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48小時內，圍繞美國前政府加征關稅的司法裁決上演了一場“反轉劇”。5月28日，美國國際貿易法庭（CIT）作出關鍵判決，認定前總統特朗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的特定關稅措施屬于“越權行為”，判定其非法。此裁決一度被視為全球供應鏈企穩的積極信號。

然而，樂觀情緒尚未散去，局勢驟然生變。5月30日，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CAFC）應特朗普法律團隊請求，緊急下令“暫緩執行”CIT的裁決。這意味著，被CIT否定的關稅措施在司法程序塵埃落定前，將繼續有效。政策前景瞬間重回混沌。

這場司法拉鋸戰，深刻折射出美國政治體系中行政權與司法權纏斗的復雜格局。硝煙遠未散去。綜合多家美媒報道，全美已有十余個州政府就關稅政策向聯邦發起法律挑戰。目前，與特朗普關稅政策直接相關的未決訴訟至少還有七樁。可以預見，此類政策反復與法律角力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的常態。

在這場權力博弈的夾縫中，美國本土企業成為最直接的承受者。商業運營的基石在于可預測的政策環境。業內共識甚至認為，一個明確但不利的政策，其破壞性有時也小于反復無常、朝令夕改的規則。政策的劇烈搖擺，迫使企業在關鍵決策上陷入兩難：訂單是否該下？價格如何制定？長遠投資計劃如何調整？一切都變得撲朔迷離。

據權威財經機構分析，特朗普時期的貿易政策已累計造成美國企業約340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損失，主要源于銷售下滑與成本激增。學界研究進一步警示，這僅是冰山一角。考慮到政策不確定性對投資信心、供應鏈效率及市場機會的廣泛抑制，美國經濟的整體代價可能高達千億美元級別，是直接損失的兩到三倍。

當CIT裁決出爐時，輿論曾寄望于這個雖低調卻握有實權的專業法庭能有效約束行政分支的“貿易冒險”。然而現實證明，這一想法過于樂觀。關鍵在于，即便CIT的裁決最終被維持，也未必能終結關稅威脅。

特朗普當初快速啟用“解放日”關稅，倚仗的正是IEEPA賦予總統的廣泛緊急經濟權力，使其得以繞過常規貿易調查程序。但白宮貿易團隊早已明示，其政策工具箱遠不止于此。白宮高級貿易顧問曾公開表示，即便在IEEPA上受挫，政府仍可靈活援引《貿易法》中的“232條款”（國家安全）或“301條款”（不公平貿易）等條款，作為維持或加征關稅的替代法律依據。這意味著，只要行政當局有意愿，總能找到啟動關稅的“合法”路徑。期待通過美國國內司法訴訟就能使關稅壁壘自動瓦解，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面對美方飄忽不定的關稅政策，各貿易伙伴反應不一，有的強硬回擊，有的尋求對話妥協。這種差異源于各國迥異的經濟結構與發展階段。對于體量較小、出口導向型經濟體而言，缺乏對等反制的籌碼，選擇以讓步換取暫時的市場準入，是其基于現實的生存策略，無需苛責。

然而，此輪風波的核心啟示在于：面對一個政策反復且日益傾向單邊行動的美國，全球貿易體系參與者必須加速戰略調整。根本出路在于深化美國之外的經濟體之間的多元化合作，通過強化區域及跨區域貿易投資紐帶，最大程度降低對美國單一市場的依賴風險。同時，推動本幣結算等機制創新，減少美元體系波動帶來的沖擊。既然美國從多邊自由貿易框架中的后撤趨勢已日益明朗，世界其他國家更應未雨綢繆，積極適應并主動塑造一個更為均衡、去中心化的國際貿易新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