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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紐約梳理了這些年關于中美競合關系、供應鏈投資的一些觀察與思考，借秦朔朋友圈分享，希望得到大家批評指正。

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世界似乎陷入了一場“系統性疲憊”。新冠疫情撕開了傳統治理體系的脆弱性，俄烏戰爭與巴以沖突暴露了國際調解機制的癱瘓，美國優先主義與單邊霸權加速了全球信任的瓦解。

當華爾街的金融資本與硅谷的科技巨頭將財富虹吸效應推向極致時，全球年輕人正被困在債務、失業與氣候危機的三重夾擊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從“韜光養晦”到“積極有為”的戰略轉型，不僅是對美國長期圍獵的被動回應，更是為全球治理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一種超越意識形態對抗、聚焦務實合作的方案。

新冠疫情如同一場全球治理的壓力測試。當世衛組織（WHO）因政治博弈陷入功能癱瘓時，中國通過口罩、疫苗與醫療設備的全球供應鏈，填補了發達國家“疫苗本國優先”留下的缺口。

根據《柳葉刀》數據，2021年中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抗疫物資占全球非商業出口的45%，遠超G7國家的總和。這種“非意識形態化援助”揭示了一個現實：在公共危機面前，效率優先的務實主義往往比道德高地的口號更具生命力。

俄烏戰爭與巴以沖突則進一步暴露了傳統安全架構的失效。北約東擴的歷史積怨與中東問題的復雜宗教地緣矛盾，本質上都是冷戰思維與單極霸權的延續。

而中國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盡管被西方媒體貼上“模糊”標簽，卻在非洲薩赫勒地區反恐合作、東南亞湄公河執法合作中展現出獨特價值——它不要求成員國選邊站隊，而是以發展促安全。

正如埃塞俄比亞學者梅斯芬所言：“當西方總在追問‘你支持誰’時，中國更愿意回答‘你需要什么’。”

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催生了一個畸形的經濟生態：據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2022年全球最富1%人群掌握45.6%的財富，而這一比例在2000年僅為34.5%。

量化寬松政策創造的資本市場繁榮，本質上是通過債務轉移將風險轉嫁給發展中國家。美聯儲激進加息周期下，斯里蘭卡破產、阿根廷通脹率突破140%的慘劇，正是這種“金融殖民主義”的當代寫照。

反觀中國，其經濟模式始終錨定實體經濟與基礎設施建設。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過去十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年均超過30%，其中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從22.5%升至近30%。“一帶一路”倡議看似笨重的鐵路、港口與電網建設，恰恰在填補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最關鍵的“基礎設施赤字”。

印尼雅萬高鐵將雅加達至萬隆的通勤時間從3小時縮短至40分鐘，肯尼亞蒙內鐵路降低物流成本達40%——這些成就雖不如納斯達克的指數光鮮，卻實實在在創造了就業、降低了通脹、培育了內生增長動力。

美國當然可以繼續扮演“全球方案提供者”角色：SpaceX的星鏈計劃、ChatGPT的通用人工智能、mRNA疫苗的技術突破，都彰顯了美國創新體系的活力。

但問題在于，當這些技術成果被“小院高墻”戰略禁錮時，其人類福祉價值便大打折扣。而中國，從非洲數字電視系統（DTMB）到東南亞高鐵技術轉移，始終在探索技術普惠化路徑——這并非出于利他主義，而是基于“共生性增長”的市場邏輯。

全球南方的年輕人正在覺醒：他們既不愿被綁上“新冷戰”的戰車，也拒絕接受“債務陷阱”的發展模式。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上是對這種集體情緒的回應——它不提供烏托邦藍圖，而是搭建一個包容性平臺：在這里，沙特與伊朗可以恢復外交關系，洪都拉斯農民可以通過電商平臺將咖啡豆賣到上海，歐洲車企可以借助中國電池技術完成碳中和轉型。

未來的二十年，將是人類文明能否跨越“斷層線”的關鍵期。美國需要學會在實力相對衰落中保持領導力，中國則需要證明其發展模式的可復制性。

當《紐約時報》讀者習慣于“民主 VS 威權”的二元敘事時，或許應該傾聽中國的聲音：“用顯微鏡放大分歧，世界將陷入黑暗；用望遠鏡尋找共同利益，人類才有未來。”

世界工廠的產能、市場經濟的彈性、文明古國的歷史耐心——這些中國特質，理應成為全球治理工具箱中的新選項。

畢竟，當颶風來襲時，沒有人會拒絕多一根深海錨鏈。

No.6374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曾少強

作者簡介：

畢業于

國際

關系

學院管理系，前

Powell Tate高級顧問，現任鶴芝泉家族辦公室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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