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遵義會議為分界線，周恩來和毛主席在黨內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在這之前，周恩來的地位一直高于毛主席，而在這之后，周恩來則成為了毛主席身邊最得力的政治助手。

此后，周恩來和毛主席在工作中逐漸對彼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盡管他們在出身、經歷、氣質等方面有著截然不同的差異，但卻配合得相當默契。

周恩來從不屑于拉幫結派，沒有野心，他本人精明能干，極度負責。而毛主席則是“帥才”，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主要矛盾，同時又不喜歡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過多糾纏。

他們雖然有著廣泛而明顯的差異，但也正因如此產生了互補效應，他們彼此信任，相互依賴。將中國從外部的壓迫和內部的一蹶不振中拉了出來。

毛主席和周總理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1945年，毛主席遠赴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期間，周恩來一直跟在他身邊。

當時，毛主席每天要參加的宴會很多，前來向他敬酒的人也很多。每當這個時候，周恩來就時刻陪在毛主席身邊。

談話時，周恩來就主動向后退半個身子，方便毛主席與眾人交談。但敬酒時，他又總是擋在前面，說的最多的話就是“主席酒量有限，我來代勞吧……”

周恩來就這樣一杯接一杯地喝，憑一己之力擋住了國民黨方面一輪又一輪的“攻勢”。盡管喝了很多，但周恩來卻依然神采奕奕。以至于傳出了“一個周恩來就打敗了整個國民黨”的聲音。

事后，工作人員還曾問過周恩來：“周副主席，你怎么把酒全擋了？一杯也沒讓主席喝呢？”

周恩來小聲喃喃自語道：“我怕有人手腳不干凈，下毒的話怎么辦。”

周恩來酒量大在黨內是出了名的。但他也曾有過醉酒的經歷。

1958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乘坐最后一列專列離開平壤，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回國后，周總理在歡迎宴會上與志愿軍代表熱情碰杯。

原本秘書為他準備了白水冒充酒，但因為太過興奮，周總理在宴會上大聲交代道：“給我換成真的，今天高興，要動真格了?！?/p>

志愿軍代表聽后，高聲歡呼起來，秘書見狀，也不好再阻攔，安排人拿來了白酒。

事后，周總理還就這件事向毛主席作了檢討，表示影響了工作。一向親切的毛主席也罕見發了很大的脾氣，還對志愿軍的領導進行了嚴厲批評。

其實，毛主席之所以生氣，主要是擔心周總理的身體。當時，周總理已經60歲了，戰爭年代遺留下來的傷病，加之長期超負荷工作，他的身體狀況已經亮起了紅燈。

兩位領導人之間關心彼此的心意讓人感動。

上世紀七十年代，周總理住院接受治療期間，毛主席曾多次要求醫院向自己匯報總理的病情和治療進展。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病逝的噩耗傳來，毛主席沉默著，沒有說一句話，但掉個不停地淚水卻顯示了他內心的悲傷。

重病中的毛主席一直關注著周總理的悼念活動。1月14日，工作人員向毛主席匯報了周總理追悼會上由鄧小平致悼詞的清樣。他聽后，再次失聲痛哭。

周總理的逝世對毛主席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毛主席經常沉默，不愛說話，臉上幾乎看不到什么笑容。

在半個多世紀的相處中，毛主席和周總理之間已經建立了不同尋常的傳奇般的關系。但不可否認，在此期間，他們不僅有合作，同樣也伴隨著矛盾和分歧。

新中國成立后，周總理雖然一直是我國的“大管家”，但也并沒有一成不變。

1953年春，財政部出臺新稅制，但卻因為“事先沒有報告中央”等原因受到了批評指責。毛主席認為周總理管轄的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錯誤，并明確指出中央要加強對政府工作機關的領導。

不久后，經濟計劃等方面的工作交到了高崗手中，而周總理其實只負責外交事務。直到高崗出事后，周總理才再次開始負責起經濟方面的工作。

然而，兩人很快便在經濟發展是否“過熱”這一問題產生了分歧。

1956年，因經濟發展“過熱”，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很多不切實際的指標，周總理提出了“反冒進”。這與毛主席意見相左。

同年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提出了追加投資的意見，但遭到了包括周總理在內許多領導同志的反對。

但從1957年到1958年的一年多時間里，毛主席先后多次在會議上對“反冒進”進行了嚴厲批評。

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毛主席甚至將領導層分成了“促退”和“促進”兩派，并對周總理毫不客氣地說道：“你是‘反冒進’的，我是反‘反冒進’的?！?/p>

事情的發展已經超出了周總理的預料。1958年先后召開的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等重要會議上，周總理都受到了批評。

尤其在南寧會議上，毛主席更是毫不留情面，舉著一篇鼓吹經濟發展的文章，質問周總理“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

在這一背景下，周總理只得不斷檢討。

1958年5月，周總理向中央提出“辭職”的申請，希望重新考慮自己適不適合當總理。會上，幾乎所有同志都挽留他。最終，周總理的辭職申請未獲得通過。

但此時，周總理實際上已經失去了經濟管理權。

雖然在經濟發展方面，周總理與毛主席有很多觀點的碰撞，但周總理并沒有針鋒相對地“斗爭”。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周總理卻因知識分子的問題曾態度強硬地頂撞了一次毛主席。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會上，周總理發表了中央講話，尤其是他講話中說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令廣大知識分子深受鼓舞和感動。

不可否認，周總理的講話是代表中央的，但當時，仍然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提法。1957年，毛主席更是明確說道：

“知識分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br/>

在這一問題上，周總理的態度一如既往。1962年廣州會議上，周總理再次表態，認為知識分子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p>

但周總理的講話卻被一些別有用心之人質疑，毛主席聽后，也沒有表態。

但在這一年10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毛主席卻直言：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不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br/>

針對毛主席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周總理罕見保持了強硬的態度：

“對知識分子，說我們提倡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是沒階級分析，我是代表黨作報告的，是黨批準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少奇在憲法報告上講過有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勞動人民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有什么錯誤?！?br/>

周總理雖然多次受到過批評，但為顧全大局，他總是選擇委屈自己，多次公開作檢討，甚至還曾無奈說過一些違心的話。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他卻罕見態度強硬地頂撞了毛主席。

參考資料：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人民日報、《周恩來外交文選》《西方人看周恩來》《走進毛澤東的最后歲月》《周恩來最后60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