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開學，在湖南一所民辦高校工作了兩年的劉煜，迎來了沒有課時的一學期。

開學前不久，劉煜就意識到自己的這份工作岌岌可危了。領導找劉煜及部分老師一對一談話，告知了他們不續簽的情況，同時讓他們做好找其他工作的準備，“主要針對新老師，尤其是沒有職稱的新老師”。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民辦高校。2024年11月，在湖南涉外經濟學院音樂學院工作的胡昊，被該校人力資源處的老師告知新進青年教師的職稱評定無法繼續后，職稱評定工作群隨即被解散。

幾天后，胡昊收到了辭退的通知。學校給出的辭退理由是，胡昊未按時打卡屬于曠工行為。“但是我當初簽訂勞動合同時，并未規定需要打卡坐班。”胡昊說。

被辭退老師的另一面，是部分民辦高校逐漸流失的生源。在2024年的本科招生批次里，部分民辦高校出現招生缺額情況。湖南涉外經濟學院、湖南交通工程學院、長沙醫學院等高校均出現較大范圍缺額現象，湛江科技學院缺額人數多達兩千多人，東北地區的民辦高校也有此類現象。

教育部2024年印發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名單》顯示，截至2024年6月，我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868所，其中民辦高校799所，占高校總數的27.9%。

在部分民辦高校裁減人員、招生遇冷的同時，今年，國內民辦高校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福建福耀科技大學今年即將招收100名學生，采取本碩博貫通培養模式。1月，農夫山泉創始人鐘睒睒，首次披露要創辦一所新型大學，校名暫定為“錢塘大學”，該校籌建工作已被列入杭州市2025年的重點任務清單。

當生源成為擺在面前的挑戰，未來的民辦高校如何才能走出新的發展路徑？

被撕毀的“象牙塔契約”

今年開學后，劉煜只有開會時才會到學校。除了她之外，學校的很多新老師也都沒課上，負責的畢業論文也被收回。

劉煜心里清楚，學校正在變相“逼”老師主動離開：她所在的這所高校，從2024年開始，中級以下職稱的新老師需要打卡坐班，每天打卡三次。“很多新老師因為時間自由，選擇來民辦高校，如果這個優勢沒有了，很多人便會選擇離職。”

收到消息前，在河南省某民辦高校任職六年、等待著第二次續約的李璇，從沒想過主動離職。

李璇畢業后選擇入職這所河南三線城市的民辦高校，是綜合考慮決定的：學校離家近，教授的師范類專業與她學習的專業對口。在相對滿意的環境里，李璇拿到了高校教師資格證，評完講師，一干就是六年。李璇覺得，如果不出意外，自己應該會一直在這個學校工作下去。

去年，李璇曾多次找院系相關工作人員詢問續約的事宜，得到的回復都是“干了這么多年的老員工，學校不會這么絕情”“肯定會續約”。

沒想到，人事處的說法給了她當頭一棒，“合同到期就好聚好散”。2024年6月底學期末，李璇學院領導找她談話，告訴她合約到期，不再續聘。

被辭退后至今，胡昊決定起訴學校，但是對方一直拒絕溝通。2024年，胡昊也經歷了一次續約，續約時，不同于第一份勞動合同中明確寫著的5500元月工資，新的勞動合同中，工資沒有體現，他的教學工作量為每周12節課。因胡昊沒有坐班打卡，在離職的最后一個月，學校給他發放的工資為1946.20元。

被辭退前，胡昊收到的最后一個月的工資 受訪者提供

記者曾試圖聯系湖南涉外經濟學院校辦公室了解情況，得到了“不清楚情況、不方便回應”的答復，宣傳部的電話也多次無人接聽。

湖南涉外經濟學院沒有離開的老師們，也接到了學校安排合班、減少課時的通知。一位前同事告訴胡昊，自己新的學期只有4節課，若無法滿足勞動合同上的工作量要求，就要扣工資。

消息也傳到學生耳朵里。讀大二的宋則昭在期末得知新學期可能要合班教學的消息，她擔心會影響課程質量：“一個班上人太多了的話，老師同時對每個學生花的精力可能就會減少一點。小班授課的學習效果會更好。”

在一對二指導的聲樂專業課上，老師讓大二的陳遠澤珍惜單獨指導的機會：合班后，“一對五或者一對四，一對二和一對一已經是很稀有的東西了”。

“我們一節課的時間大概是45分鐘。”對陳遠澤而言，現在的時間安排已經相當緊湊，“如果之后合班，要怎么辦呢？”

陳遠澤感到困惑，在他看來，音樂學習注重主專業的培養：“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花這么多錢交學費，就上個7分鐘的課，有什么意義？”他的學費是一年4萬元，遠高于普通公辦學校。

2024年12月21日，湖南涉外經濟學院教務處公布了學校下學期排課安排的通知文件。文件顯示：“學分相同、學習要求相同以及考試要求相同的公共課程和專業，基礎課程可以安排合班教學，層次不同的班級不合班教學。……合班課優先于小班課，必修課優先于選修課。”

在學校流傳的“合班”傳聞，成為了現實。

生存危機

兩年前，踏著本科評估的尾聲，被招進民辦高校的劉煜，入職后才知道，“當初招聘是為了教師數量達標。”

劉煜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為了通過生師比考核，招聘大量教師，幾乎成為不少民辦高校教師間心照不宣的公開“秘密”。甚至有在民辦高校工作的教師發帖提醒還在找工作的年輕人，避雷處于本科評估階段的民辦高校，他們提到潛在的隱患：通過本科評估后，為了控制成本，這些資歷不深的老師，首當其沖成了“卸磨殺驢”的對象。

2021年起，教育部啟動新一輪本科教育教學審核評估，評估維度包括師資隊伍、教學資源、專業建設、教學管理、教學成果等。其中生師比成為核心指標之一。根據教育部印發的《普通高等學校基本辦學條件指標(試行)》?，本科高校生師比一般不高于18∶1（體育類本科院校和藝術類本科院校的生師比一般不高于11∶1）。

“對于民辦高校來說，審核評估可以說是天大的事。”蘇州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一濤教授感慨。根據教育部相關要求，審核評估中發現的問題，各高校必須在兩年內進行全面整改，對于整改不力的高校，教育部和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可采取通報、限制招生、減少招生、限制新專業等方式進行懲罰。

除了大規模招聘老師，王一濤也提到，有些民辦高校會選擇提前一兩年縮減招生規模，“讓生均資源包括生師比、生均占地面積、生均宿舍面積、生均辦學經費投入等指標好看一點”。

而更多的壓力降臨在基層教師的頭上。2023年，李璇的學校也經歷了本科評估。為了迎接評估，李璇教授的課程，頻繁被不同層級的人來聽課。“以前可能一學期被聽兩三次，而在本科評估階段，幾乎每周都有人來聽課”，聽完課后也要相應作出改進。李璇和其他同事近兩三年的個人教學材料，也被一遍遍翻出來檢查，不合格的，被要求重新整理甚至全部重寫，試卷也可能要重改。

六年前，剛剛進入學校時，李璇所在的民辦高校招生專業層次比較多，她教授的師范類專業包括本科、專科和專升本在內一共有七八百人。經歷了本科評估后，學校調整了招生規模，以本科招生為主，專業學生只剩一百多人。“從學校這個層面，學費收入一下子少了很多。”

隨之而來的，是李璇的工作量減少，最直接的影響是，課時費減少了。在人事處“好聚好散”的說法背后，李璇得到了更深層次的原因：“我們專業發展不是那么好，不需要這么多老師了。”李璇告訴記者，“學校本科評估后，一些專升本專業的專科停了，還有一些專業的對口招生也停了，這些都會對招生有影響。”

李璇感慨被迫離職的無奈，“如果你的專業是學校的王牌專業，可能這種情況不太會發生，但如果專業招生的未來趨勢沒有那么好，學校考慮各方面成本，做了這樣的抉擇。”

類似的遭遇，也發生在四川一所民辦大專教師齊衡身上。在試用期結束的的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了解聘的通知書，和他同批入職的3位同專業老師，被裁撤了2人。

在學校參加專業迎新時，齊衡被分配到的工作是負責勸說、留人，因為很多同學要轉專業：“我們專業入學的有600多人，想轉專業的200多人。當然，土木行業也確實在下滑，轉專業的同學多，也情有可原。”

“沒有聽到什么風聲，我平時也沒有出現過任何的教學事故、漏打卡等。”齊衡面對突如其來的消息，相對平靜，“其實我大概猜到了會裁人，因為轉專業的學生太多，不需要那么多老師了，所以沒什么反應。”

高收費的民辦教學

從民辦高校離職后，李璇沒有得到賠償。她很快就在外地另一所公辦大專找到了工作。她并非沒有想過維權，“但年紀大了，拖不起”。最終，她沒有走到法律仲裁那一步。

和公辦大專簽聘用合同時，李璇回想自己和民辦高校簽的那份合同，“像是一份賣身契”。當初的合同里，明確寫著如果不滿3年離職，將要賠償學校5000元，幾年后，胡璇從后進校的同事那里了解到，這個數字上漲到萬元以上。

“經過多年大浪淘沙后，辦學不規范的民辦高校大都被淘汰出局，如今大部分民辦高校，尤其在本科這個層次上，這樣的現象還是少數。”每一年，王一濤所在的蘇州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都會對國內民辦本科高校進行跟蹤研究，“我國民辦高校的主流是好的。”他們發現，相比于招聘大量教師、通過評估后再裁減人員這種極端做法，更多的民辦高校則是怕老師流失，“特別是獲得博士學位、評上副教授、教授職稱的老師，學校需要花很多功夫把老師留下。”

王一濤了解，曾有某民辦高校的一位教師被公辦高校拋來橄欖枝后，該校七十多歲的董事長親自登門留人。但與公辦高校相比，民辦高校的教師在工作量、收入、穩定性、退休后待遇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別，“不少民辦高校教師一評上副教授、教授后就會去往公辦高校，”王一濤發現，當前這種情況還是比較普遍。

目前，國內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依然集中在公辦高校。王一濤也強調，“審核評估對公辦高校和民辦高校的要求基本一樣。在同一標準下，公辦高校有財政撥款，有政府兜底，民辦高校的收入幾乎全靠學費，而且部分省份民辦高校的學費受物價部門限制，嚴格按照審核評估的標準配備教學資源，對民辦高校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

在王一濤看來，在理想狀態下，高學費可以讓民辦高校有更多的經費支撐學科建設、增強師資、建設軟、硬件設施等方面，讓學校進入“高學費-高質量”的良性循環。

但很顯然，由于缺乏有效的經費監管措施，對于部分民辦高校而言，高收費并沒有帶來正向結果，實際情況卻是“高學費-低質量”。

胡昊第一次與湖南涉外經濟學院簽訂合同時，完成基本工作量后他每月的工資是5500元。“學生交的錢并不少，將近4萬元的學費，按道理應該給學生提供一個非常好的教學環境。”

胡昊的第一份合同 受訪者提供

胡昊的第二份合同 受訪者提供

然而，2021年3月胡昊剛到學校教授葫蘆絲課程時，他被分配的教學場地，是一個大約10平方米的房間，由保安室改造而成，和另一個老師共用一間。房間中的設施約等于無，只有一張長凳：“沒有譜架，沒有鋼琴。”胡昊說，他向校方提出需要教學鋼琴后，學校新進了一批鋼琴，他和學生們搬了一臺放在房間里，但學院得知后，又把鋼琴搬了出去，說辭是，“琴不夠，你們器樂的老師就不應該要有鋼琴。”

進入湖南涉外經濟學院時，宋則昭的學費是3萬元左右，到了新一屆，已經將近4萬元。宋則昭說，每個學期，他們還需上繳1000元的教材費，發放的書籍除教材外，還有名人故事、課外讀物，比例大概占所有教材的四分之一左右：“其實發下來都是沒有翻開過的，封都沒拆，最后只能當廢品賣掉。”

在湖南一所民辦高校讀大二的李秋，當初以就業為導向選擇了信息與機電工程學院，但現在感覺所學的東西已經無法滿足就業的需求：“比如說我們制圖繪畫用的那些平臺，已經是很久之前企業用的，算得上比較落后的東西了。”

2024年，章華曾因學校的專業排名較高，選擇了廣東一所民辦高校就讀，然而實際的學習體驗卻讓她大跌眼鏡，“有老師一學期就讓我們做了一個任務，讓學生建模、做ppt、同學們在課堂上念ppt念了幾個星期，再改來改去。有一次大家講得滾瓜爛熟還沒下課，我們以為他終于要講課了，結果他說，‘都講完了？那ppt你們再講一遍吧’。”

而學校一些針對學生的嚴苛規定卻與教育質量無關。“（學校）不可以穿拖鞋，洞洞鞋都不行。抓到就扣學分抄守則。”章華覺得，“其實也不是什么大問題，就是很像夢回高中，明明穿著跟我上課完全沒有關系。”

宋則昭則回憶自己的學校：大一學生需要上強制的早晚自習，早自習每天都會有執勤的學生查遲到。上課前，他們要把手機統一放在教室前臺的手機袋里，手機袋上對應學生的學號，座位也是固定的。

民辦高校前路

如今回頭看，作為曾經的一名民辦高校教師，李璇覺得，在國內，一所民辦大學想要持續發展好，關鍵是，“背后的資金需要足夠強大，同樣重要的是，領導者一定得有教育情懷。”

她很期待即將要招生的福建福耀科技大學，也覺得同在河南的黃河科技學院，是民辦高校里的成功案例，“讓我看到了民辦高校的信心，但經歷了這個事情后，我不再認為我之前的學校也能成為這樣的例子。”

2022年5月14日，福耀科技大學正式開工 新華社記者 林善傳 攝

同樣在王一濤看來，一所學校的舉辦者的理念和眼界，在民辦高校的發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調研中，讓王一濤印象深刻的民辦高校有很多。廣西外國語學院的柬埔寨語專業，近年的招生人數每屆學生只有10人上下，“從民辦高校辦學成本的角度來看，一般就將專業直接停辦了。但是，由于該專業契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就業前景好，因此該校并沒有輕易放棄該專業。”2024年，廣西外國語學院開設了首屆應用柬埔寨語微專業，面向全校大二及以上在校生開放，同時也允許區內其他高校學生選修該微專業，“學生們反響很好，而且有效盤活了學校里柬埔寨語的教師資源。”王一濤說。

“我覺得這才代表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的主流，不管舉辦者也好，校長也好，總是希望把學校辦好。”王一濤坦言。

然而，一位民辦教育業內人士也提到，適齡人口下跌、學校競爭力不足、口碑波動，還有專業建設的重復性，都讓學費這一主要資金來源變得更加不穩定。部分學校開始摸不清自己的發展定位。民辦高校長期處于學費驅動型發展模式，一旦生源下降，就會給學校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風險。

“民辦高校最初是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中，基于市場需求的背景發展起來的”，這位業內人士也強調，未來民辦高校面臨的最大危機將是生源問題。她觀察到，部分民辦高校的課程設置在國際化的背景下出現了“水土不服”的問題，且專業布局同質化嚴重。“一些由生產型企業舉辦的民辦高校，既未充分利用校企合作的資源優勢，也沒有用好自己得天獨厚的條件。”

王一濤提到一個極端案例：“在學前教育非常火爆的時候，國內一所民辦高校，幾乎1/3的學生都在學前教育，可想而知現在這些老師怎么辦？”

“要做好前瞻性預測，設置與社會需求保持匹配的專業，但實際操作起來很難。”王一濤解釋，國家對高校的專業設置有較為嚴格的程序要求，民辦高校要及時增設新興專業或申報目錄外專業依然有一定難度。

然而在當下，民辦高校還是很多本科線邊緣考生的選擇。生涯規劃師曉元在為家長和學生提建議時發現：“在條件比較好的城市，家庭條件好的學生大概率還是會選擇民辦，這是很現實的問題，最起碼他未來是可以直接考研考公的。”

在王一濤和一些業內人士看來，未來國內民辦高校還有10年的關鍵窗口期，“在這十年期間，民辦高校生源還是非常充裕的，但到了2035年以后，民辦高校將面臨真正的生源危機，到時候必然有一些民辦高校會退出歷史舞臺。”王一濤直言，對于民辦高校來說，在這10年關鍵窗口期，民辦高校需要打造優勢凝練特色，以應對十年后高等教育生源持續下滑的趨勢。

民辦高校既可另辟蹊徑開拓新領域，也可在現有優勢專業上深耕細作。在王一濤的調研里，鄭州商學院的探索或許值得借鑒：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興起，他們及時在傳統老牌會計專業中增設智能財務、智能審計等課程模塊，強化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在會計中的應用。學校也定期與用人單位溝通，動態調整人才培養方案。“在這種人才培養模式下，學生更具數字化和智能化思維，很受企業歡迎。”他發現。

新入局的民辦高校，似乎也在轉變自己的方向。2024年，湖南新增了4所民辦高校，分別是長沙科技職業學院、株洲科技職業學院、衡陽理工職業學院和郴州智能科技職業學院。這些高校計劃于2025年啟動招生，專業建設將聚焦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信息技術、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在動蕩之中，一些老師開始主動選擇離開民辦高校。胡昊同專業的前同事在他之后，也離開了學校，他告訴胡昊，學校開始要求強制打卡：“每個星期都要一天打卡三次，早上7:30、下午1：00多、下午5:40。”

但是被裁員的老師中，也有人以新的身份“回到了”學校。離開學校后，齊衡本打算轉行。在過渡期間，他再次接到了學校的返聘通知——這次的招聘崗位是兼職教師：“兼職老師不交社保、無基礎工資。綜合到手薪資比全職的時候更高些。”

他接受了這份兼職，成為了一名外聘老師。

（除胡昊、王一濤外，其余皆為化名）

作者：解放日報 實習生 李思涵 張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