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4日清晨，一個中年男人在獄卒的押送下出了監獄，朝著一個高大的絞刑架走去，他的獄友們為他念誦經文為其祈禱。他遙望著天際喃喃自語：“真主啊，救救我吧，我是個無罪的人。”

隨后，獄卒將絞索套在了他的脖頸上，然后殘忍地將他絞死。

這個人就是巴基斯坦的前總統，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他在1977年7月5日凌晨被齊亞·哈克領導的政變部隊逮捕，并在被關押兩年多后處死。那么，布托為什么會遭遇政變？又為什么在死前聲稱自己為“無罪之人”呢？

事實上，布托確實是個無罪之人，如果他有罪的話，那他的改革過于激進和觸動了巴基斯坦國內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布托出身于印巴分治前印度信德省拉卡納縣的貴族家庭，其父是納瓦茲·汗·布托爵士，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曾在孟買政府里擔任部長和信德省首席顧問，也是穆斯林聯盟的成員，與穆罕默德·阿里·真納為摯友。可以說，他的家庭雖然身居高位，但一直為民族獨立而奮斗。

這種家庭出身決定了布托投身于了民族獨立運動，他的前半生和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都是在民族獨立運動里拋頭顱灑熱血。

在巴基斯坦獲得獨立之后，布托積極從事政治活動，并在1958年進入了阿尤布·汗的內閣，成為了當時最年輕的部長，曾歷任商業、新聞、廣播、國家建設、農村援助等多個部長位置，是真正意義上的“六邊形戰士”。

而我們對于布托的認知，則主要取決于兩點——首先，他是一個親華派總統，其次，他搞土地改革。

布托作為親華派，倒不是說他對中國有什么特殊感情，而是純粹出于國家利益考慮。從阿尤布·汗到布托都奉行和中國交好的政策，原因就在于巴基斯坦有印度這個威脅，印巴兩國之間存在大量的領土矛盾，再加上印度方面時常覬覦巴基斯坦的土地，因此兩國沒少爆發武裝沖突。

出于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巴基斯坦選擇和中國發展關系是非常合理的考慮，這樣巴基斯坦就不至于獨自面對印度。

而布托支持土地改革則是看準了巴基斯坦的經濟矛盾問題，少量的權貴掌握著大量的財富和土地，這一點在阿尤布·汗時期就非常明顯，布托也因此脫離阿尤布·汗政府，選擇建立了巴基斯坦人民黨，通過團結中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而得到廣泛支持，也成功帶動了巴基斯坦的民主運動。

布托這一行為自然是給阿尤布·汗政府上眼藥，所以阿尤布·汗一度將其逮捕，但迫于壓力又不得不將其釋放，后續的葉海亞·汗政府迫于壓力也只能在1970年進行大選。

這一年同時爆發了第三次印巴戰爭，結果是東巴基斯坦分裂成了孟加拉，葉海亞·汗政府因此垮臺，而布托則接管了巴基斯坦政府，就任總統兼軍法管制首席執行官。

此時的巴基斯坦是什么局面呢？答案是一地雞毛。巴基斯坦在戰場上輸得一塌糊涂，東巴基斯坦已經分裂成了孟加拉，印度又占據著巴基斯坦5000多平方英里的土地，九萬多巴基斯坦士兵被俘。

經濟上巴基斯坦也趨于癱瘓，工農業生產完全停頓，國內經濟一落千丈。毫不客氣的說，當時的巴基斯坦已經有了亡國之相，距離土崩瓦解也只是一步之遙。

然而，在布托的努力下，這一步之遙終究沒有變成現實。面對印度領導人英迪拉·甘地提出的所謂要把領土、戰俘和克什米爾問題一并解決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布托在談判桌上據理力爭，表示“我寧可回國下臺，也絕不會簽訂這個條約”，最終迫使印度退出了大部分占領的領土，并釋放了全部巴基斯坦戰俘，克什米爾問題則維持現狀，兩國恢復了正常的經貿關系。

在幾乎亡國的前提下，布托能夠保住巴基斯坦大部分的國家利益，布托可以說是居功至偉。但外部的問題解決了，內部的問題又該如何解決呢？

彼時巴基斯坦的經濟命脈仍舊掌握在22個大家族組成的大資產階級手上，工商業發展因此步履維艱，土地也大多窩在地主手中，這又導致農業發展非常落后。

如果想要解決這些問題，那么布托就必須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從政治體制到工農商業，都必須進行一次改革。

這是個危險的舉動，但布托還是在1973年著手進行改革，改總統制為議會制，制定了新的憲法和通過選舉出任內閣總理，提出了“伊斯蘭社會主義”，喊出：“給人民面包、衣服和住房”的口號。

接下來，他推行國有化政策，將大量原本被那些大資產階級控制的資產轉化為了國有資產，并通過兩次大刀闊斧的土地改革，試圖解決國內的土地分配問題，首當其沖就是對著自己的家族開刀，僅三個月里就先交出了4.5萬英畝土地。

布托的改革有用嗎？很遺憾，只能說有但不多，國有化政策遭到了大資產階級的對抗，大資產階級財產轉移到國外逃避改革，而政府官員對于企業的經營和管理也不甚理想，再加上部分人士從中破壞，所以工商業生產反而下降。

土地再分配的政策也不可避免的成效不良。布托的初衷雖然很好，還通過法律限制了個人占有土地的上限。

但大地主們將土地過繼給家族成員，以此逃脫了國家對超額土地的征收，所以土地改革就變得很是失敗。

原本預計將有大量的無地少地農民獲得徒地，但最后真正獲得土地的只有少部分農民，這遠遠低于布托規劃中的預期。

而不幸的問題在于，布托的改革是仿西式的改革，這在巴基斯坦遭到了極大的阻力。

究其原因是巴基斯坦是一個宗教影響嚴重的伊斯蘭國家，一如冷戰時期所有試圖改革的伊斯蘭國家一樣，布托的政策遭到了宗教人士的反對，連帶著不少農民也因宗教信仰而反對布托的改革。

這一切注定了布托改革的失敗，1977年3月，布托決定提前進行大選，這導致了反對派趁機聯合對人民黨發難，雖然最后的選舉結果還是人民黨勝利——這場選舉的結果被懷疑是布托操控選舉——可巴基斯坦的動亂卻不可避免，國內多個城市爆發沖突，巴基斯坦的社會局勢有癱瘓失控的趨勢。

然后，布托犯下了一個大錯誤，他任命第三軍軍長穆罕默德·齊亞·哈克擔任陸軍總參謀長，希望以此保證軍隊不會發動政變。

可事實是齊亞·哈克曾當面指出，除非和反對派達成協議并結束沖突，否則軍隊可能會發起政變奪取政權。顯然，布托無視了齊亞·哈克的警告，而結果就是齊亞·哈克在1977年發動了軍事政變并逮捕了布托。

巴基斯斯至此進入了齊亞·哈克的軍政府統治時期，而布托的死則完全是個悲劇，國內的反對派們迫切希望殺掉他，齊亞·哈克此時作為軍政府領導人自然也不希望他活著，尤其是當時中國、美西方，乃至是印度都呼吁釋放被逮捕的布托，這就更讓軍政府和反對派深感不安。最終，出于自身統治的需求，軍政府選擇處死了哈克。

“我的生命屬于真主。他們既然叛變了我，想要殺我，那就讓他們來吧！”這是布托被逮捕前所說的話，這或許是布托內心的真實寫照。坦白說，布托的所有政策初衷都是好的，只不過他忽略了巴基斯坦的實際國情，且在改革中過于偏向西式改革又太過激進，結果造成了國內大量的矛盾，國內的實權階級也仇視他，最終就導致這位心系民眾的領導人慘死在絞刑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