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復讀了一年，2020年，分數只夠報職業本科的彭勉因為學校名稱里的“職業”二字有點惴惴不安。

那是職業本科試點的第二年。職業本科，全稱為“本科層次職業教育”，是中國職業教育向本科層次延伸的探索，旨在培養兼具理論素養和實踐能力的高層次技術技能型人才。

2022年，新《職業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確立職業本科地位，與普通本科平等發展。2025年5月22日，教育部發布《關于擬同意設置本科高等學校的公示》，公示了23所新升本院校，職業本科院校增至83所。其中，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等公辦學校為大眾所熟知。

2024年，彭勉結束了四年的學習，對于職業教育的專業訓練和本科層次的校園生活，他體會不深。畢業后，在迷茫和碰壁中，他選擇了考公。但他沒有想到，在公務員考試的報名門檻前，他被卡住了。

職業本科設立的初衷之一，是破除大眾對職業教育的排斥。如今，職業本科試點過去五年，關于職業教育的探索和實踐仍處在進行時。在普高或中職完成學業，進入職業本科并畢業的學生們迫切地想知道，這一段經歷與身份，未來能否成為他們在社會暢通流動的通道。

卡在學歷認證前

2024年10月24日，彭勉在家焦慮地刷新國考報名界面。資格審查一欄，仍顯示“審核中”，這是他十天里嘗試報的第七個崗位。此前報名的六個崗位，因為學歷認證問題，他先后都被拒絕了。

這次國考是彭勉最看重的。2024年6月，彭勉從河南科技職業大學現代物流管理專業畢業，其前身是一所民辦專科學校，2019年升為河南省第一所職業本科學校。

大學畢業后，彭勉曾在河南一家本土企業做采購。彭勉說，企業曾許諾轉正后每月有八千塊工資，這是一份略高于市場價格的薪資。為了留任，他每天早上八點前到崗，很多時候一直工作到凌晨。轉正后，工資卻低于承諾的水平。

8月，彭勉在失望后辭職，脫產考公、考編，每天從早上七點學習到晚上十一點，往返于家和自習室，兩點一線。焦慮和失眠成為常態。朋友有的已經考上研究生，有的已經就業，只有少數人像他這樣脫產備考。

在現實壓力下，他決定全國“巡考”。8月到12月，他一共參加了四次考試。

2024年10月15日8點，國考報名系統開放。彭勉早早報名了河南安陽滑縣人民武裝部，報名截止前四天，他發現官網報名狀態顯示“審核不通過”，后面備注：“現代物流管理不屬于物流管理”。

看著這行小字，他大腦空白了幾秒，立刻給用人單位打電話，得到的反饋是，專業的代碼在普通本科目錄里邊查不到，不符合這次報名的要求。

這是彭勉畢業以來第一次知道，職業本科和普通本科的專業代碼不一樣，即使它們同屬于國家認可的本科。

職業本科專業代碼（部分）。受訪者供圖

普通本科專業代碼（部分）。受訪者供圖

同樣是職業本科學生的于娜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她就讀于海南科技職業大學康復治療專業，2024年3月，臨近畢業，她希望回到江西老家工作，于是報考了本地縣中醫院的康復治療師崗位。這個崗位一共招兩個人，要求學歷是本科及以上的康復治療學畢業生。

于娜以筆試第一的成績進入復試。在資格審查時，于娜的專業“康復治療”和招考名錄里的“康復治療學”差了一個字。于娜回憶，“他（當地衛健委工作人員）問我，‘你是高職（畢業生）嗎？’”她解釋，自己也是全日制本科畢業生。但由于職業本科的代碼和普通本科不一樣，且醫院招聘條件表示要求本科生，沒有列出是否招聘職業本科生，于娜最終喪失復試資格。

考編遇阻的于娜將目光投向就業市場。公立醫療機構是理想的選擇，但因為康復治療學的特殊性質，大部分單位要求持有康復治療師資格證，而考證的前提是有一年工作經驗。面對這樣的求職悖論，可供她選擇的只有幾家不需要資格證的小型私立醫療機構。

相比于娜，彭勉經歷了一場更漫長的自證。第一次報名不通過后，他嘗試換崗位，并專門回學校開具蓋有公章的文件，試圖證明現代物流管理屬于物流管理類。國考系統報名截止的倒數四天里，他先后報名五個單位的崗位，審核均不通過。他試圖聯系用人單位的上級，被告知一切按照用人單位的要求來。

彭勉重復著這一過程，和不同單位聯系，等待，被拒絕后換崗。報名最后一天，彭勉再一次填寫信息，報名浙江舟山的軍隊文職，這是他報考的第七個崗位。下午五點，報名截止前一個小時，他想，“這次再不通過，幾個月的努力就白費了。”再次點擊刷新，當看到審核狀態變成“通過”，他有點不敢相信，心里如釋重負。

2021年，國務院學位辦印發《關于做好本科層次職業學校學士學位授權與授予工作的意見》，其中指出，普通本科和職業本科都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學士學位授權和授予管理辦法》進行學士學位授權、授予、管理和質量監督；在證書效用方面，兩者價值等同，在就業、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樣的效力。

在現實中，職業本科在企業招聘者心目中的認知仍是模糊的。何俊本科就讀于西南地區某民辦職業本科，現在是一所普通本科的研究生。去年秋招，他發現自己的學歷是一層隱形的求職障礙。

本科四年，他包攬了學校的獎學金，考取了初級會計師證書，通過了注冊會計師（CPA）考試部分科目，也有幾段相關實習。投遞了十幾家企業，有一半沒有通過簡歷初篩。何俊說，即使進入面試，HR也會先問他本科是不是大專。他感到有些沮喪，“他不會在意你讀研究生的學校，只會關注你是不是虛報學歷了。”

和本碩都就讀于現在這所普通本科的同學對比，何俊發現，投遞相同崗位，即使同學沒有相關的專業證書和實習，也能順利通過初篩。甚至在專業和崗位不對口時，HR會打電話詢問愿不愿意換其他崗位。

回憶起社招經歷，李陽隱約感到被歧視。2024年，他從河南科技職業大學工科專業畢業。在一次面試過程中，企業HR直接打斷他的自我介紹，看著他的簡歷問：“沒聽說過你這個學校。該不是什么野雞大學吧？”

這不是他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場景，過去，他不得不反復向面試官解釋職業本科是什么。他曾經懷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但這樣的經歷多了，他發現不是所有提問者都是友善的。“他的語氣不是探討的，而是很鄙夷的、咄咄逼人的。”他回憶，那次面試進行到中后段，當他答不上一些比較難的專業問題時，面試官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

李陽感到自己身上好像被蓋了一個洗不掉的章。后來再遇到這樣類似的情況時，他選擇直接離開。

“夠”到本科

在進入職業本科之前，彭勉是河南某地級市一所普通高中的畢業生。

2020年，復讀一年的彭勉再次參加高考，那一年，他們學校的本科率是40%。填報志愿時，彭勉覺得，家人和老師給不了太多意見，他自己翻志愿填報書，分數“不上不下”，可選擇的是幾所民辦本科。其中，因為離家近、分數合適，河南科技職業大學被他排到第二志愿。直到被錄取后，他搜索學校官網，才發現這是河南第一所職業本科。

彭勉的第一感受是失落，“畢竟是職業本科，跟普通本科不太一樣”。但因為復讀了一年，好不容易過了本科線，“好歹是個本科”，他決定去試試看。

2019年進入大學前，何俊從西南地區某職業高中的電子商務專業畢業，對職業本科并不了解。他沒有參加單招，這是針對職高生進入高職院校的考試，難度較低，也是大部分職高畢業生的選擇。在高二，何俊就研究好了自己未來的路徑：考上一所本科，進修商貿類專業。

“怎么也不能跟那些天天上課打游戲睡覺的同學一樣。”何俊想把學歷當作跳板，逃離“學歷羞恥”。他開始準備職教高考，后來是全班唯一一個參加職教高考的學生，并在那一年成為財經商貿類的全市第一。

但何俊覺得，自己的成績仍然不夠好。職教高考的滿分是750，那年的本科分數線是614，他考了624。在他所在的省份，職教高考可選的志愿范圍有限，可以報的211學校僅有一所，需要650以上的高分，其他幾所本科院校則需要考到630。想要“夠”到本科，何俊唯一的選擇就是職業本科。

進入校園后，何俊、彭勉和其他同學交流，發現大部分人和自己一樣，因為合適才選擇職業本科——分數剛好，是一所本科，專業對口，“大部分人對職業本科的了解很片面。”彭勉說。

這種情況在當時并不少見。職業本科的正式出現始于2019年，國務院發布《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首次明確“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并提出職業本科教育要“培養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批準了全國首批職業本科試點大學。其中，南昌職業學院、周口科技職業學院等15所民辦高職院校升級為本科院校，更名為“職業大學”。

何俊、彭勉和于娜分別在2019、2020年先后入學。作為最早的兩批職業本科生，他們在未知中開啟了大學生活。

提到入學后的經歷，幾乎每個受訪的學生都表達了落差感。彭勉發現，學校仍然延續著過去的制度，其中讓他難以接受的是跑操和早晚自習。大三前的周一到周五，學生們被要求圍著校園跑三圈，跑操結束后，要按時到班里上自習。一開始，彭勉產生過很強的抵觸心理。雖然學校沒有明文強制，但如果考勤缺席，會受到輔導員的詢問和批評，再嚴重一點，“會有警告處分”。

每天清晨6點，他和室友一起前往操場。伴隨振奮的音樂，輔導員們清點學生人數，組織隊伍準備跑操。大家擁擠在一起，顯得有些無精打采。受限于空間，有的班繞操場跑圈，有的班只能在學校主干路上跑。

趕在八點前要上一節早自習。自習的安排大部分是背書，但不像高中有較強的應試需求，大部分人只是趴著睡覺或玩手機。在這期間，學生會和班委會成員代替輔導員巡邏，但管理并不嚴格，在彭勉看來，更像是“走個過場”。

除此以外，他發現學校的一些硬件也不盡如人意。彭勉學校的圖書館有四層，只有一層有空調。夏天，他們忍受著高溫在圖書館里復習。由于電路老化，館內也很少有插孔，不允許學生給電子設備充電。彭勉說，自己曾經看到，圖書管理員辦公室的插板上，經常有燒水壺插著。他和同學試圖向管理老師反饋、給校長信箱寫信，都不了了之。

何俊所在的學校沒有跑操制度，但也有早自習和設施不足的問題。何俊描述，校區僅有兩棟教學樓 ，大二時，學校圍著校門修建了一圈教室，“但不像教學樓，更像是平房的升級版”。圖書館是單層，座位較少，他打聽后才知道，在開設本科之前，圖書館少有人去。和彭勉學校的圖書館一樣，他們學校的圖書館也很少有插座，只能去電腦室和墻角充電。現在距離何俊畢業已經兩年，圖書館擴大了自習區域，增加了一些插板，仍然是單層。

何俊本科學校的單層圖書館。受訪者供圖

教育部2025年修訂的《高等職業教育本科專業教學標準》（后文簡稱《職業本科專業教學標準》）提到，職業本科教學設施應包括能夠滿足正常的課程教學、實習實訓所需的專業教室、實驗室、實訓室和實習實訓基地。生均教學科研儀器設備值原則上不低于1萬元。在這個前提下，不同的專業有更具體的要求。以康復治療為例，學校應配備康復功能評定實訓室、運動治療實訓室、物理因子治療實訓室等七種不同的實訓場所。

于娜是海南科技職業大學康復治療專業的第一屆學生。從普高畢業后，家里從事康復相關行業的親戚推薦了這個專業給她。雖然心儀的專業是中醫藥和法學，但因為分數不夠，她聽從了家人的建議。

進入學院后，她發現專業設施處于匱乏狀態。她回憶，他們專業沒有固定的教室，需要向別的學院外借。專業教學本應有一些教具輔助，例如殘障人士康復用到的輪椅或其他理療儀器。然而長期以來，他們只有三四張治療床。這樣的局促讓她懷疑，學校是否有能力開設這個本科專業。于娜說，次年，他們專業停招，直到第三年才重新開始招生。

面對管理的問題和基礎設施的缺乏，“自己是不是在讀中專？”彭勉經常忍不住這么想。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經濟與管理系主任楊釙曾在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和山東外事職業大學調研，她發現，這是一種典型的職業本科轉型沖突。當下，無論是民辦還是公辦職業本科，它們基本都是由高職院校升格而成。目前，職業本科只有部分專業開始提供本科教育。因此，逐步地把專科層次教育弱化，需要經過一個比較長的周期。

資源有限的民辦職業教育

2020年，李陽進入河南科技職業大學。他是比較少見的、主動選擇職業本科的學生。入學前，他從河南一所普通高中畢業。高中時他學習理科，對未來的規劃是在技術領域鉆研，成為高精尖的工程師。

受限于高考分數，他的選擇主要在民辦本科院校中。班主任告訴他，職業本科是中國目前進行的教育探索，教授的技能是更實用的，前景大有發展。

實踐性教學是職業本科的一大特色。《職業本科專業教育標準》規定，相關課程原則上不低于60%，“雙師型”教師（同時持有教師資格證和中級以上技術職務的教師）占比不低于 50%，高級職稱專任教師的比例不低于 30%。

進入校園后，李陽和其他民辦本科的同專業朋友交流，發現大家的課程、實踐沒有差別，“就像是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只有細微的不同”。其中，理論課占總課時的70%，大部分老師在課堂上念PPT，或采用翻轉課堂的教學形式。

他最期盼的實踐課占比30%，內容不像預想的那樣實用。李陽大四在企業實習時，發現之前課堂里學的內容脫離了實際生產。例如，他們重點學習使用的CAD（計算機輔助設計軟件）、Proe（三維軟件）版本老舊，和就業市場上需要的技術存在代際差異。

于娜在讀康復治療專業時觀察到，學校理論課和實踐課的比例為7：3，由于專業設施的不足，部分實踐教學無法進行。她是現代康復方向，在談到印象比較深的實踐課時，她第一個想到的是中醫理療課。這門課的老師曾在廣東某家醫院工作，在教授一些基本中醫知識的基礎上，會教學生實操，練習針灸和拔罐。她本應深入學習的物理康復治療、言語康復治療等課程，因為缺乏教具而難以開展實踐。

于娜認為，學院最大的問題是教師的缺乏。她回憶，前兩年，有一半的專業課老師是海南醫學院的外聘教師，來學校上課是兼職。因為教員不足，有些老師身兼好幾門課，這讓她發出“好不正規”的感慨。

何俊也發現，他本科所在學校師資緊缺。學校整個年級的課程是統一安排，意味著一個老師要帶本科層次一個年級300人的課。據他觀察，大部分老師在教他們之余，還要去教專科，教學壓力很大。

何俊用“青黃不接”形容學校當時的師資水平。作為首屆職業本科學生，他回憶，本碩都是985院校畢業的老師都是兼職，其中，高等數學課老師是外聘的，線性代數課由經濟法老師代理，后面才慢慢培養自己的老師。此外，學校也聘請過一些有工作經驗的教師，但占比不足三成。許多時候，老師們不會使用專業軟件，經常請何俊這樣成績好的學生“上臺示范”。

校企合作曾是職業本科建設之初的特色。李陽希望能通過校企合作，去一線工作環境。但他感到，學校提供給他們的工作平臺有限，“（大部分實習機會）是給你拉到一個地方，然后讓你擰螺絲”。同校的彭勉在大四時，學校提供的實習是統一分配到江蘇昆山物流園做快遞分揀。彭勉說，相較于上一屆的強制分配，他們這一屆本科生可以自主實習，但專科學生仍需要到物流園實習。

“學了很多，但也沒感覺自己有學什么，反正就這樣。”何俊這樣形容自己的本科經歷。進入大學一年，他就想好要考研。

現在，走在讀研所在的校園里，何俊忍不住和本科時對比，“原來真正的大學應該是這樣的……有各種有意思的活動，設施不錯，老師平均水平比較高，身邊的同學也都很厲害，雙選會也能見到很多名企……”

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教授郭建如所在的課題組曾走訪浙江、廣東、天津、北京、重慶、蘇州等地100余所高職院校，近兩年，郭建如把研究目光轉向職業本科。談到這些畢業生們詬病的問題時，他告訴記者，相對公辦高校來說，民辦高校的辦學資源十分有限，其中最明顯的差異是財政收入，民辦高校主要收入來源是學費。據2025年各學校官網公布的預算報告，在互聯網熱度最高的深圳職業技術大學僅財政撥款一項就達到近24億元，河南省的職業本科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大學財政撥款有2億余元。

反映在師資上，郭建如在2003年曾對民辦高等教育的市場化情況進行研究，發現民辦院校的共同特點是大量聘用兼職教師，意味著不用解決教師住房、醫療以及各種課程費以外的費用，可以大大節省辦學成本。

楊釙對記者分析，相較于公辦學校，民辦高校資金運作基本自負盈虧，資金分配靈活。這種運營模式是一種更低成本的市場化運營。而與此同時，“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如何提供比較高質量的應用型教育是一個主要的困難”。

職業本科，如何定位？

職業本科教育在全球范圍都有先例。楊釙告訴記者，例如美國的社區大學就和職業本科相似。社區大學在成立初期，通過提供兩年制高等教育來幫助學生轉入其他本科院校。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它們開始強調為本地勞動市場服務的職業教育。2000年左右，大量的社區大學開始提供本科層次教育。這些社區大學最初是為了擴大高等教育機會，后來因勞動力市場需求，轉向職業教育，本質是 “高等教育機構主動適應就業市場” 的產物。

而在歐洲，與職業本科相當的是應用技術大學，旨在培養高技術人才。和美國不同，它屬于職業教育的高等教育階段，強調的是職業技術培養。楊釙解釋，“這是因為他們認為中等層次的職業教育非常重要，提供高等教育階段的職業教育是為了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滿足青少年對于高等教育的需求。”

這是職業本科截然不同的兩條路。楊釙指出，定位的不同最終會使學校的資源分配、管理方式不同，也使得畢業生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勞動市場對他們的認知產生差異。目前我國尚處于摸索階段的職業本科，還沒有討論明確的具體定位。

這種定位上的模糊最終反映在職業本科辦學特色的不明顯。郭建如在調研中發現，我國部分職業本科還是會不自覺地向普通高校靠攏，怎么將理論學習和職業技能相結合是一個最大的難點。“職業本科不應是高職的延長版，也不是普通本科的壓縮版。”

談到更具體的民辦職業本科學校的困境時，他分析，“雖然資源不足，但民辦高校有更靈活的體制和機制。”民辦高校企業運營的模式為高校改革提供了空間，其中，領導者的思路和決心很重要。

從課程設計和實踐項目的角度，他分別提到了兩個可借鑒的民辦高校案例。第一所是齊齊哈爾工程學院，這所學校獨創了“四真三化（FT）”課程建設模式。學校官網顯示，“四真”（Four Principles），即真實環境、真學、真做，掌握真本領；“三化”（Three Methods）是“工作任務課程化、教學任務工作化、工作過程系統化”的應用型課程開發方法。在這種模式下，企業項目被引入課堂，教師圍繞真實工作流程開展教學，打破校內外課程建設界限。在郭建如看來，這種課程開發的體系在開始就強調了“做企業的預備隊”，有目標地培養一線技術人員。

第二所是河南鄭州的黃河科技學院，在其官網的培養方案中，明確寫出了“現代學徒制”的實習模式。在這種制度下，學校推行項目化人才培養改革，教師既是任課教師，也是企業項目的承擔者和創業者；在項目化教學的過程中，大量的企業人員參與教學活動；通過校企合作承接項目，帶領學生親身參與實踐。學生在這個過程中，提升了技術技能水平。以學前教育專業為例，學校在校內建立《高品質幼兒園標準化一日流程》 等實訓基地。此外，學院有自己的附屬幼兒園，并和省內外70多所學前教育機構和幼兒園建立了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這是李陽一度所期望的教育模式。2020年，職業本科延續著2019年初試點的熱度。職業教育向德國雙元制模式過渡的風氣，讓高中剛畢業的李陽相信，本科學歷再加上一門手藝，能夠使他有更大的優勢。他決定放棄其他普通本科，將職業本科當作首選。

入學前，他希望學校教授的內容與未來工作接軌，并能實地參與項目，提升技術水平。入學后的大部分時候，他只是和普通本科生一樣，在理論課和論文之間折返。

2024年快畢業時，6月，他終于在投遞大量和自己專業不太相關的崗位后，找到了武漢一家企業的銷售崗工作。他沒有選擇考公考編，談及原因，李陽說，是因為聽過許多師兄師姐審核不通過的故事。

2024年7月，于娜入職本市的一家私立醫院，一個月底薪2000元，績效按照分配照護的病人數量計算，到手工資在3000元上下浮動。然而，她被拖欠了半年工資，于娜決定辭職，再次考編。這次她選擇崗位時，比之前更加謹慎，只報考了明確注明招收“康復治療”專業的崗位。

經歷求職的困擾后，李陽對學校的態度更加消極。畢業后，他時不時會在社交媒體分享對職業本科的看法，講述不被認可的遭遇，面對網友的咨詢，他直接勸說“謹慎報考”。

像他一樣的學生感到，“職業本科”畢業生的身份，似乎尚不被已有的社會序列所接納。何俊是同學中為數不多考研“上岸”的人。談到對學校的感受時，他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不希望將就業時遭遇學歷歧視的原因歸咎于母校，另一方面，他無法回避失落的情緒。再次被校招企業拒絕后，他一度自我懷疑，“相比其他專科，這是個全日制本科（的學歷）。相比其他本科，學校沒有帶來啥，只帶來是本還是專的世紀難題”。

“職業本科實現了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銜接，最關鍵的意義是能夠提升職業教育的社會流動價值。”楊釙對記者分析，當前一個核心的觀點是職業教育不具有社會流動的價值，認為讀中職沒有出路，難以進入好的就業單位，所以會選擇讀普通高中。職業本科提供的就業前景和本科層次教育，是希望有助于破除大眾對職業教育的排斥。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21年印發《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指出到2025年，“職業本科教育招生規模不低于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的10%”。今年5月19日，教育部、財政部印發《關于下達2025年現代職業教育質量提升計劃資金預算的通知》，下達2025年現代職業教育質量提升計劃資金50億余元。

在郭建如看來，職業本科需要培養出高技能的人才，為學生提供進一步發展的橋梁。本質上，這是在為實現一個公平、多樣社會的正向流動提供解法，尊重個體的差異和不同的發展路徑。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彭勉、于娜、何俊、李陽為化名）

*本文由“解困·微光計劃”提供支持，澎湃人物 X 解困式報道中國案例庫合作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