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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蕭軍風餐露宿二十多天后到達延安，來不及感慨，迫不及待地走進延安陜甘寧邊區的招待所，準備好好睡上一覺，無意間卻碰到了好友丁玲。

蕭軍

面對闊別多年的好友，蕭軍打起精神來交談了一番。

兩人道別后，丁玲向毛主席匯報工作，也將蕭軍來延安這一消息報告給了毛主席。

對于這位魯迅先生親自培養起來的作家，毛主席可謂相當重視，立即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到招待所探望蕭軍，期間和培元問蕭軍：

“你愿不愿意見一見毛主席？”

與和培元想象中的答案不同，當時的蕭軍年輕氣傲，對毛主席缺乏了解，他想也不想便回答：“不見，我只是路過而已。”

那么蕭軍為什么要來延安？毛主席為何要邀請他見面？拒絕見面的后續如何？他們又有著什么過往？

“魯門小弟子”

1936年，無論對中華民族還是中國文壇都是極其慘烈的一年，魯迅在上海病逝，其女兒周海嬰在回憶中談道：

“那天一個大漢，沒有猶疑，沒有停歇，沒有客套和應酬，直撲父親床前，跪倒在地，像一頭獅子一樣石破天驚般地號啕大哭，久久不愿站起來。”

此人正是蕭軍。

蕭軍原名劉鴻霖，出生于1907年的遼寧。

當時的東北，文人墨客非常少，考慮到自家孩子的未來，也為了彌補自己的愧疚，蕭軍的父親從小就給他買各種書，就盼著蕭軍能成文人、“當大官”。

不料，蕭軍從小就喜歡舞刀弄槍，立志于成為行武志士，振振有詞說：

“我才不讀書，讀書有啥意思？還不如拿起刀槍來得痛快。”

本就對讀書不感興趣，也由于家境貧困，蕭軍只上過小學。

18歲時，蕭軍在吉林參軍，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擔任見習官、軍士以及武術助教等職務，但都是部隊中的“閑職”，所謂的武術助教也只是一個管理槍支的，閑時負責教大家識字。

這跟他想象中的行軍打仗，在戰場上廝殺完全不一樣，而他自身也沒有力氣去扛槍，甚至跑步，所以在軍中一直沒什么作為。

很快，在軍中郁郁不得志的他幡然醒悟，開始鐘情于詩歌創作。

蕭軍《八月的鄉村》

1934年，蕭軍完成《八月的鄉村》的創作，將東北人民誓死保衛家鄉、爭取民族解放的不屈精神描述得淋漓盡致。

一經發表，浴血奮戰的場景引起了廣大民眾的共鳴，甚至直接影響到了長征中的紅軍戰士。

革命元勛董必武回憶長征時談到，大家爭相傳看《八月的鄉村》，但畢竟人太多了，書只有一本，怎么辦？

最終戰士們將書一頁一頁地撕下來，傳著看，哪怕當時條件有多艱苦，戰士們都熱情高漲，對未來充滿希望。

正是因為這部作品，蕭軍結識了魯迅。

魯迅

完成《八月的鄉村》創作后，蕭軍給魯迅寫了一封信，帶著自己的創作成果、文學信念與文學追求得到了魯迅的關注。

尤其在看完《八月的鄉村》后，魯迅認為這是一篇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性作品，并為《八月的鄉村》作序以鼓勵蕭軍繼續創作，開始悉心培養他。

可就算蕭軍有了魯迅的指導，他的文學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

1936年，張春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了《我們要執行自我批評》一文，直接把矛頭對準了《八月的鄉村》，對其進行了一番嘲諷。

而蕭軍早早便自謙為“遼西凌水一匹夫”，從這個名字就能感受到他性格粗狂豪放，脾氣可謂十分火爆了，又怎么會忍得了嘲諷？他當即就找張春橋約架。

一番大打出手后，蕭軍在文壇的名聲一降再降，所以在一定時期內，蕭軍與周圍格格不入，時常感到寂寞，他開始反思自己，到底要不要改一改這種性格呢？

晚年的蕭軍

去延安之前，他向魯迅求教：

“老師，我是否要將自己的野性改一改？”

魯迅卻回信說：“我看不必故意改。”

身為一個作家，做人做事都不能隨其心，那寫出來的文章也缺失了真情實感。

1936年，魯迅逝世，本就在文壇備受打擊的蕭軍，直接喪失了一大精神支柱，加上戰亂，整個社會動蕩不安，蕭軍一直處在“流浪”狀態。

直到1937年，中共中央遷到了延安，在黨有序的領導和管理下，延安成為了一塊革命圣地，全國各地的有志之士都用渴盼的目光看向這塊寶地，嘴里念叨著：“到延安去！”

蕭軍安心創作的日子沒過多久，上海也變得人荒馬亂，他又不得不踏上了漂泊之路。

這時，他不得不思考，只靠寫作真的能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嗎？終于，蕭軍產生了一個念頭。

蕭軍：“毛主席真偉大！”

1938年3月，跟隨著“民族革命大學”轉移的蕭軍來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雖然本就有意目睹一下這塊聞名已久的地方，但他的目的地并非在此，停留只是為了休整一番。

此時的毛主席也在延安進行革命工作，他有一個習慣，凡是曾與魯迅有過來往的人，無論是受過魯迅幫助的，還是受過魯迅批評的人，他都要與之會面、談話，甚至主動登門拜訪。

而蕭軍作為魯迅的學生，又是得到魯迅教誨和幫助最多的人，毛主席一聽他來延安了，自是十分激動，連忙派秘書和培元前往招待所問候蕭軍。

和培元接到通知自是不敢怠慢，當即到招待所探望這位大名鼎鼎的“魯迅弟子”，交談一番后，和培元對這位作家好感倍增，尤其聽說他要去五臺山打游擊時，直接提出邀請：

“你愿不愿意跟毛主席見一面？”

可沒想到，蕭軍表現得很抗拒，緊皺著眉頭說：

“我到延安是路過，時間緊迫住不了幾天，而毛主席公務繁忙，我就不去打擾了。”

這時蕭軍雖然知道共產黨是一個有原則的政黨，但他對毛主席的分量并沒看重多少，何況經歷過多年漂泊流浪的他實在賭不起，還有可信的人嗎？

和培元雖想不通他為什么拒絕，但也沒說什么便離開了。

丁玲聽說蕭軍拒絕跟毛主席見面后，頗有一番恨鐵不成鋼的模樣，拉著蕭軍勸說道：

“既然到了延安，機會難得，毛主席熱情相邀，還是去見見吧!”

聽到這里，蕭軍有些臉熱，也反應過來拒絕主席邀約不太禮貌，撓著頭應下了丁玲的囑咐，決定去見一見毛主席。

但意外的是，蕭軍還沒去拜訪，毛主席便自行登門了，一同探望跟蕭軍同行的幾位文藝界人士。

一向倨傲的蕭軍沒想到毛主席如此敬賢下士，能親自來見自己，這是以前政客不能做到的。

他受寵若驚地與毛主席握手，趕忙將人請進門。

談話期間，毛主席對他噓寒問暖，關心他來延安的感受，也聊起了魯迅，給足了蕭軍尊重，讓他逐漸敞開心扉，后來他親切地稱呼毛主席為“大哥”。

一頓午飯后，蕭軍也認識到毛主席的心胸寬廣，待人和藹可親，想起自己之前的所作所為，感動的同時自覺十分慚愧，跟毛主席相比，自己的氣量實在太小了。

在毛主席的感染下，蕭軍開始主動融入當地的文化和生活，但究竟是“野性”難馴，一次宴會展現了蕭軍與延安的不和諧。

據徐緻庸回憶，三月下旬，毛主席邀請蕭軍參加宴會，會上蕭軍言辭慷慨地表明了自己不同意“文藝為政治服務”。

受魯迅影響，蕭軍秉承著在文學中自由表達的思想，一旦出于目的搞文學，就是把文藝的水平降低了。

蕭軍

為此，在后面康生作了長篇講話，闡述黨的文藝政策時，蕭軍中途拂袖離去，鬧出了小小的“不和諧”。

蕭軍最看重“自由”與“暢快”，而初到延安時，毛主席也讓他看到了這種日子，除了宴會上的不和諧外，這次延安之行對他來說是愉快的。

故而他改變了到五臺山打游擊的初衷，還應邀參加陜北公學舉行的第二屆開學典禮。

典禮結束后，蕭軍再次跟毛主席等人共餐，所有人圍在簡陋的大木桌上，共用一個大碗喝酒，你一口我一口。

蕭軍也見到了毛主席那種“大風起兮云飛揚”的豪邁氣概，也應了他內心深處的“關東醉俠”意味。

盡管當時的延安生活條件簡陋，蕭軍內心也暖烘烘的，甚至改變了自己對政治的想法，也由衷地感慨道：“毛主席真偉大！”

但沒過多久，蕭軍在丁玲和聶紺弩的勸說下，來到西安修補與戀人蕭紅的裂痕，之后又在組織的安排下，他來到蘭州工作。

可延安之行在蕭軍心中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這也為他第二次來延安打下了地基。

毛主席：“蕭軍同志，你改行怎么樣？”

深刻了解到毛主席的偉人情懷后，蕭軍捧著一腔熱血積極投身于革命事業中，為此，他在1940年6月第二次來到了延安。

再次來到延安的蕭軍心無旁騖，寫出了《烏蘇里江底西岸》的長詩，開始了長篇小說《第三代》的寫作，同時他還參加了一系列的文學活動，真正成為了延安文壇的活躍人物。

可以說，蕭軍的到來，極大地活躍了延安的文學氣氛，掀起了一股延安文藝新潮。

延安文藝

正當蕭軍以為自己看到了未來的曙光，積極投身方興未艾的延安文藝新潮時，他卻發現自己與延安是格格不入的，一如先前在上海文壇那般被“孤立”的狀態。

也就是說，他根本沒法真正融入到延安社會中去。

在延安，蕭軍直率的性格是眾人熟知的，經常語出驚人，各種矛盾和分歧自然不少，直到一次口角，讓他漸漸有了回到重慶去的心思。

1942年，蕭軍遭到同事程追的打罵，當即氣不過，揍了他幾拳，又趕到山下揍了他幾棍子。

事后蕭軍遭到了延安部分作家的抗議，要求他辭去參議員的職務，并將其告上了法院，被判刑六個月才得以了結。

因為“路見不平一聲吼”，蕭軍吃盡了苦頭，但他仍堅持自己內心深處的“俠客”氣概，也預示著他的文學價值觀與延安主流價值觀存在根本性沖突。

不久，在毛主席作結論的那場座談會上，蕭軍再次口無遮攔，與毛主席的秘書在會上大吵起來。

蕭軍真正陷入到“千夫所指”的狀況中，矛盾已經無法解決，他覺得這次非離開不可了。

臨行前，他先后寫了兩封信給毛主席，信中說道：

“我為自己在延安影響到同志們的團結而深感愧疚，與其留在這，不如回到重慶去直面敵人來得痛快。”

而毛主席自是了解蕭軍的為人，收到這兩封信的時候，他思索良久，揮筆給蕭軍回了一封信。

信的內容是這樣的：蕭軍同志，我因與你缺少接觸，有些意見想與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于你……我勸你在注意自身毛病的同時，不要絕對地看待事物，耐心調理人我關系，方能解決矛盾……

就是這樣一封情真意切的回信，打動了收拾衣物的蕭軍，當晚就來到毛主席的住處，與他徹夜長談，心中的郁悶很快就一掃而空。

面對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的挽留，蕭軍盛情難負，最終決定留在延安。

兩人的關系也越發密切，可以說是亦師亦友了，蕭軍也經常到毛主席住處做客。

一次交談中，毛主席突然對蕭軍說：“蕭軍同志，你覺得改行怎么樣？”

毫無準備下，蕭軍怔愣了好久，問：“改行？”

毛主席饒有興致地盯著蕭軍說：“入黨當官。”

聽到這個答案，蕭軍久久不能言，端詳著主席的臉色，不像在開玩笑，連忙推脫道：

“這可不行，我不是當官那塊料！我還是想成為一匹野馬，無拘無束。”

經歷了這么多，蕭軍也深刻認識到自己的性格可能會隨時與人發生沖突，影響組織紀律就不好了，所以即使看到毛主席有些失望的神情，他也要一口回絕。

這里大家會疑惑，延安這么多名人作家，為什么偏偏就只有蕭軍得到毛主席這么多的特殊禮待呢？

蕭軍的一句話為我們解開了這個疑惑：

“我之所以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相交，首先，他們不是按一般作家來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領袖來看待他們的；其次，我不是他們的下級，我尊重他們，但也并沒有忘記我自己。我們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賓半友形式相處的。我們的友情，是建立在‘魯迅關系’上的。”

人際交往中，真誠是必不可少的，而毛主席與蕭軍這段情誼，體現了毛主席對知識分子無微不至的關愛，以開誠布公的態度換取了他們的終生追隨。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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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姣.魯迅與蕭軍關系新論[J].名作欣賞,2018(22):124-128.

[3] 王圓. 蕭軍在延安[D].陜西師范大學,2016.

[4] 許子東.1941年7月20日的蕭軍日記[J].新文學史料,2022,(01):18-26.

[5] 冉思堯.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的蕭軍與毛澤東[J].文史天地,2017,(03):44-49.

[6] 秋石.關于蕭軍第一次抵達延安的一些情況——對《南方周末》所刊《〈延安日記〉里的蕭軍與毛澤東》一文之質疑[J].魯迅研究月刊,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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