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尼日利亞女作家阿比·達蕾（Abi Dare）的小說《故我咆哮》（And So I Roar, 2024）以一種“咆哮”的姿態挺進英國海伊文學節（Hay Festival）首屆長篇氣候小說大獎的短名單，并擊敗包括布克獎獲得者《軌道》（Orbital, 2023）和邁爾斯·富蘭克林獎獲得者《值得贊揚》（Praiseworthy, 2023）在內的多部作品，一舉奪魁。達蕾因此可以獲得1萬英鎊的獎金。

《故我咆哮》英文版封面

這是全球南方氣候小說的一次完勝，彰顯政治正確的同時，也促使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氣候變化如何加劇全球南方性別的不平等？全球變暖時代，非洲的童婚和奴隸制還存在嗎？全球南方被“賤斥”（abject）、沒有受過教育的女性可以就環境問題發聲嗎？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也就構成了小說中的全球南方女性主義生態政治學。

阿比·達蕾獲獎照片，來源：https://climatefictionprize.co.uk

《故我咆哮》是達蕾前一部暢銷小說《大聲說話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Louding Voice, 2020）的續作。在《大聲說話的女孩》中，14歲的尼日利亞鄉村女孩阿杜尼被爸爸賣給近60歲的鄰村出租車司機莫魯弗，成為他的第三位妻子。夫妻四人連同第一位妻子的女兒們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莫魯弗的第二位妻子卡蒂嘉死于情人家門口的河邊，阿杜尼則被誤認為是兇手。為躲避村人的追捕，阿杜尼通過人販科拉，從伊卡迪村逃到大城市拉各斯，到莫魯弗的第一位妻子弗洛倫斯家當女仆，每天只被允許吃一餐飯，受盡各種暴力凌辱，是非洲新奴隸制中被剝削壓迫者的典型。這位14歲的女孩憑借樂觀的精神和堅強的毅力，在辛苦勞作的間隙，到弗洛倫斯家書房里偷偷學習英文，最后在廚師科菲和鄰居蒂亞女士的幫助下，拿到獎學金，終于走出如同監獄般的大宅，即將重啟因家境貧困而中斷多年的學校教育。

《大聲說話的女孩》英文版封面

《大聲說話的女孩》中文版封面

《故我咆哮》則以幫助阿杜尼獲得獎學金的蒂亞女士和自己母親之間的矛盾書寫作為小說的開始。蒂亞就職于環境公司，是一位環保主義者。她對環境污染、森林砍伐和臭氧層空洞問題十分關注。

如作者達蕾在獲獎感言中所說，開始寫作這部小說時，她并非想要聚焦氣候變化問題，而是更關注尼日利亞鄉村女性的生存困境。但寫著寫著，她發現“實際上在非洲很多地區，氣候非正義問題遠比我們理解到的更嚴重”（達蕾的獲獎感言, https://climatefictionprize.co.uk/abi-dare-acceptance-speech/）。

原本以為可以順利開啟學校生活的阿杜尼，被村長和人販科拉強迫帶回伊卡迪村。因為伊卡迪村已經數月不下雨，周圍的河流漸趨干涸。于是村中決定在月滿之日施行傳統儀式，審判謀殺犯和小偷（當晚只審判女性），并將謀殺者丟入河中作為獻給雨神的祭品。在伊卡迪村人看來，這些罪惡的女性觸怒了雨神，如不盡快審判并殺死她們，干旱問題會繼續惡化以致村子附近所有的河流完全干涸。

在這里女性被當作環境惡化的替罪羊。殊不知，村民們肆意砍伐樹木而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才是干旱問題的根本原因。小說通過伊卡迪村荒誕的典儀批判了尼日利亞鄉村的村民對氣候問題的誤解，對環境科學的無知，以及將女性污名化的傳統精神痼疾。女性和尼日利亞的土地一樣遭受壓迫和剝削，是這個非洲國家環境政治和性別政治的交叉問題。

氣候變化作為一種隱形敘事進程，與小說人物阿杜尼的人生故事、蒂亞與丈夫的感情糾葛以及阿杜尼母親伊多烏的愛情悲劇纏繞交織。小說通過不斷轉換敘述視角，分別從阿杜尼、蒂亞和伊多烏的忘年交朋友伊婭的視角，講述多位尼日利亞女性的故事：阿杜尼、蒂亞、伊多烏、伊婭、蒂亞的母親以及被審判的多名無辜女性的生存境遇。干旱問題既是小說故事發生的重要背景，也是驅動故事情節的重要動因。村人將“女性罪惡”指責為環境惡化的主因，增強了小說中審判與反審判間的張力，以及女性與男權體制間的張力。氣候變化既是重要的敘事線索，又是一劑催化藥，激發矛盾張力的同時也給小說中的女性帶來精神的成長，使她們逐漸認識到村人將環境惡化與女性犯罪聯系在一起的荒誕性，從而激發出女性共同體內部的團結抵抗力量。

在17世紀末的美國新英格蘭薩勒姆鎮，曾發生過駭人聽聞的薩勒姆女巫審判案。清教徒大法官將諸多無辜女性送上絞刑臺，以至于“獵巫”（witch hunt）在當代被視作壓迫和殘害無辜人士的代名詞。在尼日利亞，直至21世紀的今天，有些地方仍然保留著童婚制、童工制和各種迫害性宗教典儀。女性被視作生育工具，男方的聘禮甚至成為女孩原生家庭生活的主要物質保障。男人可以同時擁有好幾個妻子，但妻子絕對只能忠誠于自己唯一的丈夫。如若某對夫妻不育，人們首先會認為是女方的問題，并通過各種宗教典儀驅除女性身上的不育惡魔。《故我咆哮》的第一章中就提到在《大聲說話的女孩》中具體描寫的場景：蒂亞女士被婆婆逼迫，參加驅除不孕惡魔的典儀。原以為只是一個類似于受洗的儀式，只是在河里洗浴一下身體，實際上巫師們對蒂亞實施了殘酷的鞭刑。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對蒂亞強制實施鞭刑之后，她的丈夫終于坦白，是因為他的不育導致蒂亞無法懷孕，而他一直向所有的人隱瞞了這個事實。

凱特·肖邦（Kate Chopin）

這樣的戲劇反諷與美國南方女作家凱特·肖邦（Kate Chopin）的短篇小說《戴西蕾的寶貝》（Désirée’s Baby，1893）中的故事異曲同工。在19世紀中期的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種族主義盛行。年輕的奧比格尼和戴西蕾一見鐘情，然而他們卻生出了一個膚色不純的男孩。奧比格尼于是一反常態，變得對戴西蕾冷淡又無情，因為他覺得由于戴西蕾是瓦蒙德夫人領養的女兒，很有可能攜帶了黑人基因。戴西蕾心灰意冷，帶著孩子離家出走（亦可能是自殺）。最終，奧比格尼從母親多年前寫給父親的信中得知，原來她是黑人，也就是說，奧比格尼自己才是混血兒。

如阿杜尼在《故我咆哮》中所控訴的：“我們的土地在流血。我們的世界在流血。而我們女孩子卻承受著最深重的苦難。”這種女性替罪羊心理機制是跨越大洋的精神弊病，無論是社會墮落、不孕不育抑或環境退化，女性均被視作不幸或罪惡的源頭。事實上承受最大苦難的人群便是女性。正如小說中阿杜尼所指出的，全世界都在遭受氣候變化的影響，而“我們伊卡迪村受難最深重”。全球北方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釋放出大量溫室氣體，但受全球變暖影響最大的是全球南方貧窮而缺乏應對氣候變化資源的國家和地區。而氣候變化又和全球南方地區原有的性別政治交織，加劇了性別不平等。像阿杜尼這樣的廣大全球南方女性，不但要和男性一樣承受全球變暖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還要為很多問題“背鍋”，構成一種性別和生態的雙重壓迫。尼日利亞鄉村獵巫和女性的受難成為氣候變化對全球南方深重影響的縮影。

尼日利亞位于非洲西部撒哈拉沙漠以南，是非洲人口最多、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在尼日利亞北部和西南部，人們大多信仰伊斯蘭教，占全國信教人口約50%。受過教育的尼日利亞人一般實行一夫一妻制，但“穆斯林和因循保守者仍然實行一夫多妻制”（托因·法洛拉著，沐濤譯，《尼日利亞史》，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7頁）。1914年，英國在尼日利亞建立了現代政體，但尼日利亞諸多民族在此定居的時間可追溯至公元前500年。豪薩族、約魯巴族和伊格博族是最大的三個民族，其中，約魯巴族占全國總人口的約20%，主要居住在尼日利亞西南部薩赫勒草原與熱帶雨林地帶，以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為主要謀生手段。英語是尼日利亞官方語言，本地語言與英語混合而成的皮欽語也被廣泛使用。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亞擺脫英國殖民統治而獲得獨立。雖然國內各民族之間爭斗不斷，但20世紀70年代以來尼日利亞經濟發展迅速，一度成為“非洲的代言人”。當然，貧窮和政局動蕩仍然是困擾這個國家發展的主要原因。在經濟發展的背后，環境問題也日益凸顯：

包括撒哈拉沙漠的擴張、土壤的鹽堿化、城市的貧民窟、石油污染、來自歐洲的有毒垃圾在沿海地區的非法傾倒等。對熱帶草原上的樹木肆意砍伐導致了土壤的鹽堿化，而這反過來又推動了沙漠化。世界銀行的一份評估報告認為：尼日利亞在20世紀中森林面積縮減了90%，且每年仍將失去35萬公頃的樹木。另一項報告預測，撒哈拉沙漠每年要向前推進2-3英里，將導致農業收成和財政收入減少，以及干旱。國家已啟動了許多造林項目[......]而對柴火和家畜飼料的需求是這些項目實施所面臨的主要障礙。（托因·法洛拉著，沐濤譯，《尼日利亞史》，第4頁）

尼日利亞的地理位置

小說作者達蕾借阿杜尼之口暗示：尼日利亞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這個國家會受到全球變暖的巨大影響，而不同性別的人群所遭受的影響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女性以及各類弱勢人群面臨的氣候非正義問題最嚴重。人們砍樹，開采石油售賣到國外，大量地使用木柴作為燃料，這無異于“榨取我們土地的血液”。小說中，女孩子們等待審判的森林提供了一種森林邏輯（Circle of Forest）：曾是樹木、鳥類和很多動物的家園的森林被人們砍伐殆盡，“猶如頭發被理發師野蠻地剃除”，現在則變成了“空空的土地”和“揚塵的山谷”。所以，阿杜尼發出了“大大的吼聲”，呼吁這些被審判的女孩清醒地認識到環境惡化不是她們的錯，而是所有破壞森林生態的人的錯，而現在女孩們應該團結起來，反抗荒誕的審判，共同幫助森林恢復原有的平衡和生機。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干旱問題的辦法。

尼日利亞文學源遠流長，成果豐碩，涌現出阿契貝、索因卡和阿迪契等多位世界知名作家，其中索因卡198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非洲首位獲諾獎的作家。當代女作家達蕾的《故我咆哮》獲得首屆長篇氣候小說大獎，預示未來全球氣候小說發展的四大方向：

一是對歐美中心主義的解構。已有的氣候小說雖大多源自全球北方，但如今世界讀者越發關注來自全球南方作家的氣候小說作品。

二是對氣候小說文類的重新界定。氣候小說會超越推想小說、科幻小說以及（后）啟示錄小說等類型文學的邊界（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5/mar/21/the-guardian-view-on-climate-fiction-no-longer-the-stuff-of-sci-fi），像《故我咆哮》這樣的現實主義作品同樣可以表征和反思氣候變化。

三是對氣候小說悲觀情感面向的反撥。氣候小說不會僅僅停留在描摹人物對未來氣候風險的擔憂與恐慌上，而是可以給讀者帶來更多緩解氣候危機的希望和力量。

四是對氣候變化敘事方式的創新。氣候小說或將超越災難敘事的修辭邏輯，將氣候變化與全球及地方生態、性別政治、階級矛盾和種族差異的歷史與現實融匯，繪制全球變暖語境中的日常生活圖景。

附：

英國海伊文學節（Hay Festival）首屆長篇氣候小說大獎的短名單：

The Ministry of Time by Kaliane Bradley (Sceptre, Hodder)

And So I Roar by Abi Daré (Sceptre, Hodder)

Briefly Very Beautiful by Roz Dineen (Bloomsbury Circus)

Orbital by Samantha Harvey (Jonathan Cape, PRH)

The Morningside by Téa Obreht (W&N, Orion)

英國海伊文學節（Hay Festival）首屆長篇氣候小說大獎短名單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