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發動革命，推翻俄羅斯臨時政府。之后，建立起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22年，改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

十月革命后，蘇俄很快陷入四年內戰，且在國際上空前孤立。為爭取遠東的盟友，1919年7月25日，蘇俄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聲稱：“（蘇俄）勞農政府把中東鐵路礦產林業等權利，及其他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土匪霍爾瓦特，謝米諾夫和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的特權，都無條件地歸還中國。”

1920年9月27日，蘇俄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聲稱：“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政府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并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從中國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

列寧的兩次對華宣言，對于近代以來飽受沙俄侵略、欺壓、盤剝的中國人來說，極具誘惑力。

這是當時許多中國人向往蘇俄，贊美蘇俄，愿與蘇俄交好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隨著蘇俄在內戰中取勝，蘇俄變成蘇聯，1924年列寧去世、斯大林繼任之后，斯大林對上述兩次對華宣言，實際上，都不認賬了。

號稱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不僅全盤繼承了沙皇俄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而且比沙俄帝國主義走得更遠，具體表現在：

第一，中東鐵路的路權沒有歸還中國；第二，沙俄侵占的15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沒有歸還中國；第三，出兵中國的外蒙古，不撤軍，策動面積為156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1924年從中國獨立出去。

其中第一條，便是中東路事件的起因。

“中東鐵路”，是“中國東清鐵路”的簡稱，是沙俄1986年通過《中俄密約》攫取的跨境鐵路，其管理權長期被俄-蘇控制。1924年《中蘇協定》雖規定鐵路由中蘇共管，但實際運營權仍掌握在蘇方手中。

蘇聯簽了條約遲遲不認賬，于是在1929年，借著南京國民政府推動“革命外交”之機，張學良嘗試著首先從蘇聯在北滿地區所占有的特殊權益著手，來實施其收回東北權益的計劃。

1929年3月1日，中方的中東路督辦兼理事長呂榮寰就中國在中東路的權力問題，向蘇方的副理事長池爾金提出嚴重交涉。蘇方不僅不理會，反而進一步霸占了機務、車務、總務、商務、財務、進款6個主要處的處長職務，僅同意將印刷所、圖書館、天文臺等次要崗位讓與中方。

這個條件就相當于條約依然沒有被執行，中方認為蘇方毫無誠意，再交涉下去也不可能得到什么結果。在南京政府支持下，張學良決定放棄和平交涉的方針，準備以武力解決問題。

5月27日，張學良下令軍警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監視總領事及館員，逮捕正在集會的中東路各站共產黨員及蘇聯駐沈陽領事共30多人。7月11日，張學良在蔣介石的指示下，下令強行接管中東路，解除蘇方人員職務，逮捕蘇方職員200余人，將包括正副局長在內的60余名蘇聯人驅逐出中國，是為“中東路事件”。

蘇聯對此一事件，最初還是表示出愿意和平解決的態度。蘇聯7月13日的最后通牒里，仍提議從速召集會議，解決中東鐵路一切問題。

南京國民政府16日的復照態度強硬，表示此舉純粹是因為近年屢次發覺蘇聯方面有煽動中國人民破壞國家社會，反對政府之各種有組織之宣傳及工作，致不得不采取適當之措施。此次東北當局之舉措，亦純以防止騷亂治安事件之突發為目的。

鑒于中方不理會蘇聯從速釋放被押蘇方人員和取消不合法之行動的要求，蘇聯政府于7月17日強硬宣布與中國全面絕交。進而，蘇聯駐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滿洲里、黑河、綏芬河等地領事館紛紛撤離回國，中東鐵路蘇聯職員亦相繼辭職或離職。

蘇聯并成立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統轄蘇聯遠東地區所有武裝力量，以加倫為統帥，開始對東北當局以武力相威脅，包括拘留中國僑商上千人，扣留中國輪船多艘，并派飛機侵入中國境內偵察等。

蔣介石認為，蘇聯宣布斷交并在邊境實施武力威脅，必將激起社會輿論和民眾的強烈不滿，正可利用這一民氣，提升南京中央政府的聲望，并徹底抑制國民黨內各派反蔣勢力的權力挑戰。

7月20日，蔣發表致全國將士電，聲稱：“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無它法，舍一致對俄以外無出路。諸將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哲貫徹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目的，以完成我國民革命最后之職責。”

他一面堅持對蘇采取強硬態度，一面要求東北地方當局對蘇方的軍事挑釁力避沖突，其基本策略是希望通過外交途徑，推動英美等國主導下的非戰公約組織和國際聯盟出面調停，以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

1929年8月14日，蘇聯沿中東路一線向中國進攻，戰爭開始。

張學良領導下的王樹常、胡毓坤、于學忠、鄒作華、沈鴻烈等將領均試圖遏止蘇聯進攻，不過，因為蘇聯動員新進武器與大量兵力，使東北軍在隨后被蘇軍擊敗，東北多處地方被蘇軍占領。

同江戰役蘇軍凌晨出動飛機25架、軍艦10艘、機關炮車40余輛，后又增派騎兵約800余名、步兵3000余，向同江中國守軍發動大規模進攻。中方海軍江防艦隊頑強抵抗后幾近全軍覆沒，江平、江安、江泰、利捷、東乙等5艦被擊沉，利綏艦受重傷逃回富錦。同時團以下軍官17人陣亡，士兵傷亡約700余。戰至午后3時，蘇軍奪取了同江縣城，中方守軍被迫退守富錦。

由于蘇軍隨后很快后撤，南京方面堅信蘇聯短期內不可能發動大規模進攻，因此態度上依舊不做妥協。結果，從11月17日開始，蘇軍分東西兩路再度大舉進攻。西路主攻滿洲里和札蘭諾爾，東路分別指向綏芬河和密山縣，并轟炸了牡丹江。

東路就深入百余里，打下了密山縣，并進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東地區；西路更是由滿洲里、札蘭諾爾，經嵯岡一氣攻陷了海拉爾。黑龍江守軍韓光弟旅全軍覆滅，旅長及團長均告陣亡；梁忠甲旅則因突圍不成被迫投降。僅西路兩旅守軍被俘者，就已上萬，其他人員和財產損失更是難以計其數。

東北西線守軍由滿洲里、漠河一線，被迫退守海拉爾以東及興安嶺、博克圖一線。張學良甚至要求漠河方向各卡官兵保護商民退至嫩江，以就食糧。這場沖突持續近5個月之久，雙方動用的一線兵力超過20萬，其中東北軍出動十多萬，蘇聯出動8萬。

張學良，王樹常，胡毓坤，于學忠，鄒作華，沈鴻烈雖未能于該役獲勝，但是積極抵抗蘇聯紅軍的態度與立場，讓他們獲得了中華民國國軍首批青天白日勛章。

中東路戰爭結局：中國軍人死傷及被俘人員9000余名(傷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據蘇方統計，蘇軍被擊斃143人，失蹤4人，受傷665人。

另外，中東路事件期間蘇聯占據中國領土黑瞎子島，這是日后中俄在領土爭端中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

中東路事件是中蘇沖突的局部事件。但斯大林等聯共(布)中央領導人認為，這是帝國主義聯合進攻蘇聯的信號，要求共產國際號召世界各國共產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行動起來，組織大規模政治活動，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共產國際遂向中共中央數次發出指示，要求加強“擁護蘇聯”的宣傳。

其實，中共中央對中東路事件的反應還是相當敏銳的。事件發生后的第二天，7月12日，中共中央即發出《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宣言》接受了莫斯科方面關于中東路事件嚴重性的判斷，指出：中東路事件不僅是國民黨進攻蘇聯的行動，而且是“整個國際帝國主義向蘇聯進攻的表現”，號召全黨和廣大群眾起來擁護蘇聯，反對國民黨。

接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后，中共中央把“擁護蘇聯”和“保衛蘇聯”當作黨的中心任務。7月15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滿洲省委發出指示，要求廣泛發動群眾，進行擁護蘇聯、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游行示威。

7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通告，指出中東路事件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戰爭的開始，應堅決號召廣大群眾起來，作反抗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反抗國民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擁護世界反帝國主義大本營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的示威斗爭，使“反帝國主義戰爭”、“保護蘇聯”的口號為群眾所了解。

在“中東路事件”中，為了更快地獲取勝利，蘇聯迫切需要中國共產黨參與進來。7月19日，蘇聯把持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發表《關于中東路事件的呼吁》，提出“為保衛蘇聯而前進”的口號，要求中國共產黨站在蘇聯一邊。

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中共中央發出一封信件。這封被稱為“十月來信”的信件進一步要求中共“繼續展開獨立的群眾革命運動”、“極其注意工人的罷工斗爭，鞏固并擴大游擊戰爭，尤其是在東三省。”

對于共產國際的呼吁，中共中央給予了積極響應。7月，中共中央以宣言和通告的形式，表態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民黨軍隊“進攻”蘇聯。并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在8月1日“反帝日”舉行示威，發動上海工人總罷工。

11月26日，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在中共江蘇省“二大”第九次會議上發表演說，宣稱“中央已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我們可以看到，共產國際執委會提出的口號是“保衛蘇聯”，但李立三卻將之“創造性”發揮成“武裝保衛蘇聯”。相差兩個字，蘊含的意味卻有天壤之別。

甚至在“中東路事件”已經結束后，12月7日，中共中央還發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第60號通告，提出為“武裝保衛蘇聯”，要在城市舉行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農民運動要向城市發展和紅軍攻占大城市等。該通告發表時，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不僅如此，在李立三以及之后的王明時期，中共中央將“武裝保衛蘇聯，實行全國暴動”的主張上升成為黨的決議。甚至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王明等人還沒看到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依然教條地給全黨制定“偉大歷史任務”：“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現在全國無產階級及勞苦群眾身上放著偉大的歷史的任務：這一任務便是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

不過，“武裝保衛蘇聯”還是遭到了陳獨秀和毛澤東等人的反對。

1927年“四一二”后，中共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在各地的黨組織紛紛轉入地下狀態，中國工農紅軍也遵循“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路，局限在國民黨鞭長莫及的偏遠山區活動。而按照“武裝保衛蘇聯”的構想，是要在全國范圍內發動武裝暴動，并且指揮勢力很弱的紅軍主動向大城市進攻，這當然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冒險行為。

針對此，已經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的陳獨秀給中共中央寫了兩封信，對共產國際欲犧牲中國革命的做法深表憂慮。他指出“武裝保衛蘇聯”等宣傳脫離了中國社會實際，認為在這個時候片面宣傳“擁護蘇聯”“于我們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

按理來說，一位共產黨員依照程序向中央提出意見和建議，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中共中央不但沒有接受陳獨秀的意見，反而通過正式決議，將陳獨秀開除出黨。陳獨秀——這位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和早期領導人，成為“武裝保衛蘇聯”的犧牲品。

毛澤東也不同意李立三、王明等人的錯誤觀點。他反對“武裝保衛蘇聯”，認為攻打大城市是一種冒險。正因為此，毛澤東被批為“保守”“右傾機會主義”，被剝奪了在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改任沒有實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不過，毛澤東依然以各種方式，表達對“武裝保衛蘇聯”的異議。1932年初，毛澤東在江西瑞金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出席會議是中共中央代表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問題。毛澤東對此拒不表態。為了保證這個問題得到通過，會議不得不臨時更換主持人。

當然，由于“中東路事件”最終以蘇聯的勝利而告結束，因此，中共和紅軍的“武裝保衛蘇聯”主要是停留在示威游行以及宣傳的口號上，并沒有具體轉化為實際的行動。

到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不得不放棄江西根據地，實行戰略大退卻和大轉移。這就是長征的開始，所謂“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也就不了了之，后來就直接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