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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詐騙，老百姓深惡痛絕。電信詐騙不僅嚴重違背做人的誠信原則和法律，還整的受害人傾家蕩產。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會立法嚴厲打擊包括電信詐騙在內的詐騙行為，將罪犯繩之以法。

那么，在中國古代， 朝廷如何懲罰包括欺詐、詐騙在內的不誠信犯罪行為？

上圖_ 秦漢時期的石畫像 三人農作，商業相對落后

第一，從上古到漢朝時期，中國商業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史料上幾乎沒有關于民間懲罰詐騙犯罪的歷史記載。

欺詐和詐騙是侵害財產類的違法犯罪活動，而詐騙犯罪要想“正常活動”得有個基本的“生存條件”：商業發達。商業發達，老百姓的手里都有閑錢了，騙子才可能有可乘之機。但至少在上古到漢朝的中國歷史上，由于朝廷長期執行重農抑商的國策，遏制商業發展，至少在民間領域，在唐朝之前是幾乎沒有關于欺詐、詐騙活動的相關記載。只有針對于貴族、諸侯的詐騙記載。

具體來說：

《尚書》記載：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誘臣妾”為騙走奴隸，而奴隸為貴族的私人財產。這就表明，周朝時期的詐騙主要是關于奴隸主貴族為被害人的犯罪。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商人給周天子賣布帛不得有欺詐行為，不能以次充好。《禮記》 中有商人賣水果不能以次充好的規定。但對于民間的商業類欺詐、詐騙等具體的犯罪行為的懲罰，還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

秦漢時期，商業發展較慢。到漢武帝時期，官府采用一系列手段遏制商業，尤其是大商人的發展。商業被官府遏制，詐騙在社會上也就缺少了“生存空間”。

上圖_ 漢畫像磚《市集圖》

第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民族交流融合日漸繁榮，商品經濟逐漸發展，官府對欺詐詐騙有了較為明確的規定，比如晉朝法律曾規定，“背信藏巧謂之詐”。違背誠信作奸犯科，就是詐騙欺詐。

第三，唐朝商業發達，法律制度逐漸健全，官府有了商業欺詐行為的懲罰制度。

唐朝是繼漢朝之后，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又一個大一統強大國家。相比較漢武帝重視農業遏制商業發展，唐朝歷代皇帝的治國之策有了明顯不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對外交往的加劇，在國內形勢統一之后，唐太宗時期就開始發展商業，廣州、揚州、福州、南昌、成都，包括唐首都長安城都成為國內商品經濟發達的城市。來自國外的商人做生意絡繹不絕，長安城的西市和東市熱鬧非凡，好一片盛唐繁華。

做生意，商人就想著“給自己多賺一點”，進而違反誠信原則，欺詐詐騙他人財物。因此，唐朝時期對商業類欺詐、詐騙行為進行專門的懲處。《唐律》共12篇，其中第9篇是專門對欺詐詐騙行為懲罰的法律，為《詐偽律》，列舉了多種欺詐詐騙行為。

上圖_ 中國法院博物館《唐律疏議》藏本

第四，到了宋朝時期，商業高度繁榮，官府對民間商業欺詐、詐騙行為的懲治進一步升級，法律更加細化。

宋朝是中國社會的重要轉型時期，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宋朝帶來了豐富多彩的業余文化生活，首都開封和杭州的商業繁榮絡繹不絕。“風雅頌”時至今日都被歷史票友們津津樂道，但伴隨著商品經濟發達影響下的詐騙犯罪，宋朝政府對欺詐詐騙的懲罰可是一點也不手軟。

宋朝的詐騙主要分為：

商業詐騙：比如賣假藥等假貨，今天人人喊打的注水豬肉，在宋朝相當普遍。

經濟詐騙：制造假文契侵占他人財產，或者以其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騙取他人財產的手段，這種詐騙手段和今天的詐騙手段如出一轍。

司法詐騙：鉆國家法律的空子騙取財物。在財產繼承方面，有不懷好意的人采取偽造遺囑的方式騙取財物。

根據歷史資料記載，宋朝還出現了不良商人和司法官僚勾結起來詐騙的行為。

上圖_ 張擇端 的《清明上河圖》中，記錄了北宋都城汴京當年繁榮景象

宋朝懲罰詐騙的措施有：

財產懲罰：宋朝法律曾經規定，商業欺詐詐騙，騙取他人財物的，會責令商鋪整改，或者將財物歸還原主，情節較重的會沒收其財產。

刑事處罰：財產懲罰不會震懾某些情節嚴重的犯罪行為。為了嚴懲詐騙，宋朝法律規定了刑罰：杖殺和棄市。 杖殺就是將詐騙犯亂棍活活打死。 棄市就是將詐騙犯在鬧市區處死。

行政處罰：參與詐騙活動的官員會處以降薪、降職等處理。

財產犯罪，采取死刑的辦法予以震懾。這表明兩方面：首先，宋朝法律日漸完善，對詐騙犯的刑事處罰加重，對后來的法律制定產生影響。其次，宋朝商業發達，詐騙犯罪瘋狂猖獗，迫使朝廷采用杖殺、棄市等酷烈手段僅次于凌遲的刑罰將罪犯殘忍處死。

上圖_ 明太祖朱元璋半身像 乾隆御制本

第四，明朝時期，商品經濟再次繁榮起來，明朝法律將詐騙罪和盜竊罪相提并論。清朝懲罰詐騙的法律和明朝沒有太大的差別。

朱元璋登基之后，國內發展農業，對商業不太重視。到了明朝的中期之后，明朝商業逐漸發展起來。詐騙手段甚至超過了宋朝。明朝人張應俞還寫了一本書，名叫《新刻江湖杜騙術》，來揭露明朝的各類詐騙行為。明朝后期還出現了騙子用假藥冒充真藥，實施詐騙的行為。

清朝時期，隨著康乾盛世的到來，商品經濟一度繁榮，各類詐騙手段又層出不窮。

明朝和清朝的法律都把詐騙犯罪和盜竊犯罪相提并論，畢竟這兩種犯罪都是以非法手段獲取他人財物的行為。

《大明律》《大清刑律》曾規定：詐欺官私以取財物者，準盜論。

如果出售假冒的藥品，食品詐騙他人財物的，要判處死刑。

上圖_ 《大明律》是明朝的主要法令條例

通過以上的介紹就能看出，中國古代欺詐、詐騙犯罪的懲罰隨著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有商人不能賣假劣布匹的行為，但民間詐騙欺詐的懲罰沒有記載。秦漢到隋唐之前，中國社會的整體基調為“重農抑商”，再加上三國到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發，朝廷都在忙著打仗，商業發展空間更小。這一時期懲罰詐騙的手段少見記載。

唐朝時期，懲罰詐騙欺詐的法律開始成文。宋朝商品經濟發達，對詐騙懲罰進一步細化，懲罰全面升級，甚至判處死刑。明清沿襲宋朝對詐騙懲罰的規定，并將詐騙和盜竊相提并論。

參考資料：《唐律疏議》《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刑律》《尚書》《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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