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蔣介石終于在其發動的內戰失敗中“引退”，代總統李宗仁為了把共產黨阻擋在長江以北，竭力拉攏民主人士和社會賢達，特邀朱慶齡參加他的政府。宋慶齡斷然拒絕，并機智地粉碎了國民黨特務企圖劫持她去臺灣的陰謀，在上海迎接解放。

以下為如去注。

國民黨從大陸撤退時，曾經執行一個“搶救學人計劃”，意欲將有名望有學識的高級知識分子都挾持到臺灣、為蔣介石集團賣力，該計劃中的頭號目標是胡適。

1949年3月9日，蔣介石派蔣經國到滬，名義上訪問胡適，請他去美國當說客，為解決國共內戰問題而尋求美國政府介入；其實，蔣經國的這趟行程還有一個秘密目的，就是催促宋慶齡離開上海。

兒子無果后，老子再出山。4月26日，蔣介石到上海后，親自出馬“邀請”宋慶齡到臺灣。孫中山先生的兒子孫科也充當說客，要宋慶齡以“親情、黨國利益、總理基業為重，迅速離開上海，去臺灣或香港皆可”。但蔣介石和孫科的“邀請”同樣被宋慶齡謝絕。

這里有一點需要特別交代，孫科勸宋慶齡離開大陸的同時，宋慶齡也曾做孫科的工作、挽留孫科留在大陸。1949年3月12日，在孫中山先生逝世24周年紀念日的清晨，孫科只身來到南京中山陵拱衛處辦公室，向留守人員交代了一些有關應變事宜后，說他要等孫夫人九點鐘從上海打來的長途電話。

九點整，電話鈴聲準時響起，孫科拿起聽筒，上海傳來孫夫人的聲音：“最近時有不法之徒，威逼我離開大陸，我不得不找一個背靜的地方避避……哲生，我所以親自和你通話，是想知道一下，在黨國要人們各奔前程的時候，你打算怎么辦？”

孫科惶恐地地說：“夫人，哲生涉足宦海太深了，是非有份！最近，中共發言人的多次聲明中對‘行政院’的先生們還是很不客氣的。”

1925年孫中山葬禮上，宋慶齡和長子孫科、長孫孫治平

1947年11月宋慶齡與孫科全家合影

宋慶齡問：“你不是已經辭去了行政院長的職務了嗎？”

孫科沉吟道：“雁過留聲，人過留名……辭職一舉，不足以為孫料正名呀！”

“哲生，我鄭重向你建議，你留下來，留在大陸，你的一切，由我負責向中央交涉！”

孫科疑慮重重：“……事關重大，我想和夫人面談，您能告訴我新的住址嗎？”

“哲生，你若想留在大陸我才能告訴你。否則，你不會知道我在什么地方！”這時，手握聽筒的孫科潛然淚下：“夫人的嚴厲我理解，容哲生三思吧……”

在那時，宋慶齡在上海一直受到國民黨的嚴密監視，其安危引起中共地下黨的關注，一直暗中警惕地保衛著她。為了防止她被蔣介石集團強行劫持去臺灣，宋慶齡經常變換住處。

如去注畢。

此時，中國革命已處于勝利的前夜，中國共產黨準備同各民主黨派共同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聯名致電宋慶齡：“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并對于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至于如何由滬北上，已告夢醒與漢年、仲華切商，總期以安全第一。謹電致意，佇盼回音。”

由于健康原因，宋慶齡未能成行。她在給中共中央的一封回信中表示，“我的精神是水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并深信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必將取得最后的勝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毛澤東委托陳毅、鄧小平等領導同志前往公館慰問宋慶齡，并派出警衛部隊為她站崗放哨。此后不久，毛澤東就與周恩來等商議，決定派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席鄧穎超前往上海迎接宋慶齡。

主席和總理等在車站等待宋慶齡

宋慶齡在前門車站

6月19日，毛澤東寫了親筆信交給鄧穎超，請她轉交宋慶齡。毛澤東在信中寫道：“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

鄧穎超立即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面見宋慶齡。宋慶齡展讀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經過與鄧穎超推心置腹的交談，終于下了北上的決心。8月26日，宋慶齡由鄧穎超、廖夢醒等陪同，從上海乘專列前往北平。

8月28日下午三時四十五分，毛澤東親自到火車站迎接，前去歡迎的還有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等。下午四時十五分，宋慶齡乘坐的專列進站。火車剛剛停穩，毛澤東便走上車廂，親自歡迎宋慶齡下車。

毛澤東緊緊握住宋慶齡的手說：“歡迎你，歡迎你，一路辛苦了。”

宋慶齡高興地說：“謝謝你們的邀請，我向你們祝賀。”

毛澤東說：“歡迎你來和我們一起籌建新中國的大業。”

宋慶齡說：“祝賀中國共產黨在你的領導下取得偉大勝利。”

在毛澤東的陪同下，宋慶齡步出車廂。她身著黑色拷綢旗袍，系條白色紗中，步履輕盈，豐采依然。歡迎隊伍中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在周恩來的陪伴下，宋慶齡與歡迎者一一握手，并接受了中央兒童保育院孩子的獻花。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在北平舉行。毛澤東請宋慶齡上主席臺，坐在他和朱德的中間，還特別邀請她在會上發表講話。在大會上，宋慶齡和與會代表一起舉手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通過了國旗、國徽和國都所在地等重要決議，為新中國誕生作了必要的準備。

鑒于宋慶齡對中國革命的卓越貢獻和非凡才華，經毛澤東提議，她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宋慶齡

1952年宋慶齡在世界和平大會上

宋慶齡參加維也納世界和平會議的代表證

新中國成立后，歷史翻開了嶄新一頁。毛澤東和宋慶齡都在為黨和國家大事日夜操勞。在參與國務活動當中，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領導人也經常就國內國際上重大問題和宋慶齡交換意見。

宋慶齡除參加國務活動外，還繼續領導她一直負責的救濟工作，積極致力于新中國的福利事業（1945年，保衛中國同盟在上海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1950年，改為中國福利會。現在主要事業有1986年成立的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等。如去注）。

1952年年初，宋慶齡創辦了《中國建設》雜志，把新中國的真實情況介紹給全世界人民，推進世界人民對新中國的了解和友誼。1953年初，宋慶齡在維也納參加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回國時，路過莫斯科，看到那兒的旅行鬧鐘不錯，就買了兩個，一個自用，另一個送給毛澤東，因為她知道毛澤東有夜間工作的習慣。

1956年元且，毛澤東又收到了宋慶齡寄來的賀年片，十分高興，提筆給宋慶齡寫了一封信：“親愛的大姐：賀年片早已收到，甚為高興，深致感謝！江青到外國醫療去了，尚未回來。你好嗎？睡眠尚好吧。我仍如舊，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幾年大概還不至于要見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寶(保)養身體。”

短短數語，體現了毛澤東對宋慶齡的誠摯友情。建國后，宋慶齡曾多次提出入黨要求，黨中央認真討論后，認為她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因而沒有立即同意。但在20世紀50年代，黨中央就決定專門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給宋慶齡看。

宋慶齡也以十分認真負責的態度對待黨中央這個決定，她完全按照黨的保密守則親自拆封，親自保管。除了請她參加重要會議外，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來、彭真、鄧穎超等當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見。

1961年5月11日，毛主席去宋慶齡上海家中拜會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赴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活動，并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宋慶齡、郭沫若、沈雁冰作為代表團成員共同前往。在蘇聯期間，毛澤東多次對蘇聯領導人說：“宋慶齡、郭沫若、沈雁冰現在雖然不是黨員，但我們把他們當成我們黨的同志一樣看待。”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運動席卷全國。不久，這場運動的鋒芒像洪水猛獸一般向宋慶齡撲來。在上海，宋慶齡父母的墳墓被毀，紅衛兵給宋慶齡送去警告信，要求她改變梳了幾十年的發髻。

196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民主人士章士釗反映被抄家來信上作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的批示，周恩來親自擬了一份應予保護的愛國民主人士名單，列在第一的就是宋慶齡。于是軍隊被派去警衛她的住宅。周恩來還親自向首都紅衛兵做工作保護宋慶齡，并嚴厲要求上海的負責人修復宋慶齡父母的墳墓。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宋慶齡非常悲痛，她親筆撰寫了《追念毛澤東主席》一文，緬懷毛澤東與她整整半個世紀的合作。她說：“和毛澤東主席的幾次見面和談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回憶起來，他是一位目光遠大，舉世無雙的領袖和導師。他是偉大事業的引路人。”

1913年春，宋慶齡大學畢業照

<全文共兩部分，此為第二部分>

文后說明：

文中相關史實來自于《毛澤東與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獻出版社 尚同編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