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桿秤，稱得出輕重，也量得出人心。”1971年8月25日，南巡專列在長沙站停靠時，毛澤東突然用濃重的湖南口音打破沉默。隨行的地方干部知道，主席又要談“叛變”的話題了。當提到瞿秋白獄中撰寫的《多余的話》，毛澤東輕叩茶幾：“說得好聽是文人氣節，說白了就是政治動搖。”這句評語，為這位中共早期領導人的歷史定位蒙上迷霧——這位36歲便從容就義的烈士，為何在建國后反而成為需要“少紀念”的對象？

1927年4月的上海街頭，血腥味尚未散盡。剛從莫斯科歸國的瞿秋白，在漢口法租界秘密住所里來回踱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帶來的新指令正在他手中顫抖：立即發動武裝起義。時任中央委員的陳獨秀拍案而起：“農民根本不會用槍！”瞿秋白卻將文件重重拍在桌上：“不流血，難道等著被屠盡？”這場爭論最終化作南昌城頭的槍聲，也把這位文弱書生推向了革命風暴眼。

歷史總愛開殘酷的玩笑。當瞿秋白在1928年中共六大上以全票當選政治局常委時，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里的斯大林正用紅鉛筆劃去李立三的名字。兩年后，正是這個被拋棄的李立三，讓瞿秋白陷入政治漩渦。1930年夏，當東北特委送來“中東路事件可能引發日蘇戰爭”的密電時，正在起草《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決議的瞿秋白，筆尖在“武裝保衛蘇聯”幾個字上洇出墨團。他或許想起了三年前南昌起義時的教訓，但最終還是在文件上簽了字。

蘇區歲月給這位留蘇派知識分子上了最生動的一課。1934年初春，瑞金沙洲壩的樟樹剛抽新芽。毛澤東披著滿是補丁的灰布軍裝，把剛謄抄的《長岡鄉調查》遞給瞿秋白：“秋白同志，你這支筆該多寫寫這些實在事。”瞿秋白扶了扶眼鏡苦笑：“潤之兄，我這筆桿子終究不如你的槍桿子硬。”話雖如此，當看到毛澤東在查田運動中堅持“抽肥補瘦”時，他還是在政治局會議上投了贊成票——這個決定，讓王明抓住把柄，成了將他“流放”蘇區的重要罪狀。

長汀羅漢嶺的槍聲響起前夜，獄中的瞿秋白向看守要了五根火柴。借著微弱的火光，他在《多余的話》手稿末尾添了句“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這個細節常被解讀為文人式的灑脫，卻鮮少有人注意前文那句“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事實上，這份四萬余字的自白書里，“馬克思主義”出現37次，“革命”出現89次，而“投降”二字從未出現。

1950年深秋，中南海菊香書屋。周恩來拿著剛收到的瞿秋白遺骨遷移方案請示時，毛澤東正在批閱志愿軍戰報。沉默良久后，他放下鋼筆：“烈士陵園里，還是多留些位置給方志敏這樣的同志吧。”窗外的銀杏葉打著旋兒落下，就像二十四年前武漢中共中央機關被搜查時，瞿秋白搶著焚燒文件揚起的紙灰。或許在某個瞬間，兩位湖南人都想起了1923年上海大學的那場演講——彼時瞿秋白在黑板上寫下“互辯法”三個大字，而臺下坐著穿長衫的毛澤東。

歷史的吊詭在于，當1962年香港《星島日報》連載《多余的話》時，中央檔案館里封存著瞿秋白在1935年5月9日寫給郭沫若的親筆信。信中明確寫道：“我的立場，自始至終是站在共產主義方面的。”可惜這份關鍵材料，直到1980年才重見天日。而當年在蘇區與瞿秋白徹夜長談的毛澤東，是否真的相信這位“江南第一燕”會折翼投降？1972年批林整風運動中，當工作人員請示如何處理瞿秋白相關出版物時，主席只說了句：“功過七三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