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評價陳毅的詩:豪邁奔騰。陳毅有一次說，我也寫過“自我呻吟”的詩，煩得房東太太摔了一個茶杯。

那是1941年春，華中魯藝（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部的簡稱）成立之時。當時的生活非常艱苦，還要應付鬼子的掃蕩，但那些文化人始終熱情高漲。

要知道，他們中有很多人來自大城市，有的還出身名門。比如號稱華中魯藝“藝術之花”的王海紋，不但來自上海，還是上海著名愛國律師俞鐘駱的女兒。

她16歲來到鹽城參加新四軍，短短的時間內就大放光彩，做了戲劇系女戰士班的副班長。

可惜的是，她是“九女投河”中的一個。她在1941年7月，與許晴、李銳、葉玲、高靜等陷入鬼子包圍，為免被俘受辱，毅然跳河。犧牲的時候才17歲。

魯藝從延安到鹽城，就是由這樣一些愛國青年和文藝名家組成，他們都在戰火中做出巨大的貢獻。

而華中魯藝的成立，是基于這樣的背景:

1940年10月，陳毅率領新四軍東進北上，與黃克誠率領的八路軍南下部隊勝利會師。

蘇北抗戰的新局面打開，劉少奇與陳毅在海安會晤，提出了抗戰“既要有槍，也要有家”的戰略。鹽城從此成為我軍在華中的重要戰略根據地，吸引了大量愛國志士和文化名人。

抗戰不只需要槍桿子，也需要筆桿子、文化藝術，華中魯藝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成立的。

而陳老總既然是戰略家、詩人的雙重身份，正如郭沫若所言:“一柱天南百戰身，將軍本色是詩人。”當然會從華中魯藝成立之初，就灌注了心血。

有些文化名人，正是他通過各種渠道邀請來的。

革命文藝是為革命和大眾服務，所以陳毅那時在百戰之中，當然也會經常親臨指導。

當時的華中魯藝分四個系，文學、戲劇、音樂、美術，陳毅都很關注，也都提供了切實的建議，和發展方向。

但是陳老總最愛的當然是詩，所以他有一天得知魯藝在舉行詩歌朗誦會，就帶著警衛員來了。

起先只是站在后面聽，后來因為被大家發現，都站起來鼓掌高喊:“陳軍長，來一個！”就給文藝戰士們講了個故事:

“過去我在北平讀書，也非常愛好詩歌。

我曾經住在一戶人家的樓下，得意洋洋地反復朗誦自以為是的佳句:‘大風吹起來了，大風吹起來了……’樓上的主婦聽膩了，就不耐煩地摔了個茶杯……”

陳毅說著笑了:“像這樣空洞的句子，打破人家的寧靜，怎會不叫人惱火呢？”

陳毅在1941年春，其實已經談過這個問題。

那天晚上，著名畫家、作家、導演許幸之問他，中國古典詩人中，你最喜歡誰的詩？陳毅回答：“白居易，陶淵明。”

許幸之問為什么，陳毅說:“因為它有大眾化傾向，清新易懂。現在許多新詩人多半離不開舊的‘自我呻吟’的圈套，很少有如白居易那樣為大眾而歌唱，被大眾所欣賞的詩人。”

所以陳毅其實是在以大家易于接受的方式，批評空洞無物，無病呻吟，要大家創作落地易懂，內涵豐富的文藝作品，真正為抗戰，為百姓服務。

陳毅的文藝格局是很高的，他同時也反對機械化、格式化創作。

華中魯藝詩歌學會成立大會，他也參加了，當時有人提倡普列漢諾夫的階級美學觀，認為離開階級觀點，人和大自然就根本談不上什么美丑，陳毅立刻發表了不同意見。

他說，普列漢諾夫有他獨到的見解，但有時也“過分偏激”，這是“一種機械唯物論美學觀”。

他隨后指著外面盛開的月季花說:“我不相信勞動人民就不喜歡這樣美麗的鮮花。現在，勞動人民為牛馬般的生活所苦，他們沒有時間、沒有心情來欣賞罷了……我就不相信他們會厭惡這些花，而要無緣無故地摧殘它。”

他又拿美女舉例:“假如有一個長得非常美麗的少女從這里走過，我們的戰士會覺得她長得丑惡不堪而唾棄她嗎？我相信，絕對沒有這回事。我相信，我們的戰士和普通老百姓一樣，會對她發生美感的。只有那些不肯說真話的人，而自以為是革命知識分子的人，才會矯揉造作，把明明是美的東西說成是丑的，有時倒反把丑的東西當成是美的……”

他總之不認為美丑有絕對界限，老百姓不懂欣賞，并在那個艱苦卓絕的時期，就想到了將來:

“實際上，勞動階級要求把生活水平提高，使他們能普遍地受到良好的教育，使每個人都有欣賞藝術品的機會和能力，解除勞苦大眾那種文盲和奴隸的地位，這才是無產階級革命目的之一。”

這正是那個在1936年，陷于敵人包圍，帶著一身傷病，“伏叢莽間二十余日，慮不得脫”，寫下《梅嶺三章》的大帥的胸懷、豪情與遠見。

“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也難怪毛主席后來評價說:陳毅的詩，豪放奔騰，有的地方像我。陳毅有俠氣，爽直。

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詩都發自肺腑，是最真實的表達。《梅嶺三章》，那本來是訣別之詩，不帶半點含糊。

“陜北有個延安，蘇北有個鹽城。”

詩歌“為大眾而歌唱，被大眾所欣賞”。

華中魯藝能夠成為新四軍的藝術搖籃、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文化堡壘，紅色文化的一面旗幟，無疑也因為有陳毅這樣一位大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