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墮落招致了更危險的敵人。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對哈佛發起系統性圍剿。

　　前文回顧：

　　哈佛在政治正確的迷宮中遺失了校訓 。

　　哈佛大學四百年來高懸的校訓“Veritas”（真理），如今在政治颶風中搖搖欲墜。

　　從蓋伊校長的黯然離場，到蔣雨融演講引發的爭議；從反猶風波中的雙重標準，到特朗普（特不靠譜）政府的制裁重拳——這座學術圣殿的墮落軌跡，恰如史蒂芬·平克所警示的：當理性向意識形態妥協，知識殿堂便淪為權力的角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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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初，哈佛首位黑人女校長克洛迪娜·蓋伊的辭職，撕開了學術神圣性的第一道裂痕。

　　她在國會聽證會上對反猶問題的曖昧表態引發眾怒后，其學術污點被徹底曝光：九處剽竊鐵證，涉及多篇論文對同行成果的未標注挪用。

　　更諷刺的是，哈佛董事會最初竟以“不充分引用”為其開脫，甚至將剽竊重新定義為“語言重復未注明出處”。

　　這一處理徹底背離了哈佛引以為傲的學術準則——校規明確規定“一處抄襲即可開除”。

　　當校長本人成為學術不端的代言人，哈佛的治學根基已然崩塌。正如平克在《理性》中所言：“知識共同體若容忍欺詐，即是對人類進步契約的背叛。”

　　蓋伊的倒臺僅是序幕。2023年巴以沖突爆發后，哈佛校園內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浪潮洶涌，但校方對反猶主義的應對卻暴露出深刻的價值觀混亂。

　　哈佛難道在支持選擇性言論自由？

　　當猶太學生遭遇威脅時，蓋伊在國會辯稱“需視具體情況判斷是否違規”，這不是縱容仇恨嗎？

　　在特朗普政府借此凍結哈佛22億美元聯邦撥款，并以“反猶管控不力”為由剝奪其國際招生資質，導致6700名國際生面臨驅逐之時，MIT、普林斯頓等校雖聲援哈佛，卻無人敢直面言論自由的邊界爭議，暴露精英高校在“政治正確”裹挾下的集體失語。

　　平克曾犀利指出：“進步主義一旦異化為教條，便與它反對的壓迫毫無二致。”哈佛對少數群體保護的執著，恰恰成了踐踏學術中立原則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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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讓中國人更具體感受到精英主義幻象的是蔣雨融演講。

　　2025年5月，中國留學生蔣雨融身披云肩登上哈佛畢業演講臺，將這場白左敘事的身份政治盛宴推向高潮。

　　她的演講《我們的人性》充滿全球主義情懷：“若有一個女孩因怕騷擾不敢踏入校門，便是對我尊嚴的踐踏”。然而，這段被哈佛教授譽為“偉大”的演講，在民間遭遇到了冰冷的解構。

　　這不是懸浮的共情嗎？且不說坦桑尼亞學生因中文洗衣機標簽求助的故事，看上去太像杜撰，就連衛生巾平等的呼吁也有“何不食肉糜”的精英憐憫。

　　那句“如果一個男孩死于他不理解的戰爭，我的生命也少了一塊”，明顯是在站哈馬斯而反以色列。

　　這種脫離地氣的道德表演，恰是平克批判的“白左心智缺陷”——將復雜社會問題簡化為浪漫化口號，卻回避制度性變革的艱難。

　　哈佛的墮落招致了更危險的敵人。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對哈佛發起系統性圍剿：

　　取消免稅地位、凍結聯邦撥款、威脅對530億美元捐贈基金征稅21%；

　　撤銷SEVP資質迫使國際生離境，直擊哈佛財政命脈（國際生學費占運營收入21%）；

　　要求提交學生“反猶言論記錄”，將學術自由置于國家監控之下……

　　盡管這些手段充滿民粹主義投機色彩，但哈佛的困境終究源于內因——當它放任意識形態侵蝕學術操守，便給了權力介入以可乘之機。

　　哈佛的沉疴非一日之寒。從2005年教授投票罷免校長薩默斯的內斗，到DEI（多元平等包容）政策取代學術卓越成為核心指標，真理的殿堂早已被身份政治置換。

　　平克主張的“基于證據的理性”在此全面潰退。

　　重拾“Veritas”的真諦，需要哈佛做什么呢？

　　特朗普當然特不靠譜，但在拒絕政治權力的蠻橫干預之外，還應警惕高校自我陶醉的道德特權。

　　白左的激進意識形態，夠特么煩人了。以至于人們可以暫時忽略保守主義的那些反智弊端。

　　讓大家看清知識精英的政治正確，適當祛魅，也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