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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為民:心之所向,行之所往 |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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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是心血管博物館精心打造的特別欄目,專為慶祝心血管健康聯盟成立十周年而設。該欄目誠邀百位心血管領域資深老專家進行歷史口述采訪,以完整稿件形式發表出版,讓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和醫學智慧得以廣泛傳播,為行業發展提供寶貴參考。

本文為『心血管醫學博物館』整理原創內容

(全文共約 10000 字,閱讀約需要 25 分鐘)

編者按:此次采訪是在2025年胸痛中心大會的間隙,這位瘦瘦高高的老者目光中依然閃爍著年輕時的光芒。從哈醫大一院出生,到如今桃李滿天下的心血管名醫,李為民教授的故事仿佛蜿蜒的松花江,承載著半個多世紀的記憶與情感。談起父親,談起恩師,他的語氣和緩而深情;聊到PCI手術、搶救生命時,他又神采奕奕,仿佛又回到了手術臺前。

“心之所向,行之所往”——這不僅是他的行醫之道,更是他的人生信條。在李教授溫和的笑容里,我們看到了醫者的初心,也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時光的醫學赤誠。

顧:李教授,請您談談您的家鄉和成長環境,是什么樣的家庭背景培養了您日后成為醫者的品格?

李為民:我的家鄉是美麗的哈爾濱,大家都聽過“太陽島”,還有抗戰時期的那首歌《松花江上》——“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我就出生在哈醫大一院,從小到大一直在這里生活。我的父母都是軍醫出身,其中,我父親畢業于沈陽的小河沿醫學院[1],和傅世英[2]老師、吳英愷[3]院士是同學,畢業后,這批人各奔東西,我父親投身革命,成為了一名軍醫。

我父親曾任第四野戰軍[4]合江軍區醫院副院長,1949年他們集體轉業,共同參與組建哈醫大一院,后來他曾任哈醫大教務長兼哈醫大一院院長,我母親也曾任哈醫大一院副院長兼口腔醫院院長。


李為民教授青年時期全家福照片(二排左二 李為民)

當時學校的校長叫季鐘璞[5],在哈醫大非常有名,1951年由毛主席任命為哈爾濱醫科大學校長,我們家當時與季校長做過鄰居,他很重視我父親這批來的知識分子。



哈醫大第一屆校務委員會,(前排右四 季鐘璞校長 右二李為民教授父親)

不過哈醫大[6]其實在1926年就由伍連德[7]博士建立了,當時叫濱江醫科專科學校,到了1938年,改名為哈爾濱醫科大學。


哈爾濱醫科大學歷史沿革表


小河沿醫學院(現中國醫科大學)舊照

顧:在醫學家庭長大,您從小就接觸醫生這個職業,這是否影響了您后來的職業選擇?

李為民:確實如此。從小我就接觸醫生,我記得當時是抗美援朝時期,在我家旁邊住的是一批我們叫“本科二期”的學生,全部是現役軍人,后來抗美援朝進展較快,他們也就各自離開去往全國各大部隊醫院。其中南方人比較多,我記得我都叫他們“吳哥哥”、“大姐姐”,看到他們就很親切。我還有一張照片,是他們把我抱在懷里的,可惜現在找不到了。

周圍接觸的一些人都與學校有關系,所以我生活在這個環境里,對哈醫大有著很深的感情。

顧:您是什么時候決定進入醫學領域,尤其是心血管專業的?我了解您早期有航空航天的夢想,后來又是如何轉向醫學的?

李為民:這個過程其實挺復雜的。我的中學時代是在省重點哈爾濱三中度過的。那時我經常利用業余時間參加航模的課外輔導班,最大的夢想就是成為國防科技工作者。然而遺憾的是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很多人迷失了方向,整個社會環境都不允許你有個人理想。

由于文革的影響,當時我不能直接考哈醫大,后來我成了一名下鄉知青,到了兵團。我曾在黑龍江省建設兵團[8]工作了5年,當兵團戰士。當時連隊黨支部任命我為衛生員。在兵團時,因為聽說我是來自哈醫大,他們就讓我當連隊衛生員,專門派我到團衛生隊去培訓。


李為民教授知青下鄉時期照片(左一 李為民教授)

當時我們在黑龍江的597農場,為什么叫597農場呢?因為它是四川0597部隊集體轉業來的。我的啟蒙老師就是那位老衛生員。他教我各種基本技能,其實我一開始什么也不會,他們以為我從哈醫大來的肯定懂醫,但我其實只是個高中生。

在團衛生隊培訓了大約三個月后,我開始給連隊的人看病。一個連大概有四百多人,包括來自上海、北京、哈爾濱、杭州的知青,還有當地的老職工和家屬。白天參加生產勞動,包括下地種田,上山采藥等,業余時間我就給連隊有病的戰士打針、開藥。雖然條件艱苦,但我仍因能夠幫助別人而有一種滿足感。這段經歷成為我職業生涯的最初積淀。

再后來,我父親因為受到迫害,在隔離期間導致心梗,無人顧及,要求他自行步行前往醫院,結果在路上突發猝死而亡。1972年,出于對老干部家庭的安撫,組織上給我落實政策,讓我從兵團回來上學。這時我已經有了一些基本醫學知識,但到了大學才發現,我之前懂的那點東西根本不夠看,就重新開始學習。1975年畢業后我留校工作,如饑似渴地汲取知識,積累經驗,為的就是把失去的光陰彌補回來。

可能由于我之前接觸過醫學環境,學得比其他同學要好一些,在班里還當了學習委員。為了學到更多的國外知識,便于交流,我開始自費學習英語,一周兩次上補課班,非常辛苦。

但那時候的“工農兵學員[9]”培養方式確實有問題。我感覺自己知識不夠,所以決定報考研究生。1983年,恢復研究生考試后,我報考了傅世英教授的研究生,以第一名的分數被錄取,由傅世英、黃永麟[10]教授共同指導,就此真正地開始了我的醫學科研之路。由于我當時已經在哈醫大一院工作了,算是在職,可以拿工資,但學制要延長一年,變成四年,我覺得這樣反而更扎實。


傅世英教授與黃永麟教授

顧:能講講傅世英教授嗎?他對您專業發展的關鍵影響?

李為民:我是1983年考入傅世英教授的研究生的。他和我父親是同學,所以對我很熟悉。傅老師是一位純粹的知識分子,待人處事都很嚴謹,雖然和藹可親,但在學術上非常嚴格。

記得我剛開始做高血壓調查時,我有些不滿,覺得這與我的研究課題關系不大。他批評我說:“這有什么好抱怨的?叫你做就做唄,這都是最寶貴的原始材料。”后來在調研工作中,我也就明白了這項工作的重要性,認真完成了任務,走訪了很多家庭,親自給他們量血壓,做膳食調查。這個調查后來發表在中華心血管病雜志上,是非常嚴謹的研究。


哈醫大一院心內科部分醫生合影

傅老師對新事物很感興趣。比如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是傅老師和黃永麟老師共同推動的。黃老師從加拿大進修回來后,帶回了一些穿刺針和導管,當時國內沒有這些設備,他們就用福爾馬林熏蒸后再用。條件非常簡陋,但他們仍然堅持開展這項技術。在他們的指導下,我和孟繁超老師在哈醫大一院開始了最早的冠脈介入治療,那時還沒有支架,只能做最簡單的PTCA(球囊擴張術)。

顧:傅世英教授有哪些獨特的教學方法和臨床風格?您認為自己從他那里繼承了哪些重要的醫學理念或治療方法?

李為民:傅老師最大的特點是要把臨床工作做好。他非常嚴謹,要求我們一定要以病人為中心,把臨床工作放在第一位。另外,他很注重基礎研究和臨床研究相結合,這點我一直銘記在心。

他教導我們做研究一定要嚴謹,不能弄虛作假。我記得做高血壓調查時,每一項數據都必須真實可靠。比如膳食調查,我們使用二十四小時回顧法,詢問調查對象過去24小時內攝入的所有食物種類及數量,要精確到每個家庭用幾個辣椒、幾個雞蛋、多少鹽,炒了一盤菜幾個人吃,我都帶著度量工具去測量。

我從傅老師那里學到了最重要的一點:不管技術多么先進,都不能忘記我們首先是一名醫生,要有扎實的內科功底。他常說:“你首先是一個合格的內科醫師,其次是心內科醫師,最后才是有介入專長的醫師,不能把自己比喻為‘管子工’而忘記了自己的身份。"這個順序是不能顛倒的。


傅世英教授贈李為民教授“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顧:關于冠脈介入治療這條路,能否詳細講述這個過程和您當時面臨的挑戰?

李為民:1987年左右,我們科黃永麟教授從加拿大引進了PTCA技術,我是最早參加的人員。1988年中華心血管病雜志上發表了兩篇關于PTCA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我們的。


哈醫大一院早期心導管介入團隊

此時考慮到我國的科研及醫療水平與國外相比具有很大差距,我決心到國外進行考察學習。1989年我通過了國家EPT考試(全國外語水平考試),被教育部公派出國留學,但由于國際政治問題,直至1992年2月我才前往美國,在學習了先進知識后,1994年下半年回到哈醫大,開始擔任科室副主任。

我們科在1997年成功完成了第一例支架植入術,當時國內朱國英[11]、郭敬宣[12]、毛節明[13]等教授給了我們很大幫助。1998年我獨立完成了我院第一例急診PCI,并創下連續10例成功的記錄,從此開創了我院冠脈介入治療的新局面。

我開始關注經橈動脈介入治療是在2004年左右。在橈動脈介入治療之前,主要通過股動脈進行介入治療,我記得加拿大專家來做手術時,我的任務就是負責壓迫止血。這個工作很累,要站在高處往下壓,我沒有掌握止血要點,只能用蠻力壓住股動脈避免出血。

橈動脈介入治療改變了這一局面,當時國內已經有學者嘗試經橈動脈冠心病介入治療,我那時已經當了科主任,決定帶頭學習并開展此項技術。橈動脈介入的優勢在于它更安全,術后幾乎沒有血腫,但橈動脈比股動脈細,穿刺難度更大,有時會出現痙攣。但通過不斷實踐,我們逐漸掌握了這項技術的要點和感覺。

另外,急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也明顯下降了。傳統治療急性心梗的死亡率很高,而通過橈動脈的冠脈介入治療,可以及時打通堵塞的血管,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在我擔任CCU主任期間,我們降低了心肌梗死的院內死亡率,這是我很自豪的成就之一。

除了冠脈介入領域,我還在我們醫院最早開展腎動脈狹窄的球囊擴張介入手術,我記得是一個二三十歲的女性患者,患有高血壓,經檢查發現是由腎動脈狹窄所致。我當時想,既然冠脈可以進行擴張,那腎動脈狹窄是否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擴張呢?我當時膽子很大,那位患者也很接受治療。我和另一位同事為她做了腎動脈造影,發現腎動脈確實存在嚴重狹窄。我們用球囊擴張的方法將其擴開,效果非常好,術后半小時患者的血壓就下降了,此后再也沒有出現過問題。


李為民教授手術中

顧:您是CTOCC[14](中國冠狀動脈慢性閉塞病變介入治療俱樂部)首屆成員,能否分享您在這方面的經歷和體會?

李為民:那是2005年,當時葛均波院士,哦,那時候他還不是院士,是他組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大概有二十多個人組成了第一屆CTOCC俱樂部。我有幸成為其中一員,參加了第一次會議。那次會議氣氛非常寬松,大家可以自由發言。我記得我上臺時還邊走邊講,介紹了一個病例和我的感受,沒有PPT,就是大家隨意交流手術術式和技巧。


2005年首屆CTOCC成員合影(三排左三 李為民教授)

會后葛院士給了我一份講義,叫《慢性閉塞病變介入治療技巧》,這是葛院士和葛雷教授編寫的。這本講義我一直保存著,可能原始版本也就我一個人保存了。去年葛雷教授說有個心血管醫學博物館,也就是你們啦,我就把這份最原始的講義借給你們做了復印用于展覽。


2005年首本《慢性閉塞病變介入治療技巧》

當時參加CTOCC的要求很高,需要年手術量達到500例,包括PCI或冠脈造影,最初這二十多人都是葛院士親自挑選邀請的。關于CTO技術,我們應該感謝日本的專家。日本專家教給葛院士不少新技術,葛院士再教我們。后來我們還參加了日本的一些會議,進行技術交流。這不得不承認,日本在介入器材方面一直走在前列,他們的器材不斷更新,這對我們的技術進步很有幫助。

顧:您多次出國交流學習,能否分享一些與國外醫學專家合作的經歷?

李為民:1992年,我去了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杜克大學和威克森林大學。在美國期間,我參與了Ronald H. Selvester教授的一個關于心電圖研究的項目。我的任務是對Selvester QRS評分系統進行驗證和更新,這是一種評估心肌梗死面積的方法。我需要找到具有完整12導聯心電圖的原始病例,包括其動態演變過程。其次,在杜克大學醫院找到這些患者死亡后的心臟病理檢測標本,這些標本是將心臟切成幾片制成的大體切片。接著,我通過電腦技術,在病理學家的協助下辨認出梗死區域,并用電腦測算出梗死面積。最后,將這個測量結果與我們使用Selvester QRS積分法測得的梗死面積進行對比,分析兩者的相關性。

美國專家對研究的嚴謹性要求極高,他們要求我找到所有引用文獻中的原始心電圖,不允許有任何造假。他們的科學態度非常嚴謹,我沒有發現他們有任何造假的想法,這一點讓我深受啟發。



李為民教授留學期間照片

我還參與翻譯了《Marriott實用心電圖學》,這是一本很有影響力的著作。該書的作者Galen S. Wagner教授是美國心電學雜志的主編,Ronald H. Selvester教授是雜志副主編。我還想向Wagner教授購買版權用于翻譯,Wagner教授分文未取,讓我盡管拿去翻譯。

后來我在美國威克森林大學與承紀平教授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她在心衰領域做了很多開創性工作。后來在1995年,再次前往美國,在承紀平教授所在的醫院待了三個月,完成了一項研究課題。在她影響下,我回國后引入了清醒犬進行心衰研究,這項研究相當復雜,需要在狗的心臟里裝入很多設備、傳感器,并保持其活性,以記錄各種生理變化。不過后來因為成本太高,材料來源困難,這項實驗技術我們沒有條件繼續,最終放棄了。


李為民教授留學期間照片(左三 承紀平教授)


李為民教授重返美國威克森林大學(右一 承紀平教授)

這些國際合作經歷讓我意識到,真正的科學研究需要嚴謹的態度和方法,同時也需要開放的心態去接受新知識和新技術。


李為民教授與Braunwald教授(左二)合影

顧:目前您擔任心衰中心聯盟主席,這其中您做了哪些工作?

李為民:首先要感謝楊杰孚教授,是他發起成立了心衰中心建設。他邀請了我、廖玉華、李新立、董吁鋼、周京敏等人共同參與這項工作。最初可能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它的重要性,但楊主任非常重視,最終在全國各地建立了心衰中心網絡。


2018年心衰中心認證專家培訓會暨第一批次認證總結會(前排左七 李為民教授)

我的任務主要是負責我們省的心衰中心建設,另外還參與全國心衰中心的認證工作。我走訪了很多基層醫院,這對我來說也是一次學習的機會。

心衰是心血管疾病的最后堡壘,五年生存率不到50%。在基層醫院,心衰的診療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對基本知識的掌握不夠,對新四聯藥物使用(ACE抑制劑/ARB、β阻滯劑、醛固酮受體拮抗劑、SGLT-2抑制劑)理解不充分,診斷指標和臨床觀察不到位。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繼續努力的方向。

顧:有哪些特別難忘的病例讓您至今記憶猶新?

李為民:有一例特別難忘的病例是一位99歲的老太太,急性心肌梗死入院。她的家屬有二三十人來到醫院,強烈要求進行介入治療。當時這種高齡患者做介入治療是有很大風險的,但家屬堅持要搶救,說:“死了我們認,請你搶救我奶奶。”

我決定親自上臺做這個手術。幸運的是,病變部位在左主干的根部,比較容易處理。我一打開造影,立刻就看到了病變,只用了幾分鐘就完成了手術,放了一個支架,這位老人最終安全度過了危險期。

這個病例讓我認識到醫學是需要勇氣和擔當。雖然高齡患者風險大,但只要技術成熟,判斷準確,仍然可以挽救生命。每個生命都是寶貴的,不管年齡多大,都值得我們盡最大努力去搶救。

還有就是我們省副省長的例子,他堅持要用橈動脈路徑,當時我開展橈動脈介入手術也沒多久,而且他胳膊很粗壯,但我還是成功完成了手術。這些經歷都增強了我對新技術的信心,也讓我明白患者的信任對醫生有多重要。



李為民教授與科室介入團隊

顧:2003年,您獲得了“全省防治非典型肺炎先進個人”稱號,能否分享您在抗擊非典期間的經歷?作為心血管專家,您在這場公共衛生危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李為民:2003年非典[15]突然爆發時,我正擔任醫院的副院長。當時所有人都不知道這是什么病,但作為哈醫大一院,我們必須走在前面。我和負責醫療的趙長久副院長立即召集全院主任和護士長開會,討論如何應對這一突發疫情。

當時院領導并不支持我們的行動,認為我們小題大做。但我和趙院長堅持認為這是關系國家安全的大事,不能掉以輕心,后來事實證明我們的擔憂是正確的。

我親自去看了醫院收治的第一例非典病人,盡管心里也很害怕被傳染,但作為領導必須帶頭。我們立即建立了嚴格的防護制度,并與北京方面保持密切聯系,學習最新的防治經驗。

最終,我們醫院收治了四例非典患者,全部成功治愈,沒有發生醫護人員感染的情況。公共衛生危機面前,醫院尤其是大型醫院的責任重大。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寧可“殺雞用牛刀”,也不能掉以輕心。

顧:哈爾濱醫科大學是由伍連德博士創立,您如何看待伍連德教授這位學校創始人的歷史貢獻?

李為民:伍連德博士對哈醫大的貢獻不可磨滅。他在1926年創建了濱江醫科專科學校,作為中國近代著名的醫學家和防疫專家,他在抗擊鼠疫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我擔任醫院黨委書記期間,我們專門建立了伍連德紀念館[16]。我們找到了校區原址,那里當時已經成了危樓,里面住著一位精神病患。醫院出資把這個地方買下來,將那位患者妥善安置后,我們修繕了這座建筑,建立了伍連德紀念館,同時還設立了一個門診部,用門診收入來維持紀念館的運營。


伍連德紀念館與雕像

我們還聯系上了伍連德的女兒,她從新加坡來訪,提供了一些她父親的材料和照片。現在,這個紀念館已經成為我們接待領導和外賓的重要場所,里面收藏著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物。

伍連德博士不僅是中華醫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也是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先驅。他的科學精神和人道主義關懷一直影響著哈醫大的發展,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醫學工作者。

顧:作為哈醫大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長,您對研究所的發展有什么規劃和愿景?

李為民:在我擔任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長期間,我主要致力于兩個方面:一是臨床技術的創新和推廣,二是人才的培養和團隊建設。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血管內科全體醫護合影

在臨床技術方面,我們在省內率先開展了急性心肌梗死冠脈急診介入治療、冠狀動靜脈瘺GDC彈簧圈封堵術、經皮腔內心肌激光打孔術、冠狀動脈內超聲多普勒技術、局灶性房顫射頻消融術、雙室起搏器治療心力衰竭、自動復律除顫器(ICD)等先進技術,挽救了許多危重患者。

在人才培養方面,我已經培養了10名博士生和20多名碩士生,多次被醫學院及醫院評選為優秀教授。其中李悅是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現在他是哈醫大一院黨委書記、內科學學科帶頭人,也是中華心血管病學會常委,我相信他會把研究所帶向更好的發展。

我對研究所的愿景是,希望我們能繼續保持在臨床和科研兩方面的優勢,不斷引進和創新先進技術,同時培養更多優秀的年輕醫生。現在雖然我已經退休,但仍以終身教授的身份繼續工作,每周還要做幾臺手術,參加專家門診。也帶領一組年輕醫生進行臨床工作和科研,不過他們現在已經非常優秀,手技很好,基本上手術都不需要我親自上場了。

顧:在緊張的工作之外,您如何平衡個人生活?數十年來堅守醫學崗位,支撐您不斷前行的動力是什么?

李為民:說實話,我沒有把工作當成負擔,而是把它看作一種快樂。這可能是支撐我數十年堅守醫學崗位的最大動力——愉快地生活,愉快地工作。

當年傅老師把CCU交給我時,他對我的要求就是盡量降低死亡率。在我之前的劉鳳岐老師已經把死亡率降到5%以下,我負責的那一年,我們收治了103個病人,只有5個不幸去世,其余都安全度過了危險期。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要求科室所有人都嚴密監護患者,尤其是急性心梗患者,這是我們的重點。

在家庭方面,可能我的妻子也會抱怨我不關心家庭,不干家務,但她其實是全力支持我工作的。她是軍醫,我們都有值班的壓力。帶孩子確實是個問題,早期的時候,我倆都是三天一個班,我擔任科秘書時,我會盡量提前一個月排好班,兩人錯開值班,可以輪流照顧孩子。

我很感謝我的妻子,全力以赴地支持我的工作。沒有家庭的支持,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李為民教授家庭合影

顧:最后一個問題,對后輩醫生,李教授您有什么人生和職業的建議?

李為民:我對年輕醫生的建議是:首先要熱愛自己的專業,把為了專業而努力工作視為一種快樂,而不是負擔。只有真正熱愛醫學,才能在這條道路上走得長遠。

其次,要記住我們首先是一名合格的內科醫師,其次才是某個專科的醫師。這是傅世英老師教我的,我同樣教給你們。不要急于專業化,而忽略了基礎知識的積累。年輕醫師應該多輪轉科室,打好基礎,然后才能在某個專業領域做深入研究。

第三,永遠保持學習的熱情。醫學知識更新很快,今年的指南,明年可能就有了新的共識。只有不斷學習新知識,才能保持思維的年輕和敏銳。

第四,要有責任心和擔當精神。醫生是一個特殊的職業,我們面對的是人的生命。每一個決定、每一個操作都可能影響患者的預后。所以要時刻保持警惕,不能有絲毫懈怠。

最后,記住我們的價值和意義。醫生是一個崇高的職業,我們每天的工作都在挽救生命、減輕痛苦。這份事業的意義遠大于我們所經歷的辛苦和壓力。

醫學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但也充滿了成就感和快樂。就像屈原在《離騷》中所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醫學之路沒有盡頭,需要我們終身學習,不斷探索。


李為民

時光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勤值歷。










66分鐘前

李為民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主任醫師,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哈醫大一院心血管病醫院名譽院長,終身教授,哈爾濱醫科大學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衛生部有突出貢獻專家,心衰中心聯盟主席,中國老年心血管防治聯盟副主委,中國老年醫學會高血壓分會副會長,中國心血管代謝聯盟理事會理事,美國心臟病學院院士(FACC),龍江名醫。

注釋

[1] 小河沿醫學院,現中國醫科大學,1912年由蘇格蘭基督教會青年醫生司徒閣創辦,原名奉天醫科大學,因地址位于小河沿邊,常被稱為小河沿醫學院,后多次改名、合并重組。

[2] 傅世英,(1919年11月——2018年5月9日),吉林德惠人,著名心血管專家,哈爾濱醫科大學終身教授,哈醫大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譽所長,哈醫大附屬第一醫院原副院長。

[3] 吳英愷,(1910年5月8日—2003年11月13日),中國科學院院士,醫學家,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首任會長,中國胸心外科的開創人之一、心血管流行病學創始人,組建了三個醫院和五個外科,在醫療、預防、科研、教學和國際醫學學術交流等方面作出杰出貢獻。

[4] 第四野戰軍,全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林彪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之一。

[5] 季鐘樸,醫學教育家,常熟人。1937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心理學系。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八路軍軍醫學校、延安中國醫科大學教員、教務主任,東北中國醫科大學教育長。

[6] 哈醫大,全稱哈爾濱醫科大學,原濱江醫學專門學校始建于1926年,1949年與原興山(現鶴崗市)中國醫科大學(前身為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第一、二分校合并,組建成哈爾濱醫科大學。

[7] 伍連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出生于英屬海外殖民地檳榔嶼(今馬來西亞),祖籍廣東臺山,是我國著名預防醫學家、醫學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國際著名衛生防疫專家、衛生保健事業的開拓者。他是諾貝爾獎候選人的第一位華人,中華醫學會的創建人之一和第一、二任會長。一生主持創辦了包括協和醫學院、協和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哈爾濱醫科大學在內的20多所醫院和醫學院校。

[8] 黑龍江建設兵團,1968年正式組建,兵團總部駐扎在佳木斯市,實行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半軍事化組織和社會經濟體系,全國陸續出現過12個兵團,3個農建師。

[9] 工農兵學員,文革期間,自1970年大學開始重新招生,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后來人們把這些從工農兵中選拔的學生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10] 黃永麟,(1929年4月-2025年3月9日),上海松江人,著名心血管病學專家,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原內科主任、心內科主任、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長,終身教授。

[11] 朱國英,(1942年5月9日- 2014年6月17日),出生于上海,介入心臟病學專家,多次留法學習心臟介入技術,創建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心導管室,90年代初期與高煒、霍勇教授等率先在國內完成冠狀動脈裸金屬支架置入。

[12] 郭靜宣,介入心臟病學專家,創建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心導管室,90年代初期開展冠狀動脈裸金屬支架置入術。

[13] 毛節明,我國知名心血管病專家,曾任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副院長;大內科主任、心內科主任。

[14] CTOCC,中國冠狀動脈慢性閉塞病變介入治療俱樂部創建于2005年,旨在推動CTO介入治療技術發展和介入心臟病學的技術創新。

[15] 非典,2002年在中國廣東發生,并擴散至東南亞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漸消滅的一次全球性傳染病疫潮。

[16] 伍連德紀念館,位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外區保障街130號,占地面積3000多平方米,2008年9月8日正式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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