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自信，有尊嚴的民族。

主席的自信在他的文稿和詩詞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青春時期，意氣風發：“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

長征中，他筆鋒堅定：“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到達陜北之后，他洋溢著希望：“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他在會議上痛斥"奴才做久了，在主子面前伸不直腰。"

毛主席最看不起誰?

傳統劇目中的深層隱喻

京劇《法門寺》是一段傳統劇目：傅朋與孫玉姣在孫家莊一見鐘情，卻不幸被誣陷入獄。

在劉瑾陪皇太后到法門寺朝圣之際，俠女宋巧姣奮不顧身狀告冤情，最終在陜西的法門寺揭開真相。

毛主席對此戲情有獨鐘，僅在1940年代的延安就觀賞了四次。

到了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三次邀請毛主席欣賞京劇，毛主席兩次允諾前往，其中一次便是重溫《法門寺》。

《法門寺》，這部京劇作品是根據發生在明代的一個真實事件改編而成。

劇中融入了歷史與虛構的精巧結合，尤其是賈桂這一角色，他雖是編劇為了戲劇張力而創造的人物，但卻異常生動，成為劇中一大看點。

劇中，當權臣劉瑾在一次讓賈桂坐下時，賈桂那句“我站慣了”的回答，不僅讓觀眾捧腹，也深深觸動了毛主席。

據毛主席在延安時期的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每當看到這一幕，主席總是會發出會心的笑聲，隨后指著賈桂評論道：“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

1949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毛主席在北平的長安大戲院內觀看完《法門寺》后，他對身邊的警衛深有感觸地說，《法門寺》里有兩個人物非常典型，一個是權謀老練的劉瑾，一個是奴性十足的賈桂。

劉瑾一生中從未真正為民做過何事，唯獨在法門寺進香時，他糾正了一樁冤案，這可以說是他為人民辦的唯一一件好事。

而賈桂，他在上司面前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都透露出濃厚的奴才相。

我們必須反對這種奴性思想，提倡每個人要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維護自尊。

隨著20世紀50年代的深入，毛主席在多個場合再次提起了賈桂這一角色，其中隱藏著深層的政治隱喻。

在那個時期，新中國正面臨建國后最為嚴峻的國際環境挑戰。

一方面，中蘇關系因意識形態和領導權的爭執而日益緊張，雙方的矛盾逐漸激化，幾乎到了公開分裂的邊緣。

另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不斷向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拋出威脅與挑戰，試圖通過軍事、經濟及政治手段扼殺中國的社會主義萌芽。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國內的形勢也極為復雜。

不少人，包括黨內的一些干部，面對外部壓力和內部困難，變得茫然無措，甚至喪失了前行的信心和決心。

社會氣氛時而緊張，時而沉悶，整個國家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正是在這關鍵的歷史時刻，毛主席清醒地意識到，要讓社會主義新中國依靠自身的力量在資源貧乏的基礎上探索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首要的任務是鼓舞人民及黨員的士氣。

他多次引用《法門寺》中賈桂的形象，借此批評那種在壓力面前屈服和失去自我主見的“奴性思想”。

解放思想才能前進

1956年4月20日，毛主席在北京領導編寫《論十大關系》。

這時，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紛紛向他匯報工作進展和困難。

在會議中，毛主席特別關注了一個社會上廣泛流傳的觀點——有人認為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建設將無法實現。

針對這種依賴心理，毛主席不無憂慮地指出了部分人心態上的某些弱點。

他引用京劇《法門寺》中的角色賈桂來形象地批評這種心態：“當奴隸當慣了，總是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說站慣了。”

這樣子的心理慣性，讓人即使在可以爭取權利和尊嚴的情況下，也往往無意識地表現出逆來順受的態度。

在《論十大關系》的文本中，毛主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點：

“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

他認為，這種低頭哈腰、自我貶值的心態是阻礙中國自主發展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心理障礙。

主席強調，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心態，必須鼓勵國人振奮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

他提到，要把抗美援朝中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再發揚起來，一定要在這方面下力氣，提起民族自信心。

毛主席深切認識到，對蘇聯專家的過度依賴，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深層的心理狀態——缺乏自信和對權威的盲目崇拜。

主席倡導的是一種平等和開放的對話態度，認為只有通過坦誠的交流，才能真正解決合作中的問題。

那種即使面對機會也選擇屈服的奴性心理，是所有共產主義者應當堅決摒棄的。

毛主席曾引用“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作為自己的座右銘，這不僅反映了他的豪邁態度，也表明了他對個體自尊和民族自信的極高要求。

在他看來，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必須擺脫“賈桂”式的自卑心理，堅定自信地在世界舞臺上獨立自主。

通過這種方式，主席不僅僅是在培養國人的自信心，更是在重塑國家的文化身份。

他深知，只有樹立起堅定的自信和獨立的精神，中國人才能在世界舞臺上抬頭挺胸，以平等的姿態交流和合作。

這種精神在后來的年代中，逐漸成為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核心動力之一。

主席心中的自信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的戰爭舞臺并未隨之降下帷幕。

相反，蔣介石，借助美國的雄厚援助和初期的軍事優勢，再次點燃了國內的戰火，引發了一場全面的內戰。

面對內戰的嚴峻形勢，毛主席深刻分析了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各種因素，堅信中共有能力戰勝蔣介石的國民政府。

他在多個場合公開表示：“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這不僅是一種戰術上的自信，也是對共產黨理念和組織力量深信不疑的體現。

毛主席深知，內戰的性質將是長期且殘酷的，這不僅考驗著共產黨的軍事戰略和指揮藝術，更是對其政治理念、組織凝聚力的嚴峻考驗。

因此，他強調全黨領導同志必須對那些對國內外形勢認識不足、心存悲觀、缺乏信心的黨員進行深入細致的教育和引導。

他說：“敵人還有力量，我們自己也還有弱點，斗爭的性質依然是長期的，殘酷的。但是我們一定能夠勝利。此項認識和信心，必須在全黨鞏固地建立起來。”

新中國剛成立，中國站在了重建的起點上，面對的則是一片廢墟與無數挑戰。

戰后的中國，景象凄涼：城市和鄉村遍布戰爭的瘡痕，經濟基礎薄弱，工業幾乎為零，農業也大多依賴于天氣和傳統的耕作方法。

此外，中國當時的社會結構中，大量的人口是文盲，經濟活動主要依靠手工勞作，技術和資源極為匱乏。

在這樣的背景下，提起國家的未來和發展，許多人心中充滿了疑惑和憂慮：在如此一窮二白的基礎上，中國真的有可能實現現代化嗎？

在這種普遍的不確定性中，毛主席的聲音顯得尤為重要和鼓舞人心。

主席在面對這種困境時表達了堅定的信念和決心。

他不僅僅看到了困難，更看到了克服困難的可能。

他說：“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正在前進。”

“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

“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

“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這番話是對國民的鼓舞，也是對國家未來方向的堅定宣言。

中華民族的自信

中國為什么要自信?這是中國歷史的啟示

在歷經千年的中國歷史長河中，自信一直是貫穿古今的一條重要紐帶。從《周易》的哲學深思到孔子的倫理教育，從司馬遷的史學巨著到李白的豪放詩歌，每一個時代的文化成就都離不開古人的自信和自強不息的精神。

《周易》中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不論環境如何變化，一個人應當持續地追求進步和自我完善。這種自信的核心思想，貫穿了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

漢代的史學家司馬遷，面對個人遭遇的巨大困境，依然堅持編纂《史記》。

他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堅定的自信推動他完成了這部不朽的歷史巨著，影響了后世數千年。

唐代的李白在其詩作中表達了極高的個人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他的詩歌中充滿了對個人命運和才能的絕對信任，這種自信使他的詩歌超越了個人的境遇，達到了藝術的高峰。

整個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被塑造成一個“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自信民族，同時又是一個“能以天下為一家”的自信民族。

這種自信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古代的繁榮奠定了精神基礎。

然而，進入近代后，自鴉片戰爭起，中國逐漸陷入西方列強的侵略與欺凌之下，這段落后挨打的歷史讓一部分中國人喪失了這種古代自信。

從慈禧太后的對外妥協到普通民眾的盲目崇洋，再到知識界中對傳統文化的貶低和呼吁全盤西化，這些現象不僅削弱了民族自信，也讓中國在面對外來壓力時處于劣勢。

中國的自信，不僅是一種情感的抒發，更是深植于文化與歷史的理念，毛主席對此有過深刻的闡述。

他認為，無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還是一個政黨的崛起，其根基必須是自身的條件、創造力和奮斗精神。

他在多次講話和作品中強調，外部的援助雖然重要，但它只是輔助性的，真正決定成敗的，是內部的力量和自主的努力。

毛主席在他的詩詞中曾經這樣寫道：“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只有敢于犧牲、敢于自我挑戰的民族才能開辟出新的天地，實現從舊社會到新社會的根本轉變。

毛主席始終認為，無論外部條件如何變化，內部因素始終是核心和基礎。

換言之，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安全，不能寄希望于外部的幫助或干預，而應通過增強自身的實力和能力來確保。

毛主席還曾指出：“和平是必須取得與能夠取得的，但主要應依賴自力而不應依賴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強，自己有辦法，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然后國際與國內各方助我力量，方能發生作用，才是可靠地取得和平，否則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險的。”

只有在自身強大的基礎上，外界的幫助才能發揮正面作用，否則依賴外力將導致不穩定甚至危險。

在國際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國更需要堅強的國家意志和堅定的發展自信，只有強大的內部條件，才能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保持定力和推動持續發展。

毛主席這樣的歷史與哲學思考，不僅塑造了中國的國策方向，也在不斷地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為實現國家的偉大復興提供了精神支撐和行動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