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惡勢力認定的司法標準

張 中

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準確打擊黑惡勢力犯罪活動，有效維護被害人合法權益，關系著國家長治久安、基層政權鞏固和群眾安居樂業的大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和法治意義。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第33批指導性案例，其中包含指導案例186號《龔品文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指導案例187號《吳強等敲詐勒索、搶劫、故意傷害案》等三個案例。彰顯了司法機關重拳打擊黑惡勢力的堅強決心，對于凈化社會風氣，改善社會總體治安狀況，維護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促進平安中國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下文結合指導案例186號、187號對黑惡勢力認定的司法標準問題做一簡評：

一、掃黑除惡常態化及黑惡勢力犯罪認定的統一性

自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以來，在各級黨委堅強領導下，司法機關重拳出擊，以雷霆萬鈞之勢，依法嚴懲黑惡勢力，徹查涉黑涉惡腐敗，打掉了大量的黑惡犯罪組織，充分彰顯了法治權威，社會治安和社會風氣也有了明顯好轉，掃黑除惡斗爭取得了全面勝利。

為鞏固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成果，國家對常態化開展掃黑除惡斗爭作出安排部署。2022年5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有組織犯罪法》，將過去有關司法規范中的“惡勢力”上升為法律概念，正如有的學者所評價的那樣，它使得懲治惡勢力的半正式制度升格為懲治惡勢力組織的正式制度，從此開啟了我國常態化掃黑除惡的歷史新階段。但在司法實踐中，仍然對于黑惡勢力的認識存在一定分歧，執法尺度也不統一，這勢必影響打擊效果。最高人民法院適時發布一批涉黑涉惡案件指導案例，對于各級人民法院準確認定黑惡勢力犯罪，保證法律適用和裁判標準的統一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司法標準

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認定，本次發布的指導案例186號《龔品文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為正面把握和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四個特征提供了司法標準。

一是組織特征。龔品文與劉海濤等人，通過開設賭場、放高利貸以及暴力追債等一系列違法犯罪活動，逐漸形成一個以龔品文為首包括9個人的三元層級結構的犯罪組織。在該犯罪組織架構中，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而且具有組織成員均接受并認同的組織規約。

二是經濟特征。龔品文等人開設賭場、非法高利放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快速攫取經濟利益。通過上述犯罪活動，該犯罪組織聚斂的巨額財富，其超四千萬元的放貸規模和上億元的銀行資金流水，不僅足以認定 “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也能夠證明其犯罪所得大部分被用于犯罪活動，形成了“以黑養黑”的犯罪模式。

三是行為特征。龔品文等人在追討非法債務過程中，有組織地對被害人及其親屬采用攔截、辱罵、威脅、噴漆、拉橫幅等“軟暴力”，并對被害人實施毆打、任意損壞財物等“硬暴力”方式尋釁滋事，高達120余次，共計56起，非法拘禁他人10起，其行為方式和犯罪手段符合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特征。

四是危害性特征。龔品文等人實施的尋釁滋事、非法拘禁、強迫交易、敲詐勒索等違法犯罪活動，不僅給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體、精神、自由和財產造成了直接損害，也嚴重破壞了當地部分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秩序和社會管理秩序。

近年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形態特征出現了新的變化，以“硬暴力”為主要行為手段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行為特征認定標準調整范圍過窄的問題日益顯現。特別是有些犯罪組織以聚眾造勢、拉掛橫幅、潑糞噴漆、擺放花圈、圍堵呼喊等“軟暴力”為主要行為手段的行為大量存在，相關犯罪分子有恃無恐，氣焰愈發囂張，在刻意規避“硬暴力”，給司法機關打擊處理造成困難的同時，“軟暴力”的方式、手段日趨多樣，行為后果日趨嚴重，給人民群眾帶來的心理恐慌和精神壓制已絲毫不遜于傳統“硬暴力”手段，嚴重影響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案總結了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軟暴力”的主要行為特征，該認定標準可以為實踐中認定、處理以“軟暴力”為主要行為方式的違法犯罪活動提供指引，有利于統一“軟暴力”涉黑案件的裁判標準和尺度。

掃黑除惡的實踐表明，黑惡勢力的滋生與發展壯大通常與“保護傘”的包庇、縱容存在很大關系。從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的“保護傘”典型案例來看，部分地方官員收受賄賂，利用其職權和影響力，縱容甚至主動為黑惡勢力違法犯罪活動提供幫助，或者在查處黑惡勢力犯罪時通風報信、協助逃避、有案不查、壓案不處等。對于黑惡勢力與“保護傘”的關系，有人曾夸張地認為，“沒有保護傘，就沒有黑社會。”在龔品文領導的有組織犯罪中，并沒有發現“保護傘”，但通過其實施的系列違法犯罪的行為方式，造成危害后果的嚴重程度，以及犯罪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完全能夠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三、惡勢力犯罪集團的認定條件

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相比，惡勢力犯罪不是法定的獨立罪名，這給準確認定該類犯罪造成困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對惡勢力的概念作出明確界定，并列舉出一系列惡勢力違法犯罪活動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區分了惡勢力和惡勢力犯罪集團的概念，并規范了二者的認定標準。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有組織犯罪法》的頒布實施，“惡勢力組織”正式成為一個法律概念，為常態化懲治惡勢力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作為“惡勢力組織”犯罪形式的惡勢力犯罪集團，也將成為今后黑惡勢力犯罪的主要形態之一。

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既要滿足犯罪集團的法定條件，同時又符合惡勢力全部認定條件。就吳強等12人實施的敲詐勒索、搶劫、故意傷害等犯罪活動而言，不僅有共同實施犯罪的目的，而且通過長期犯罪活動，形成了以吳強為首要分子、季少廷等為骨干成員且分工明確的犯罪組織，可以認定為犯罪集團。但是，該犯罪集團能否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本次發布的指導案例187號《吳強等敲詐勒索、搶劫、故意傷害案》，則從反面為該類犯罪劃定了邊界，具有重要指引作用。

犯罪集團與惡勢力組織在犯罪手段及其危害后果存在相似或者共同之處，其主要的區別之一在于是否具有“為非作惡，欺壓百姓”的特征。對于這一特征的認定，主要看其實施了哪些犯罪行為及其造成的社會影響。惡勢力組織實施的犯罪行為不像一般犯罪集團那樣的單一性，而是經常表現出明顯的犯罪種類多樣性，如強迫交易、故意傷害、非法拘禁、敲詐勒索、故意毀壞財物、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等。從犯罪的危害后果看，會對一定區域內或者行業內生產生活秩序造成惡劣影響，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和人民群眾安全感。吳強等人實施的犯罪活動意在“謀財”，而非“作惡”，也不是通過犯罪手段稱霸一方，殘害群眾。因此，以吳強為首的犯罪集團不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

四、懲治黑惡勢力犯罪的法治化與規范化

法治主義是現代國家治理的一種文明形式。嚴格堅持依法辦案是正確懲治黑惡勢力犯罪的基本原則，是現代法治的應然要求。

懲治黑惡勢力犯罪必須于法有據。法治意味著“法無授權不可為”。懲治黑惡勢力犯罪必須要有法治思維，嚴格貫徹落實刑法、反有組織犯罪法及相關指導意見關于黑惡勢力犯罪的認定標準，同時還要參照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保障法律的正確適用。同時，還要堅持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切實做到寬嚴有據，寬嚴適度。

在依法嚴懲黑惡勢力犯罪的同時，應當依法辦案，嚴格司法。“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懲治黑惡勢力犯罪必須嚴格貫徹落實相關法律規定，做到有法必依。嚴格依法辦案不是片面從嚴從重，辦案人員要正確領悟“依法從嚴”懲處黑惡勢力犯罪的精神實質，堅決落實罪刑法定原則，尤其是不符合黑惡勢力犯罪認定標準的，就像第187號指導性案例那樣，要堅決不予認定。嚴格依法辦案還要求堅持正當法律程序，嚴格落實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給予必要制裁。

黑惡勢力犯罪案件通常具有涉案罪名多，涉案人員多、時間跨度長、涉及范圍廣等特點，這給調查取證和準確認定事實帶來很大困難，但這并不意味可以降低證據標準。辦理涉黑涉惡案件需要嚴把案件事實關、證據關，把判決建立在合法、有效、充分的證據基礎上，嚴格落實疑罪從無原則，確保案件質量。

作者：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中

來源： 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 人民法院報 建設平安石景山

編輯：李嘉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