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新型網絡暴力需要在全面理解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基礎上，堅持全面評價，根據法益侵害類型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分別對新型網絡暴力行為予以行政處罰或刑法規制。通過對不同網絡暴力行為的區別對待，達到懲治與預防、治罪與治理、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相結合的目的，最終實現治理的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

　　作為一種新型網絡暴力行為，“開盒掛人”可能會導致公民個人信息大量泄露，還會引發造謠、侮辱、誹謗等社會問題。但是，如此嚴重的違法犯罪問題如果不予以足夠重視，就會導致信息安全和網絡安全遭受嚴重損害，并助長網絡黑灰產業發展。治理新型網絡暴力需要在全面理解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基礎上，堅持全面評價，根據法益侵害類型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區別情形，分別對新型網絡暴力行為予以行政處罰或刑法規制。通過對不同網絡暴力行為的區別對待，達到懲治與預防、治罪與治理、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相結合的目的，最終實現治理的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

　　堅持懲治與預防相統一

　　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僅體現在懲治犯罪環節，還體現在犯罪預防環節。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要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堅持懲治犯罪與預防犯罪并舉、依法從嚴與依法從寬并重。在懲治網絡暴力行為時，對危害公民權利和網絡安全等嚴重犯罪行為，應依法從重、從嚴懲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指出，依法懲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組織“人肉搜索”，違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數人發布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符合刑法第253條之一規定的，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定罪處罰。在實踐當中，嚴重的“開盒掛人”行為可能不僅觸犯一個罪名，還可能構成尋釁滋事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拒不履行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等相關罪名。根據司法解釋，如果危害行為還構成其他犯罪或滿足多個犯罪構成，則需要根據犯罪競合原理和法益侵害類型進行罪名認定和選擇。實質上，需要通過刑法適用達到防范化解網絡風險、維護網絡秩序穩定之目的，即以刑法適用和犯罪懲治，化解網絡矛盾和法律風險。

　　在犯罪預防層面，為了有效實現犯罪預防之目的，針對嚴重危害公民安全和網絡秩序安全的犯罪行為，應落實從嚴的刑事政策，構建切實有效的犯罪防控機制；針對輕微的網絡暴力犯罪，應貫徹從寬的刑事政策，預防行為人再犯和暢通社會復歸路徑。懲治和預防是治理網絡暴力行為的一體兩面。實踐證明，只有保持懲治網絡暴力的嚴厲態勢，加大預防網絡暴力行為的力度，鏟除網絡暴力行為滋生的土壤和條件，才能從根本上達到治理網絡暴力行為之目的。具言之，需要圍繞依法懲處網絡暴力行為，在罪刑法定和罪責刑相適應等基本原則下進行刑法規制和治理。同時，還要通過社會綜合治理，協同行政監管部門持續開展網絡安全環境整治，堅決懲治侵害公民個人信息及其他公民權利的網絡暴力行為。

　　堅持治罪與治理相結合

　　推進刑事司法工作從治罪向治罪與治理相結合轉變，精準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應注重“三個效果”的統一。

　　司法主體需要透析立法精神，正確理解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準確解讀法律條文背后蘊藏的法治精神，做到政策指導和刑法適用的統一。犯罪治理是司法機關的重要職責，但是，如何適用刑法規制危害行為還需要方法指引和政策指導。由此，在網絡暴力行為的刑法規制當中，需要全面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合理解析刑法基本原則和立法精神，注重案件的客觀真實和協商司法。具言之，在對網絡暴力行為進行司法評價時，應綜合考量危害行為的法益侵害性和人身危險性，深入思考如何通過協商性司法達到社會治理效果。對于構成刑事犯罪且情節嚴重的網絡暴力行為，比如，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罪、侮辱罪、誹謗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等，需要從效果統一角度全面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對犯罪行為做到精準定性量刑的同時，實現對犯罪問題的有效治理，充分發揮刑事政策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進言之，司法主體應該考察和探究網絡暴力行為背后的社會問題，通過案件分析，梳理同類案件的共性與特點，通過懲治網絡暴力強化權利保障，通過矛盾糾紛化解弘揚法治精神。對于輕微網絡暴力行為，且未造成嚴重后果的，如果適用刑罰過重或者量刑失當，或者適用的犯罪附隨后果過于嚴苛，則可能造成法律效果或社會效果不佳，就需要基于寬緩刑事政策，慎重考慮是否需要適用刑法規制或者選擇刑罰的種類。同時，還需要加強法治教育和社會矯治，在緩和社會矛盾、修復社會關系的同時，推動行為人回歸社會，實現犯罪治理的積極效果。

　　堅持刑法與行政法相銜接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提出，健全檢察機關對決定不起訴的犯罪嫌疑人依法移送有關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罰、政務處分或者其他處分的制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從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作出完善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雙向銜接制度的重大部署。司法機關要從講政治的高度，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完善行刑雙向銜接制度的政策和部署，確保黨的方針政策在司法環節落到實處。

　　在網絡暴力行為治理上，需要充分發揮行刑銜接的聯動效應。詳言之，在強調刑法積極介入網絡行為刑事風險的同時，避免過度干預行政法規的適用空間。網絡暴力涉罪行為多屬行政犯，前置行政規范對相應領域的違法行為基本都作出了明確規定。由此，除了需要積極關注刑法的預防性與懲罰性之外，還需要充分發揮行政法規的處罰作用。對于被不起訴或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網絡暴力行為，必須做好行刑反向銜接工作，實現犯罪治理的合理預期。

　　面對網絡“開盒掛人”等現象，行政機關對網絡平臺負有重要的監管責任，需推動網絡平臺合法規范運行。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對網絡服務商的信息合法性監管義務作出了明確規定，即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需要合規運行，網絡行為需要堅守法律底線，應在規范中發展。進言之，應對網絡平臺加強事前規范指導，強化事中事后監管。由此，對管理不力且屢屢發生網絡暴力行為的平臺，行政機關可通過約談、責令改正等方式督促其進行整改與規范運行。行政機關要加大對網絡平臺違法行為的查處力度，對明顯損害公民信息與合法權利的行為要給予嚴厲處罰；對于可能發生的網絡暴力行為，包括違法信息的傳播，應當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限制傳播等處置措施，切實履行平臺的主體責任。在這個過程中，網絡平臺可以采取包括技術手段在內的各種舉措，加強對網絡信息的實質審查，及時發現可能發生的違法違規行為，并作出積極有效的處理。此外，對于用戶所提出的舉報、投訴，網絡平臺應作出快速回應和及時處理，努力降低、消除侵犯公民權利行為的風險。

　　（作者為上海商學院副研究員）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