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小英

在四川寶興紅軍長征翻越夾金山紀念館中，陳列著一位特殊的革命烈士檔案：他叫席懋昭，1949年犧牲于重慶渣滓洞監獄，年僅37歲。而他的烈士身份，直到犧牲三十多年后才得以確認。1983年12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第一書記的陳云，親自為席懋昭寫了證明材料。

埋沒35年，席懋昭的革命事跡終于得以確認。他和陳云的故事，才逐漸被人們所知曉。

陳云夫婦與大女兒陳偉力

“就是他，就是他”

1983年4月，陳云在北京收到四川省儀隴縣委的一封信。信上說，他們在地下黨的檔案中，發現一個叫席懋昭的人，在1935年曾被四川省委派到大渡河迎接中央紅軍，后來護送陳云去上海，多年后又與陳云在延安見過面，1949年11月27日犧牲于重慶渣滓洞監獄。來信的目的，是想核實這些情況。

陳云收到信，很快委托秘書復信四川省委組織部：當年確有一位在靈關小學當校長的地下黨員護送他到成都、重慶，后來在延安還見過這位同志，但因為時間久遠，姓名記不得了。如果席懋昭當過靈關小學校長，可能就是那位同志。

1983年12月，陳云寫的《關于席懋昭烈士一段經歷的證明》

幾個月后，四川省委組織部致信陳云：席懋昭在1934年和1935年擔任四川天全縣靈關小學校長，同時附寄《席懋昭情況簡介》和一張席懋昭的照片，請陳云提供一份證明材料。看到照片，陳云連聲說：“就是他，就是他，和我的記憶完全吻合！”于是，他寫了《關于席懋昭烈士一段經歷的證明》，回憶起一段塵封三十多年的往事。

1935年5月底，紅軍占領了瀘定城。當晚，中央召開一次負責人會議，做出兩個重要決定：一是，中央紅軍要繼續北上，同紅四方面會師。另外一個決定，則是要陳云前往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設法同共產國際重新取得聯系。

那時，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已中斷半年多。期間，中國共產黨通過遵義會議等一系列會議，獨立地解決了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和領導人問題。陳云出川，最大的使命就是讓共產國際了解遵義會議的情況和中國革命現狀。

抗日戰爭時期，陳云在延安

從四川到上海，關山重重，太多準備工作要做。陳云從紅軍總供給部長林伯渠那里領取了路費和工作經費。他帶了一本線裝《三國演義》和一個暖水瓶，并把大額鈔票放在暖水瓶的瓶膽下面。暖水瓶的夾層中藏了兩封劉伯承的親筆信。劉伯承是四川開縣人，他擔心陳云路上的安全，特意托成都一位朋友和重慶的弟弟協助陳云。

陳云出川，孤身前往上海，一路都在敵人眼皮底下，危險自不待言。更讓人撓頭的是，陳云是江蘇青浦人，一口“吳儂軟語”，在四川非常容易引起注意。此行必須有可靠的、熟悉當地情況的川籍同志護送。

1935年6月，中央紅軍在攻打四川天全縣時，一支配合紅軍作戰的游擊隊出現了。游擊隊的領導人席懋昭，成為護送陳云出川最合適的人選。

席懋昭

巧用“護身符”

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進，四川儀隴人，當時還是一位20歲出頭的小伙子。1933年，席懋昭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席懋昭先在成都從事地下工作，后通過在川軍二十四軍任營長的長兄席倫的關系，席懋昭擔任靈關小學校長，妻子賀伯瓊也在該校任教導主任，并開展靈關地下黨工作。1935年6月，席懋昭組織了一支游擊隊迎接紅軍，并正式加入紅軍。

6月12日，中央紅軍的兩名指揮員找到席懋昭說：“中央決定派一位領導回上海恢復白區工作。路途遙遠，組織研究決定，由你護送他出川。”席懋昭一開始并不知道要護送的是陳云，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任務，并表示：“堅決完成任務！”

與陳云見面后沒多久，一位叫陳梁的紅軍戰士也來到陳云住處。陳梁此次奉命與席懋昭一起護送陳云出川。

從事地下工作時期的席懋昭。他身穿國民黨軍服，戴著眼鏡，是為了偽裝身份

陳云和席懋昭、陳梁商量了行程。他們決定避開大路，走山路，繞道滎經縣，經雅安奔成都，后抵重慶。路上，席懋昭、陳梁與陳云寫好了“劇本”。陳云的身份有兩種：通常說成“小學教員”，因為席懋昭是小學校長，容易掩護陳云。有時也把陳云說成是去川西做藥材生意的“收賬先生”，化名“廖家駿”。陳云的算盤打得飛快，熟悉“收賬先生”的“業務”。

諸事商定后，他們冒雨沿著山路，踏上了征程。出靈關不遠，忽然一個30多歲的男子，跌跌撞撞地從后面跑了過來，渾身是泥，一臉狼狽。席懋昭認識此人是他的頂頭上司，姓熊，天全縣教育局局長。紅軍攻下天全縣城時，此人被抓獲。紅軍認為可利用這個教育局局長，作為陳云順利過關的“護身符”，于是待陳云一行離開，故意給他“逃跑”的機會。

這個“捉放曹”的妙計，陳云在同席懋昭、陳梁商量行程時，就告訴了他們。因此，這個教育局局長追上時，席懋昭主動上前搭話，向他介紹說陳梁是他遠房親戚、陳云是做藥材的商人。熊局長信以為真。

長征時期的陳云

于是，他們四人“結伴同行”去滎經。沿途有一些民團的哨卡，都是熊局長老熟人。熊局長打個招呼，這些民團連查都不查就直接放行了。他們很快到達滎經縣城。

畢竟是“患難之交”，熊局長再三邀請陳云一行到他家做客。陳云怕不承情引起懷疑，便應下這個順水人情。在熊局長家里，陳云為了不暴露身份，幾乎沒說話。

機智入蓉進渝

在熊局長家稍事休息后，第二天一早，他們繼續向雅安進發。路上，陳云化裝成江浙商人，滿口行話，在席懋昭和陳梁的應酬下，一次又一次地應付過了敵人的哨崗盤查。幾天后，他們順利抵達成都。

成都風聲甚緊。席懋昭對成都的街道十分熟悉。他機智應對，保護著陳云順利進了城。

1937年12月，陳云在延安

陳云拿著劉伯承的親筆信，找到劉伯承的好友、美豐銀行董事長胡公著。胡公著安排陳云在美豐銀行樓上住了一宿。陳云時刻保持警覺。他后來向貼身警衛趙天元回憶：

晚上我去洗澡，警察見了都趕快給我敬禮，因為我是董事長的客人。洗澡時，我不敢讓別人搓背，因為身上穿的是綢衫，可腳上有老厚的繭子，與身份不相符，怕暴露自己的身份。

次日清晨，陳云交給胡公著一份文稿，請他托人去春熙路《新新新聞》報館，刊登一則《廖家駿啟事》：“家駿此次來省，路上遺失牙質圖章一個，文為‘廖家駿印’，特此登報，聲明作廢。”這則啟事是陳云事先同周恩來商量好的，以此向黨中央報告平安到達成都。

1935年6月28日，陳云在四川成都《新新新聞》報上刊登的啟事。“廖家駿”是陳云的化名

但陳云不敢在成都久留。臨行前，他要當差的給他拿一些美豐銀行的信封、信紙，說要給董事長寫信。其實，他是想借這些信封、信紙偽裝身份。隨后，他與席懋昭、陳梁在約定地點會合，一起乘汽車離開成都，直奔重慶。在重慶，陳云拿著劉伯承的另一封信，找到劉伯承弟弟劉叔禹開的中藥鋪。

十多天后，劉叔禹為陳云買好去上海的船票。到了重慶，席懋昭和陳梁護送陳云出川的任務已經完成。他們三人在重慶朝天門碼頭依依惜別。

1938年，陳云與于若木在延安結婚

被“重點關照”

送走陳云后，席懋昭回靈關村，陳梁回冕寧。席懋昭還沒出重慶，居然在街頭看見自己的“通緝令”：

……據靈關村首人報稱，該場高小校教員席懋昭，儀隴人，妻賀伯瓊。此次匪隊到靈關時，彼等開城接應，并歡迎朱毛匪首，報告一切……席懋昭，身中平，面黃眼大……

幸而那張通緝令上沒有照片，席懋昭迅速離開重慶。靈關回不去了，他準備先回老家儀隴縣觀音鄉躲幾天，然后取道川北，到西北方向找紅軍去。

重慶渣滓洞監獄

沒想到，國民黨警察早查清席懋昭履歷，一直監控他的老家。席懋昭到家不久就被捕了。因為“共黨嫌疑”，席懋昭被“重點關照”，遭到了多次嚴刑拷打，但他矢口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對護送陳云同志一事更是守口如瓶。幾番審訊下來，國民黨警察一無所獲。最后，國民黨儀隴縣給出的“刑事初審判決”是：“……席懋昭夫婦因誤入區，為匪脅迫工作五日，判處席懋昭監禁六個月，剝奪公權二年……”

但是，席懋昭“刑事初審判決”刑期已過，卻一直被關押在監獄中，直到西安事變后，在著名民主人士張瀾的聲援下，席懋昭終于在1937年3月獲釋。

延安重逢

1935年7月上旬，陳云安全抵達上海。當時，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嚴重破壞，恢復與共產國際的電臺聯絡根本無從著手。陳云決定去莫斯科，直接與共產國際聯絡。9月上旬，陳云終于到達莫斯科。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陳云根據親身經歷，詳細匯報了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

共產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決定。“陳云出川，恢復了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聯系，使共產國際了解了遵義會議的情況和中國革命的現狀，對共產國際明確地支持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是歷史的結論。

1937年11月，陳云（前排左一）等從新疆回到延安，在機場受到毛澤東（前排左三）等的歡迎

陳云在莫斯科停留一年多，后在新疆工作了半年。1937年11月29日，陳云搭乘飛機到達延安機場。當年在抗日軍政大學工作的曹慕堯記得：

毛主席神采奕奕，滿臉笑容，走上去和他們一一擁抱……陳云同志特地把大皮帽摘下來，硬是給毛主席戴在頭上，自己換了布棉帽。

毛澤東致歡迎詞后，一位男青年穿過密集的人群，興高采烈地走到陳云面前。陳云一眼認出了他，正是兩年多前護送自己出川的席懋昭。而直到此刻，席懋昭才知道，那位平易近人的“中央大官”原來就是陳云。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陳云出席在延安舉行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圖為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后排左起：陳云、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席懋昭也是剛到延安不久，正在中央黨校學習。1937年9月，席懋昭得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在延安的消息后，馬上奔赴延安。11月初到達延安。

陳云拉著席懋昭同坐一條板凳，長時間地握住他的手，詢問重慶一別后，他的工作情況，并約他翌日到中央組織部細聊。第二天，席懋昭如約去看望陳云。臨別時，陳云拿出一雙呢子拉鏈棉鞋和一聽罐頭送給席懋昭。

1938年2月，席懋昭結束在中央黨校的學習。中組部安排他回四川，從事地下工作。臨行前，他專程到中組部與陳云辭別。誰料，這一別竟是永別。

紅巖烈士

1938年8月，席懋昭回到家鄉四川儀隴縣后，開始籌建地下黨支部。這些革命活動，遭到國民黨儀隴縣黨部書記的嫉恨。1943年，席懋昭第三次被捕入獄，次年經聯保獲釋。

由于在儀隴縣難以立足，席懋昭轉移到天全、雅安、懋功等地繼續從事地下工作。1948年3月，由于叛徒出賣，席懋昭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秘密押送到重慶渣滓洞監獄。

在獄中，席懋昭與同室難友們堅持斗爭。席懋昭還教難友們在獄里高唱《解放軍進行曲》《解放區的天》，激勵革命斗志。大家親切地稱他“老席”。

1949年11月27日，國民黨特務在逃竄之際，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革命志士進行了瘋狂的大屠殺。37歲的席懋昭和近200名共產黨員倒在血泊中。彼時距重慶解放僅差三天。

席懋昭的妻子席珍及兒子席康橋

席懋昭在妻子賀伯瓊去世后，與席珍結了婚。他被關押渣滓洞期間，席珍生下兒子，取名席康橋，即西康省瀘定橋之意。而他犧牲時，甚至沒有見過席康橋一面。

1983年初，復查小組在儀隴縣地下黨的檔案中，發現席懋昭在延安中央黨校給組織寫的一份報告，其中寫到護送陳云出川一事。四川省委組織部隨即給陳云寫信，核實這一情況。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依據陳云的親筆證明材料，追認席懋昭為革命烈士。

陳云逝世前，一再告誡子女：“不要忘了四川的席家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