向著勝利，向著全國人民的徹底解放前進！”主席臺對面大門上方懸掛著橫幅：“九十三萬大軍跟隨前進”，這些標語無不傳遞著“同心同德”“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的大會主題。

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上說：“要知道，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準看齊，向大會基準看齊。”同時他指出，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那是寫文章的詞藻。我們這回說，團結得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家庭是有斗爭的，新家庭里的斗爭，是用民主來解決的。我們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樣，從這里能得到安慰，疲勞了，可以在這里休息休息，問長問短，親切得很。正因為如此，黨的七大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史冊。

對黨章進行了許多首創性的修改和補充

與以往黨章相比較，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對一些條款作了首創性的修改或補充，為此后的黨章提供了開創性貢獻。

◆中共七大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首先，首次設置總綱并置于黨章條文之前。黨章總綱是黨章條款前的總則，是黨的政策主張和指導方針的集中體現，是整個黨章的靈魂。不過，黨章并非一開始就有總綱。從黨的二大制定第一部黨章到黨的六大黨章，均未設置總綱。一直到黨的七大，把黨綱作為單獨一部分置于黨章之前，黨章才首次有了總綱，實現了黨的綱領和組織章程一體化。劉少奇在黨的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現在制訂了黨的總綱，加在黨章前面。這就是我們黨的基本綱領。”七大黨章的總綱部分集中說明黨的基本綱領，包括黨的性質和理論，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任務與特點，以及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群眾路線、組織原則等。

第二，在組織機構上首次設置中央書記處和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黨章第三十四條規定：“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并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一人。”“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決議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

第三，首次在黨章中寫進群眾路線的要求。黨章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必須與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廣泛的聯系，并經常注意鞏固與擴大這種聯系。”隨后，黨章連續用了三個“每一個黨員都必須”，對黨員提出了密切聯系群眾的要求，并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經常警戒自己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性，必須經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內部的尾巴主義、命令主義、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等脫離群眾的錯誤傾向。”對此，劉少奇指出：“在黨章的總綱上和條文上，都特別強調了黨的群眾路線。這也是這次修改黨章的一個特點。”

第四，首次在黨章中增加“黨的地下組織”一章。黨章專門設置兩條規定，對地下組織的發展和活動予以保護。黨章第五十四、五十五條規定：“凡本黨不能合法存在與活動的地區之黨的地下組織形式與工作方法，由中央根據黨章通過特別的決議規定之。本黨章各條所規定之黨的組織形式與工作方法，凡不適用于黨的地下組織者，均得變通辦理之”。“黨的地下組織，在接收黨員時，須經更慎重的考察。新黨員入黨時，只履行在秘密環境下所能允許的手續。”

第五，對以往的黨章內容進行了豐富和精確。如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內容作出明確的界定。五大、六大黨章已規定實行民主集中制。在此基礎上，七大黨章將“民主的集中制”更加集中地界定為“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并規定了四項“基本條件”：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由選舉制產生；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向選舉自己的黨的組織作定期的工作報告；黨員個人服從所屬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部分組織統一服從中央；嚴格地遵守黨紀和無條件地執行決議。另外，此前的黨代會都是每年召開一次，六大黨章也有相同的規定。七大黨章則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并召集之。在通常情況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況下，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延期或提前召集。”

七大黨章是黨第一個獨立制定的黨章，反映了當時黨的指導思想和革命理念，其多個首創性貢獻對于此后黨的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兩大首創性舉措

黨的七大除上述首創性貢獻外，還作出兩大首創性舉措，對此后黨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一是首次安排專人作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國共產黨自六大以來發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變化，黨的力量有了很大的發展，從1937年全民族抗戰開始到抗日戰爭結束，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得到迅猛發展。此時，如何加強自身建設、如何總結新的經驗，成為黨的重要任務。這就需要制定一個完備的新黨章。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決定，劉少奇作組織問題及黨章修改報告，由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高崗、譚政、王若飛等六人組成起草組，劉少奇負責召集。

◆七大會場：毛澤東、朱德等人坐在臺下和代表一起聽報告。

黨章起草委員會不僅要對六大的黨章進行重新修改，還要準備修改黨章的報告，并對修改黨章的重點和關于黨的建設的若干重大問題作出專門說明，這是黨的七大的一個創舉。自此以后，黨的八大至十一大都有專門修改黨章的報告，對修改黨章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進行說明。

為撰寫好修改黨章的報告，劉少奇和起草小組展開了認真細致的調查。1945年2月18日，他親自為中央組織部起草致各中央局并轉各區黨委的電報，要求各地報告黨員總數。甚至黨內有多少人受過處罰等問題，他也進行認真統計，以便更加詳細地了解黨員情況。劉少奇在收集到相關的材料后親自撰寫《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并召開黨章修改座談會，廣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見。3月31日，劉少奇出席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在會上劉少奇指出：“黨章照顧了現在和將來，一方面肯定了嚴肅性，一方面允許了靈活性。總綱是黨的基本綱領，作為黨章的前提和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進黨內的一致。”

黨章部分條款的修改，都是經過黨內充分討論后，達成一致意見，才進行的修改。如對于黨章第三條黨員權利中關于“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條款的修改，就經過了反復斟酌和熱烈討論。劉少奇曾指出：“黨員有在一定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的權利，對于這一條，動搖了幾回，‘任何’兩個字寫上又圈掉，圈了又寫上，六中全會時我寫的黨規黨法是強調紀律的，當時新黨員屬絕大多數，現在這些黨員都有五六年以上的黨齡了。所以我雖然動搖了幾次，但仍傾向于給黨員這個權利，這樣雖會出一些亂子，但沒這一條，亂子會更多。”全會對這一條款進行了熱烈討論，有些人對這個問題抱有懷疑，擔心會出現問題，后來周恩來發言說：這是整黨經驗的總結，我過去就是吃了沒有下級批評的虧，如果路線錯誤早有人說，至少要好點。寫上“任何”二字，是整風經驗的總結，實踐起來，利多害少。毛澤東也表示，應該信任群眾，絕大多數的群眾是為黨好的。最后，大家同意新黨章寫上這一條，但將“在一定會議上”改為“在黨的會議上”。

二是首次排除共產國際干預。從黨的一大到六大，無一例外地都受到共產國際的指導，都受到共產國際的深刻影響。雖然在黨的七大籌備過程中，也曾受到共產國際的指導，但是在會議召開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中國共產黨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也不再接受任何國際組織的指導。七大無論是召開的時間，還是報告的起草，一切重要問題全部由自己做決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更重要的是，七大通過的新黨章以毛澤東思想貫穿始終，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成為前所未有的歷史特點。

不過，盡管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但是毛澤東仍然重視處理好與蘇聯的關系。蘇聯情報組成員孫平（弗拉基米洛夫）、阿洛夫全程參加了七大。會上，毛澤東高度評價了十月革命對中國共產黨產生的重大作用，對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予的援助，表示感謝。會后，毛澤東專門向孫平講解七大的意義，解釋為什么說這次大會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并委托孫平將七大的整套文件轉交聯共（布）中央。這為中國共產黨處理和兄弟黨的關系作出了示范，積累了經驗。

由于黨的七大作出許多首創性貢獻和舉措，尤其在黨章的修訂方面開創了諸多以往黨代會不曾有的內容，一些規定和做法一直延續至今，因此使得這次會議在黨代會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黨的七大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標志著我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走向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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