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南方周刊》刊發了一篇長文《葉劍英：最后十年》，文中的一張配圖著實耐人尋味，正是葉劍英于1978年會見旅法華僑唐納時的合影，由此，一段塵封多年的舊人舊事漸漸浮出水面。

當年的葉劍英已是德高望重、地位尊崇的國家領導人，親自會見唐納，足以見得他對此人的重視，此外，就在那張合影中，唐納則站在最重要的居中位置。

身為江青前夫，長久以來，唐納總是被世人誤解、嘲諷、貶低，滿心愛國熱忱總是被無視，與江青的那段糟糕情史幾乎成了他的一生陰霾。

難道，真實的唐納就如此不堪嗎？如今回看，太多跡象表明，表面為情所困的他實則有著特殊的身份、擔負著特殊的使命，不盡人意的風評恰恰給了他最好的保護。

本文，筆者將為你講述唐納這位“謎一樣的男人”鮮為人知的人生軌跡。

唐納本名馬繼宗，早在他與江青墜入愛河之前，就已經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1933年接觸電影行業，從影評到編劇、編曲、演繹均有涉獵，奮斗足跡遍布上海、武漢、重慶等地，是當時公認的橫跨影劇界、新聞界的活躍人士。

在上海，他參與過《大公報》的編輯工作，還出演過喜劇片、做過戰地記者；去武漢，他參與了話劇《中國萬歲》的創作，一度引發當地強烈轟動；到重慶，他在英國新聞處做過譯員，還堅持開展進步戲劇活動；回歸上海后，他成了《時事新報》的主筆，還是《文匯報》的總編輯。

絕對超凡的文藝、寫作實力讓身邊人都認識到唐納的出類拔萃，看起來，多方游走、積極工作的他的確十分高調，事實上，他在這其中還堅守著一份低調，便是身為中共黨員的身份。

早在與江青熱戀之際，唐納就已經加入共青團，后續入黨時間不詳，而江青也曾是左翼文藝女青年，兩人的相愛，從某種程度來說，的確有著很深的政治思想基礎。

從這一點來看，唐納屬于“紅軍時期”的干部，是當之無愧的老革命，究其思想底色，正如他當年向革命后輩傳輸的革命理想那般。

“救亡圖存，解放勞苦大眾，建立一個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國！”

源于此，不為人知的共產黨員身份，才是解開唐納身份之謎的關鍵鑰匙，至于他從何時起讓世人感到迷離奇異，還要從解放前夕離國遠去說起。

1948年9月9日，唐納與幾位革命同仁一同創刊香港《文匯報》并出任總編輯，不到3個月，他又突然提出辭呈，此舉令身邊人驚訝不已。

“現在全國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們都準備‘青春結伴好還鄉’，你怎么忽思離國遠去？”

“解放戰爭勝利，實現了我的愿望。你們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

可想而知，對于唐納的如此解釋，身邊人是很難理解的，相傳，他曾私下告訴過一位年輕編輯真實原因。

“為了那位已離異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難保有命！”

顯而易見，他口中的女郎必定是當時已成為“第一夫人”的江青，可從后續事態發展來看，唐納的遠走他鄉絕非避禍這么簡單，換言之，他要面對的將會是一個全新的戰場。

之所以筆者這樣說，與唐納的至交好友潘漢年有關，此人長期出沒于敵占區和國統區，將公開的統戰工作與地下工作結合得出神入化，是我黨隱蔽戰線上功勛卓著的領導人。

潘漢年當年極為關心《文匯報》的創刊進展，自然與唐納有著頻繁的接觸，而唐納早年同學吳大琨曾在撰寫回憶錄時巧妙地揭開了兩人之間的工作關系。

“離開蘇中后，唐納繼續為革命事業和文化事業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前夕，遠去海外。建國初，我在上海偶遇潘漢年，潘對我說：‘唐納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卻娶了國民黨外交官的女兒為妻。’其實唐納也許是為了避免江青日后對他不利才遠行的。”

從這一點看，唐納的赴美是潘漢年在海外情報工作設點布局的前瞻性體現，就在唐納辭任《文匯報》總編輯之后，也是潘漢年囑咐他人不必強留，這些細節足以說明，潘漢年很大可能是唐納赴美的主導者與知情人。

只不過，當時的兩人注定想不到，潘漢年會在1955年含冤入獄，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如若唐納留在國內，即便不會遭到江青刁難，他也必定躲不過潘漢年一案的浩劫。

憑著這份幸運，唐納赴美后，開始了新的生活，與北洋政府時代的中國駐法大使陳箓之女陳潤瓊結為夫妻，也就是潘漢年口中的“娶了國民黨外交官的女兒為妻”。

從那之后，唐納陪伴愛妻工作之余，自己則經營起了一家中餐館，兩人最終定居法國，生活平靜且安逸。

至于開篇提到的情景，發生在1978年唐納的首次歸國之旅，全程極為低調，他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露面，至于葉劍英與他的見面，就顯得極有深意了。

要知道，葉劍英在戰爭年代曾在參與中共南方局領導工作的同時監管港澳、海外情報以及統戰事務等，單憑唐納的華僑身份如何能夠在多年后受到葉劍英接見這樣高規格的禮遇？

只有一個猜測，那就是唐納早年便是我黨特殊戰線一名戰士，在他遠赴海外后，極有可能一直繼續著情報工作，繼續為新中國情報工作貢獻力量，至于迎娶國民黨高官后代一事，如那些風流韻事一般，對唐納真實身份的隱藏都形成了最好的保護。

至于這位特殊戰士還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動人事跡，我們也只能等到更多相關檔案公開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