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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5年5月27日，《外交事務》刊登了美國國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撰寫的政策主張文章《建立太平洋防務條約的理由》，提出構建由美國、日本、澳大利亞與菲律賓組成的“太平洋防務條約”（Pacific Defense Pact），以集體防御機制應對中國在臺海、南海及印太區(qū)域的態(tài)勢。

作者主張，美國以現有“四國小組”為基礎，推動正式的集體防御安排，將為聯合軍事部署、情報共享、預置武器、快速響應能力等提供制度性保障。他強調，條約的核心不僅是軍事互助，更在于同盟關系的“互惠轉型”：美國不再單方面承諾防御，盟國亦需承擔對美本土及地區(qū)沖突的支持義務。這種責任對等，將增強公眾支持，也回應了美國國內對“公平承擔”的政治訴求。

盡管特朗普政府可能帶來不確定性，中國也勢必以“集團政治”與“冷戰(zhàn)思維”為由加以抵制，但作者認為四國的國防機構應立即啟動條約磋商，為未來政府奠定制度框架。在他看來，條件已具備，只待有遠見的領導力將其從構想轉化為塑造印太秩序的關鍵支柱。

圖源：Foreign Affairs

*作者簡介：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現任“馬拉松倡議組織”（The Marathon Initiative）主任。2021年至2025年，他在拜登政府中擔任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

當前，美國在亞洲構建集體防御體系的時機已經成熟。長期以來，此類條約既不切實際也非必需。然而，在中國不斷增長的影響力面前，建立這樣的條約不僅變得切實可行，而且是迫切需要的。美國在該區(qū)域的盟友已經開始增加自身的防御開支，并加強相互之間的軍事合作。但是，如果沒有對集體防御的堅定承諾，印太地區(qū)可能會陷入混亂和沖突之中。

盡管戰(zhàn)略有所調整，北京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地緣政治目標依舊堅定不移。若此愿景成真，世界將目睹一個由中國引領的新秩序，而美國則可能成為一個被邊緣化的大陸強國，不再充分參與或主導全球最重要的市場與技術體系。

美國已經增加了對先進軍事技術和新作戰(zhàn)發(fā)展理念的投資，并且正在將更多具備高度機動性和強大火力的部隊部署到亞洲的關鍵戰(zhàn)略位置。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正在對其地區(qū)安全伙伴關系進行全面改革。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美國主要專注于建立緊密的雙邊關系。然而，近年來，美國開始推動一種更加網絡化的合作方式，不僅賦予盟友更多的責任，還鼓勵它們之間加強相互聯系。這種轉變正在為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軍事和地緣政治挑戰(zhàn)。

然而，迄今為止，由此引發(fā)的防御措施仍然顯得過于非正式，并且基礎薄弱。在中國持續(xù)推動軍事現代化的背景下，真正的威懾力不僅需要意愿，更需要集體防御機制所能提供的實力。這種聯盟——可以稱之為“太平洋防務條約”（Pacific Defense Pact）——將把目前在戰(zhàn)略理念上最為一致、且已準備好共同應對挑戰(zhàn)的國家聯結起來：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和美國。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未來還可接納其他成員。

持懷疑態(tài)度的人可能會認為，在一個似乎對美國聯盟重要性持否定態(tài)度的特朗普政府領導下，這樣的安排是不可行的。然而，現實情況是，盡管經濟和外交緊張局勢存在，華盛頓與盟友的領導人仍在推進印太地區(qū)的軍事合作。就防務事務而言，到目前為止，連續(xù)性遠大于破壞性。只要當前政府不采取嚴重損害美國盟友的經濟措施，這一地區(qū)向集體防御的趨勢就有可能得以保持。即便特朗普政府最終未能展現出抓住這一機遇的遠見和魄力，各國的防務機構也完全有能力、并且應該為未來的領導人打下基礎。

時代變了

這并非華盛頓首次面臨構建亞洲安全伙伴體系的挑戰(zhàn)。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在該地區(qū)構筑了一張聯盟網絡，目的是遏制蘇聯的擴張、鞏固其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并減少盟友間的競爭。這張網絡由美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菲律賓、韓國、中國臺灣地區(qū)以及泰國簽訂的一系列安全協議構成，長期以來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它幫助印太地區(qū)的大部分區(qū)域避免了大國間的沖突，為數十年的顯著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該體系還證明了其強大的韌性，不僅經受住了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的嚴峻考驗，還度過了非殖民化和民主化浪潮的多輪沖擊，甚至在冷戰(zhàn)結束時依然屹立不倒。

2022年5月，美日印澳領導人舉行會晤。圖源：GETTY IMAGES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網絡始終未能發(fā)展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集體防御體系，而是停留在一組相互分離、幾乎完全以雙邊為主的聯盟關系上。在歐洲，美國官員采納了集體防御的理念：對一個盟國的攻擊將被視為對所有盟國的攻擊（這正是1949年創(chuàng)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邏輯基礎）。而在亞洲，相似的構想卻未能成功推進。美國戰(zhàn)后安全秩序設計者之一、后任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52年發(fā)表于《外交事務》的文章中寫道：

“在目前情況下，尚不現實劃定一條線，將太平洋與東亞所有自由人民統一納入一個正式的共同安全區(qū)域。”

就亞洲各國領導人而言，許多人更傾向于與美國保持強有力的雙邊關系，而非與曾是對手或歷史宿敵的國家建立更緊密聯系。一些國家擔心，集體防御機制會把它們卷入美蘇之間的大國沖突；另一些則質疑，任何此類機構都難以克服鄰國之間的戰(zhàn)爭歷史和互不信任，難以將那些在地理上和安全關切上相距甚遠的成員國凝聚在一起。唯一的表面例外——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反倒證明了這一點。該組織成立于1954年，成員包括澳大利亞、法國、新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英國和美國。然而，該聯盟結構松散、缺乏統一意志，最終于1977年悄然解散。

但時代已經變了。曾經阻礙亞洲多邊對齊的條件，正在讓位于對集體防御的新呼聲。日本首相石破茂（Shigeru Ishiba）去年上任前就曾警告：

“亞洲缺乏類似北約的集體自衛(wèi)體系，意味著戰(zhàn)爭更容易爆發(fā)。”

事實上，如今集體防御條約已變得觸手可及。有三大趨勢支撐這一判斷：一是以中國崛起為中心的新戰(zhàn)略共識，二是美國盟國間安全合作的新趨同，三是各國對新的互惠機制的呼喚，以及讓美國的伙伴承擔更多維穩(wěn)責任。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多次批評《美日安保條約》。圖源：新華社

共同利益

印太地區(qū)的領導人正在采取新的防御戰(zhàn)略，以應對他們所認為的日益增長的威脅。新的軍事投資與行動亦隨之展開。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5月26日報道，日本防衛(wèi)省首次通報，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艦在東海進行了艦載機起降演練。 圖源：路透社

這一戰(zhàn)略重塑最明顯的例證莫過于東京。東京正在以放松長期以來對自衛(wèi)隊的政治與法律限制作為回應。早在2013年，日本首度發(fā)布國家安全戰(zhàn)略，其內容警告稱，中國在日本周邊的活動“迅速擴展并日益激烈”。不久之后，日本政府重新解釋其和平憲法，使自衛(wèi)隊能與伙伴國家的軍隊開展更深入的合作。近年來，日本啟動了一項史無前例的軍力擴張計劃，承諾將軍費支出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約2%。東京不再只專注于防御能力，而是致力于獲取并部署“反擊能力”，包括數百枚遠程“戰(zhàn)斧”（Tomahawk）導彈。正如政治學者、日本問題專家格林（Michael Green）在2022年發(fā)表于本刊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樣，這些變化正使東京成為“印太地區(qū)最重要的安全凈輸出者”。

菲律賓也正經歷類似的轉變。幾十年來，菲律賓武裝部隊主要集中于打擊南部地區(qū)的叛亂勢力，其軍事投資與行動也圍繞這一國內任務展開。而如今，隨著國內叛亂勢力的削弱，一個外部威脅愈加凸顯：即南海地區(qū)。

近日，美菲海警首次公開與海空部隊在南海舉行聯合海上演習，地點就在巴拉望和西民都洛附近水域。圖源：新華社

馬尼拉的視角也隨之發(fā)生顯著變化。自杜特爾特總統（Rodrigo Duterte）執(zhí)政后期開始，至繼任者小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執(zhí)政期間，菲律賓軍方啟動了一項野心勃勃的現代化進程。2024年，菲律賓政府出臺了具有轉折意義的防務戰(zhàn)略，目標是加強國家邊緣防衛(wèi)，投入重點包括戰(zhàn)斗機數量的增加、更強的網絡防御、以及更多用于情報、監(jiān)視與偵察任務的無人作戰(zhàn)平臺。毫無疑問，推動這一戰(zhàn)略轉型的根本動力，正是應對中國脅迫性行為的需要。

在向南幾千公里的堪培拉（Canberra），中國的崛起曾一度被認為是溫和且有利于澳大利亞國家利益的。但過去十年來一系列外交與軍事事件讓許多澳大利亞人意識到，事實恰恰相反。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于2024年表示，澳大利亞已處于“太平洋地區(qū)的永久競爭狀態(tài)”。

面對這一背景，堪培拉也在從根本上重塑其國防優(yōu)先事項。早在2016年，澳大利亞政府在官方文件中仍認為本土遭受外國軍事攻擊“僅屬極小可能”。而到了2024年，其更新后的國家防務戰(zhàn)略則警告稱，鑒于印太地區(qū)的現實局勢，“再也沒有10年的戰(zhàn)略預警窗口期”。澳大利亞國防軍正逐步放棄面向全球廣泛應對各種突發(fā)事件的傳統任務，包括中東地區(qū)的反恐任務，轉而專注于應對更接近本土的重大威脅。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宣布了創(chuàng)紀錄的軍費計劃，其中包括大規(guī)模采購關鍵彈藥儲備，如遠程打擊武器、反艦導彈及防空導彈。這一系列改革凸顯出這樣一種日益強烈的認知：即便擁有有利的地理位置，澳大利亞也已難以獨善其身，應對外部威脅需要更主動的防御姿態(tài)。澳大利亞公眾的態(tài)度也趨于一致。

QUAD目標

日本、菲律賓和澳大利亞也愈發(fā)意識到自身命運與整個地區(qū)緊密相連。這催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伙伴關系深化趨勢，涉及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和其他地區(qū)強國之間的合作。分析人士指出，澳日之間的防務合作已日益呈現出“準同盟”特征。一項新的《互惠準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允許澳日兩國軍隊在對方國家境內開展行動。2023年8月，日本F-35戰(zhàn)斗機首次飛抵澳大利亞北部進行訪問，數日后，澳大利亞F-35戰(zhàn)機也首次赴日本參加軍事演習。

日本也正在與菲律賓達成類似的準入協議，近年來菲律賓已成為日本安全援助的最大接收國。今年2月，兩國防務領導人宣布了一系列加強安全合作的措施。菲律賓國防部長在講話中明確表示，馬尼拉與東京的“共同使命”是抵制“任何單方面重塑全球秩序的圖謀”，這無疑是在影射中國。

這種新近形成的“共同使命”推動了一系列相互交疊、彼此補充的安全倡議——正如2024年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所稱，這是“印太地區(qū)新趨同現象”（the new convergence in the Indo-Pacific）——它們建立在美國傳統的雙邊關系模式之上，尤其是拜登政府致力于在“輻射-中心”（hub-and-spokes）模型之外，構建一個“盟伴體系（latticework）”的關系網絡。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使澳大利亞得以在美國和英國的協助下建造核潛艇。作為“印太四方安全對話機制”（Indo-Pacific Quad）的成員，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聯合開展了海上領域態(tài)勢感知合作。與此同時，美國官員還加強了與日韓之間的三邊安全合作。

在眾多合作伙伴中，堪培拉、馬尼拉和東京常常作為三邊合作的核心樞紐出現。在2024年的三國領導人會議上，日本、菲律賓和美國政府共同宣布了涵蓋基礎設施投資與技術合作在內的一系列新倡議。同年晚些時候，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的防務領導人公布了另一套合作項目，包括三方軍事演習及先進防務工業(yè)合作。或許最值得關注的是，一個新的多邊小組正在逐步形成，其成員包括上述四國——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和美國。該小組被非正式地稱為“Squad”（以區(qū)別于“Quad”），定期在南海開展海軍、海事和空軍演習，并計劃加強信息共享、協力推進菲律賓軍隊的現代化建設。

2024年4月11日，美日菲三國首次舉行首腦峰會，三國領導人在會后發(fā)表聯合聲明，炒作南海問題，聲稱反對中國“通過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圖源：美國白宮

“良好開端”

印太地區(qū)的“新趨同”標志著該地區(qū)安全架構發(fā)生了深刻變革。但將其視為一個過渡階段——而非最終的最優(yōu)狀態(tài)——才更為恰當。

當前合作機制的局限性依然顯著。美國的盟友之間沒有任何互保義務，僅與美國自身存在雙邊防務承諾。也沒有一個中央指揮部負責規(guī)劃和執(zhí)行多邊行動。而這些非正式合作組建的松散性質，也意味著政治與軍方之間缺乏日常的協調機制。雖然一些協調確實在進行，但頻率不高，因而難以獲得必要的重視、資源與優(yōu)先級。

集體防御條約將能彌補現有機制的缺陷。實現這一目標并不需要一個像北約那樣覆蓋整個地區(qū)的大型安全組織——北約由最初的12個成員國擴展到如今30多個成員。華盛頓更可行的起點，是與戰(zhàn)略高度一致且現有軍事合作增長最迅速、最密切的三個伙伴結成條約：澳大利亞、日本和菲律賓。

未來，如有合適條件，也可以吸納其他成員。作為美國在東亞的重要盟友，韓國無疑是最有潛力的候選國，其貢獻亦可能十分關鍵。但前提是，韓國需決定是否愿意與日本展開更深入合作，并將其本國軍隊（包括駐韓美軍）定位為具備更廣泛區(qū)域職能的力量。新西蘭也可能成為潛在成員，尤其是考慮到它已是“五眼聯盟”（Five Eyes）成員之一。盡管新西蘭近來在對美關系上趨于靠攏，但它是否準備好正式加入集體防御條約，仍屬未知。

據外媒報道，部分英國官員已提議建立一個不包括美國的“四眼”情報共享聯盟，從而在不會遭到美國否決的情況下分享情報。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像印度和新加坡這樣的關鍵美國伙伴，雖不太可能一開始就加入該條約，但仍可以觀察員或其他非成員身份參與部分活動，這在區(qū)域合作機制中已屬常見做法。至于美國的歐洲盟友，它們目前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尚未準備好成為正式成員，但未來若條件合適，也可考慮這一選項。前提是歐洲大陸自身維持安全與和平，歐洲國家擴大軍費開支后，或可發(fā)展出更具全球部署能力的軍隊。

考慮到挑戰(zhàn)的迫切性，美國無法等待所有伙伴完全一致后再采取行動。如今已經有一個核心小組具備基礎，并可在未來考慮擴展成員。因此，應立即啟動準備工作。鑒于美國已與上述三國存在雙邊軍事條約，首要任務應是促成澳大利亞、日本和菲律賓三國之間的互保機制。這將需要高超的領導力與艱苦的談判，但更強的威懾力與更大的安全保障將超過結盟所帶來的風險。況且，就澳大利亞和日本而言，當下的防務合作與真正的共同防御之間，實質差距已日益縮小。

從作戰(zhàn)層面看，集體防御條約可以建立在現有合作項目基礎之上，包括情報共享、海洋態(tài)勢感知、聯合訓練與演習，以及指揮與控制體系等領域。例如，“雙邊情報分析中心”（Bilateral Intelligence Analysis Cell）是美國與日本在橫田空軍基地（Yokota Air Base）新建的一項合作機制，專門用于監(jiān)視東海狀況。美日雙方可以將該中心收集的情報分享給澳大利亞與菲律賓，同時這兩國也可派遣人員進駐基地，并利用其無人水面與空中平臺提供數據。

同樣，位于馬尼拉附近、剛剛啟用的“美菲聯合協調中心”（U.S.-Philippine Combined Coordination Center）也可擴展至澳大利亞和日本，為南海地區(qū)提供類似功能。

目前，美軍在日本擁有大型常駐基地，在菲律賓擁有若干準入點，同時也在澳大利亞開展常態(tài)輪換部署。如果能建立法律基礎——例如推動上述三個亞洲盟友之間簽署互惠準入協議——那么這些安排就可擴展為四國聯合使用。事實上，已有計劃將日本自衛(wèi)隊納入美軍在澳大利亞的軍事行動之中。

四國還可在聯合軍事設施建設方面加大投資。涉及不同組合的雙邊與三邊軍演，也可以全面升級為四國參與。四方可更便捷地在戰(zhàn)略位置預先部署武器彈藥，以確保一旦發(fā)生沖突能擁有足夠儲備，從而增強威懾力。設立“太平洋防務條約組織”的總部，以及建立相應的指揮控制機制將是重中之重。

日本可作為總部潛在設址地之一。2024年7月，美國宣布將提升其駐日美軍司令部地位，使其能與日本自衛(wèi)隊共同規(guī)劃并指揮更多地區(qū)任務。隨著支持該目標的新設施與通信鏈路逐步建立，美日兩國官員應確保屆時可納入澳大利亞與菲律賓的軍事指揮人員。其他候選總部地點包括澳大利亞或夏威夷的美軍印太司令部（U.S. Indo-Pacific Command）。

此外，四國還應設立多個工作組，處理圍繞更高一體化所涉及的全部政策與法律問題。來自四國防務與外交部門的軍事和文職人員可共同制定治理機制與決策流程，包括人員結構與磋商機制，這些將成為聯盟日常運作的“引擎”。任務之廣泛，只會進一步突顯出盡快啟動磋商的重要性。

位于夏威夷檀香山的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圖源：Wikimedia Commons

“人人為我”

除了深化彼此之間的集體合作外，美國的盟國們還需要重新平衡它們與華盛頓之間的雙邊安全伙伴關系。目前這些雙邊安排反映的是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其特征是美國的軍事主導地位看似不可撼動且無可替代。那時，美國在本地區(qū)的雙邊條約被限定在特定的地理范圍內，而盟國軍隊的職責也被刻意局限于本國自衛(wèi)。簡而言之，美國承諾提供保護，以換取盟友在軍事準入、政治與經濟上的合作，但卻不要求盟國對美國承擔對等的保護義務。

只要美國仍主導地區(qū)軍事局勢、外部威脅仍被遏制、盟國的能力也局限于本國防務，這種框架尚可維持——無論在戰(zhàn)略上還是政治上。但今天，以上三個前提都已不再成立。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如今也已躋身全球最富裕、最先進的國家行列，具備在威懾與戰(zhàn)爭中發(fā)揮重大作用的能力。要適應這一現實，美國的聯盟體系就必須從“非對稱”轉向“互惠”基礎。

美國國內政治也要求實現更高程度的互惠。雖然多數美國人原則上支持軍事同盟關系，但愈來愈多的人希望盟友在實際中承擔更多責任。特朗普總統尤其強調“盟國需要支付‘公平份額’”，并對是否愿意保護那些未達標的北約成員提出質疑。美國的確需要盟國增加軍費投入，但“互惠”不僅僅意味著更多的軍事預算。

美國盟國還需承諾與美國之間更深層次的相互義務。例如，美國與日本的安保條約僅適用于“日本管轄下的領土”。這一不對等關系在幾乎所有重要的雙邊峰會中都顯而易見：美國領導人總會重申將防衛(wèi)日本，而日本領導人卻從未明確表態(tài)，在其他地區(qū)的危機中會否協助美軍。未來，美國的盟友應當承諾，不僅在本區(qū)域危機中支持美國，還應在防衛(wèi)美國本土時予以支援。

這種新的互惠將進一步強化集體防御。更高的相互義務將使美國盟國能夠承擔起新任務的角色，尤其是在其自身軍力持續(xù)擴充的基礎上。這也將開辟一系列當前尚未充分形成的合作路徑：

條約成員國可以共同制定聯合軍事作戰(zhàn)計劃，更有效地將各自的國防支出聚焦于特定、互補性強的軍事能力，并通過有針對性的聯合演習與聯合作戰(zhàn)提升協同效能。這些措施將極大增強美國同盟體系的集體實力與威懾力，而這在當前松散的機制下是難以實現的。

更高程度的互惠也應體現于軍事戰(zhàn)略家所稱的“準入、駐軍與飛越權”（access, basing, and overflight）上——即美國軍隊在盟友領土及周邊的行動能力。考慮到印太地區(qū)的巨大空間距離，前沿部署的美軍對于快速響應與戰(zhàn)時持續(xù)作戰(zhàn)至關重要。確保美國軍隊的行動權限更明確，將有助于增強西太平洋的威懾力，確保美軍在合適的位置部署合適的兵力與能力。更明確的準入權利也將推動更多基礎設施投資與先進裝備部署，從而進一步增強相關地點的戰(zhàn)略價值。雖然不應期待盟國為美軍提供“空白支票式”的全面準入，但若要真正落實“太平洋防務條約”，就必須賦予美軍更靈活、更加穩(wěn)定可靠的行動空間。

核心四國

集體防御涉及主權與條約義務等高度政治化的議題，這需要艱難的談判與巧妙的外交手腕。倘若特朗普政府繼續(xù)推進懲罰性關稅或其他損害華盛頓與該地區(qū)盟友關系的措施，這一挑戰(zhàn)將尤為嚴峻。但即使在外交關系緊張的背景下，各國的國防與軍事機構仍可以、也應該繼續(xù)為集體防御打下基礎。只要未出現重大決裂，這四個伙伴國就應盡其所能，將安全合作與經濟和外交分歧加以“隔離”。因為賭注實在太高，不容拖延。

值得強調的是，在美國國內，無論黨派立場如何，要求建立更加互惠的聯盟關系已成為一個既政治上必要、又戰(zhàn)略上迫切的議題。

迄今為止的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及其印太盟友正在設法在政治與經濟逆風中加深防務合作。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三個趨勢：一是來自外部的威脅日益嚴重，二是地區(qū)各國持續(xù)要求美國維持軍事存在，三是亞洲內部的安全合作正日益深化。當然，不排除特朗普政府因分裂、分心或過于對抗而錯失當前手中這張“王牌”。但即使如此，許多建設性基礎工作依然可以為下一屆政府所繼承。鑒于任務繁重，即使是在政治意愿強烈的情形下，該條約也很可能要等到下一屆美國政府上臺后才能最終敲定。

就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日本的領導人而言，他們也必須贏得本國民眾的支持。除了以國家安全與威懾戰(zhàn)略為理由外，美國也可以通過強調條約給其盟國國內民眾帶來的潛在益處來助力這些國內討論。例如技術轉讓、基礎設施投資、應對災害能力的提升等，都是可以向公眾強調的現實好處。在美國國內，對于條約的懷疑者，則可以明確告知他們：該防務條約并不會給美國軍方帶來超過現有承諾的新增義務，反而會減少對美國本土與美軍的威脅。

鑒于這一安排的歷史意義，華盛頓還應準備好應對印太其他國家的反應與關切。美國官員應強調，“太平洋防務條約”只是其地區(qū)戰(zhàn)略中的一部分。在話語和實踐層面，華盛頓都應繼續(xù)支持多層次、相互補充的區(qū)域機制網絡，包括“印太四方安全對話”、“東盟”，以及與日韓之間的三邊合作。該條約應以“自由開放的印太”為公開目標——這一理念幾乎得到本地區(qū)每一個國家的廣泛支持。

此外，該條約應始終專注于防務事務，而不應取代或包攬其他重要機制在經濟與外交領域中的作用。事實上，該條約若能輔以強有力的區(qū)域貿易議程、積極主動的外交努力與有效的對外援助計劃，其成功機會將更為可觀。美國還應協助其盟國做好準備，抵御破壞亞洲集體防御安排的企圖。

當然，這一切都不容易。但必須看到，華盛頓的盟友們已經在許多原本被認為“不可能”的國防與安全議題上邁出了歷史性步伐，不僅認識到外部勢力帶來的威脅，也在自身軍力、對鄰關系以及與美國的聯盟方面，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建設力量。如今條件已具備，只待有力的領導者，將這一曾經被視為幻想的“亞洲集體防御條約”，轉變?yōu)槲磥淼貐^(qū)和平與繁榮的決定性保障機制。

（篇幅所限，文章內容有所刪減）

本文編譯：張樂詞（IPP特約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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