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是“六一”國際兒童節，愿你永葆認知好奇心。在此之際，刊發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執行主任王文，國際關系學院外語學院講師李菡在核心期刊《當代中國與世界》2024年第3期（總第15期）發表的文章。帶你了解 未來二三十年，中國“α 世代”的成長進程與實踐貢獻，探討人類可持續發展與全球治理的演進關系。現將全文發布如下：（全文約8900字，預計閱讀時間21分鐘）

▲本文刊發在核心期刊《當代中國與世界》2024年第3期（總第15期）。左右滑動可查看全文

內容提要

近年來，關于 2010 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即“α 世代”或“阿爾法世代”）的研究正在興起。“α 世代”是人工智能的原住民、是人類生育率拐點的一代、也是親歷大國實力更替的一代。本文認為，中國“α 世代”在技術使用、生活水準與國家紅利上都擁有領先世界的優勢。在未來二三十年，中國“α 世代”的成長進程與實踐貢獻既決定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未來，也與人類可持續發展與全球治理的演進密切相關。

關鍵詞

“α 世代”（“阿爾法世代”）；智能科技；大國博弈；中國未來

正文

近幾年來，“代際”越來越成為各國學術界的重大綜合研究議題，涉及到經濟增長、社會秩序、投資消費、人口結構、文化倫理、信息傳播、教育變革、藝術創作、企業管理、宏觀統計、國家政治等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方面面。2024年以來，以“α 世代”（又稱“阿爾法世代”或“Alpha 世代”）為對象的主題研究逐漸進入中國公眾視野。該類研究以“α”（讀“阿爾法”）這個希臘文首字母指涉201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強調對這代人的成長環境、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娛樂生活等維度的特點剖析與趨勢追蹤，為品牌消費與經濟生產提供有價值的參考與啟示。這是繼此前流行所謂“嬰兒潮一代”、“X 世代”、“Y 世代”、“Z 世代”研究后又一個逐漸興盛的代際研究對象，對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科技創新、國力發展以及國際局勢演變分析都提供了全新的觀察視角與深遠的戰略考量。

本文認為，“α 世代”是人工智能時代的原住民。到本世紀中葉，“α 世代”將伴隨著巨大的全球人口結構變遷，遭遇科技迭代、經濟競爭、政治博弈等一系列國際格局中的G2（兩國集團）現象。與目前流行的對“α 世代”分析報告不同，本文認為，分析與“α世代”交互演進的人口結構、數字治理和大國競爭的未來趨勢，比當下分析這一代人生活習慣、消費模式等流行視角更具戰略價值。透過“α 世代”視角觀察21世紀中葉的中國發展預期，會很容易得出結論，中國面臨著更多新的戰略機遇與發展挑戰。中國“α 世代”的表現直接決定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也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密切相關。

01

正在興起的“α 世代”研究

“α 世代”是西方學術界在“嬰兒潮一代”、“X 世代”、“Y 世代”、“Z 世代”術語后的又一個對新生代際人群的代稱，最早源于澳大利亞著名人口統計學家馬克·麥克林德爾2009年暢銷書《XYZ 世代的ABC：理解全球世代》。麥克林德爾在一次采訪中講述“α 世代”一詞的由來：“當我在醞釀新書《XYZ 世代的 ABC：理解全球世代》時發現，很明顯，新一代人即將開始，但他們還沒有名字。因此，我進行了一項調研，以了解人們愿意用怎樣的稱呼來形容他們。雖然也出現了許多說法，其中‘A 一代’說法被提及最多，但‘α 世代’也被提到多次，最終，我決定將‘超越 Z 世代：遇見 α 世代’作為其中一章的標題。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它符合使用希臘字母代替拉丁字母的科學命名法，重復回到 A是沒有意義的。畢竟他們是21世紀出生的第一代人，他們是新事物的開始，而不是回到舊事物的重復。”

類似拉丁字母用完后、再改用希臘文字母來命名某一事物，在西方語境中是常見的事情，比如2005年大西洋颶風季節，西方媒體最初以拉丁字母來稱呼，用盡后就用希臘字母 α（alpha）到 ζ（zeta）來命名最后的六場颶風。如下表所示，這種以字母命名 20 世紀中葉以來多個世代的術語帶著典型的西方話語慣性。

根據維基英文的解釋，“α 世代”的迄止年份沒有一致的共識。當前常見的是創造該術語的麥克林德爾使用的2010—2024 年的闡述，也有不少研究報告雖延用這個術語，卻在時間段上有一些微調，如2010—2025 年、2011—2025 年、2011—2021年、2013—2021年等。這些微小的分歧并不能掩蓋一個共同指涉，即2010年代初出生的α世代具有與前人完全不同的鮮明時代特征。

從技術變遷角度看，“α 世代”是人工智能的原住民。2010年代，人工智能的科技更新逐漸進入到快速發展期。2009年“智慧地球”概念首次被提出。2010年大型視覺識別全球挑戰賽開始，人工神經網絡進入深度學習，形成了人工智能的早期智慧。此后，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視覺以及云計算等一系列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逐漸推動著各行各業的變革與日常生活的改變。對于許多國家的“α 世代”而言，從出生第一刻開始就擁有諸如數字信息登記、智能工具使用、人機互動生活的人生體驗。伴隨著成長，“α 世代”享受、使用、學習、升級人工智能技術將成為每一個人必備的技能與經歷。

從人口結構角度看，“α 世代”是人類生育率拐點的一代。2025年，α 世代人口預估約20億，是所有世代中出生人口最多的一代。由于生活水平提高、醫療技術的提升、避孕藥具普及以及更多教育和經濟機會，世界各國出生率一直在下降。2010年代中期，大約一半國家的生育率低于人類正常繁衍的更替水平。根據相關權威人口統計學機構預測，203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85億，2050年將達到97億，2100年卻只有88億左右，屆時 α 世代人口約占 22%，遠遠超過其他世代的15%。 很顯然，α 世代壽命會更長、家庭規模會更小并將成為“有史以來受過最正規教育的一代、有史以來技術供應最豐富的一代，也是有史以來全球最富有的一代”。

從大國格局角度看，“α 世代”是親歷大國實力更替的一代。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隨后中國在工業生產總值、貨物貿易總值、吸引外資總額等許多重要經濟數據方面超過美國。多數國際機構預測，在2035年前后，中國將替代美國延續了近一個半世紀之久的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地位。這個過程并不平坦，必將遭遇日益白熱化的大國競爭。這意味著“α 世代”在成長期不得不面臨著“經濟全球化的顛簸”、“平行世界”、“半脫鉤”等一系列大國博弈所產生的世界變局衍生品并為之做出人生規劃調整與相關應對。

由此看，研究“α 世代”不僅是人口統計學層面的底層結構追蹤，也不僅僅是商業、貿易或消費邏輯上的中層經濟分析，更是與國際政治、大國興衰與文明演進相關的高層戰略研判。中國學術界研究“α 世代”不只是具有人口學、社會學、管理學、金融學、經濟學的學術理論或商業實踐的意義，更是具有從政治學、國際關系學、全球治理學視角出發研究未來二三十年，尤其是如何實現 2050年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程的戰略意義。

然而，很可惜，對于“α 世代”的研究，中國學術界遠遠滯后于國際社會。根據中國知網搜索，2022年才有“α 世代”主題的學術論文發表，截至2024年8月，僅有不到20篇論文的發表。2024年6月某商業機構推出《阿爾法世代人群研究：洞察數字原生一代》報告，同月，《中國網信》雜志推出封面系列文章《α 世代——青少年網絡行為探析》，加之一些媒體報道與公眾號轉載講述，“α 世代”才逐漸進入中國公眾的視野。

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外文術語“α 世代”或“Alpha 世代”，或是轉化為中文的“阿爾法世代”的說法，在中文語境都顯得不通俗易懂，還頗有些被“術語殖民”的意味。結合“α 世代”所依托的技術時代背景，倒不如直接稱其為“人工智能一代”或“AI 一代”，更能精準地體現出這一代人的時代技術特征。隨著技術創新與人口結構、代際特征的相互塑造，“α 世代”的成長與互動必將影響國際格局的演化進程。

02

“α 世代”演進的國際比較

根據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美國學者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在全球化背景下，代際間的斷裂與分化是常見的現代化形式。技術對人口賦能的效率差異，會導致不同地區人群的不同成長速度，進而反作用于各個地區的人口結構演變，也作用于國家興衰的進程。英格爾哈特的理論推演對“α 世代”演進的國際比較研究具有啟發意義，也為理解中國決策層常提及的“百年變局”提供參考價值。

第一，從技術賦能上看，各國“α 世代”的智能科技賦能水平是不均衡的。

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α 世代”必能更多享受人工智能帶來的科技賦能與成長紅利，進而形成數字技術普及度差異下的各國“智能鴻溝”。在 Sora、ChatGPT等大語言模型已在科技領先國家廣泛使用時，非洲、拉美等不少國家的人口仍還只能用2G網絡打電話、發短信，甚至處于前工業時代的“失聯”狀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2021年報告顯示，有88個發展中經濟體在智能科技革命的先進制造業創新中幾乎毫無作為，而有十個經濟體掌握著 90% 的專利和 70% 的出口。國際電信聯盟2023年發布的報告，歐美國家高達90%以上的人使用互聯網，亞太地區約有2/3，非洲則僅有37%。全球各國智能科技的不均衡發展，導致各國“α 世代”成長進程加速度式地拉大了“智能鴻溝”。科技發達國家當前的1歲—14歲孩子從小享受在智能化學習中提升數字素養，而“全球南方”尤其是像加沙地區、南蘇丹、孟加拉等欠發達國家貧困與戰亂地區的孩子們還處在生死存亡、饑寒交迫中。

科技賦能對于發達國家而言，也未必完全是好事。正如《未來簡史》一書所言，對于那些嵌入智能時代的國家“α 世代”而言，同樣面臨著來自數據主義的威脅。“所有生物都演化為算法，而生命被數據所處理”、“無意識但具備高度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會比人類更了解人類自己”，越享受人工智能時代帶來的便捷與高效，越有可能將手中原本由人類自身應掌握的主導權力交給了數據主義產生的外部算法。由此看，“智能鴻溝”不止拉大了“α 世代”的成長差異，更衍生出一系列全球性的問題，進而沖擊各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性、文化和財富的均衡性、網絡信息資產的安全性和加劇數字治理進程的艱難性。

第二，從人口結構上看，“α 世代”人口分布將助推“西衰南盛”的進程。

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生育率有可能就越低。由于個性化教育、避孕藥物的普及、性別意識多元化、智能產品的生活替代等諸多后現代主義變量的沖擊，人口分布越來越呈現“西衰南盛”的進程。2010年以來，大多數人口增長都來自于“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非洲和亞洲。根據聯合國發布《世界人口展望 2022》顯示，2023—2100年主要國家總人口占全球比例中，最明顯的變化來自于歐洲和非洲。歐洲總人口占全球比例從9.3%下降到5.8%，非洲總人口則從18%大幅上升到38%。德國、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等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人口增長陷入停滯，甚至是負增長的狀態。“α 世代”成年后，這種“西衰南盛”的進程仍將進一步深化。研究顯示，到2050 年，印度人口還將增長3億，達到約17億；尼日利亞人口則由2022 年2.1億增長近一倍達到4.1億。埃塞俄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孟加拉國的人口都將激增至2億左右。巴基斯坦人口則會超過3億。人口激增面臨的勞動力增長，同時也將面臨著就業壓力與社會動蕩的風險。

由于移民等因素，美國、加拿大等少數發達國家仍將出現人口數量的漲幅，但種族矛盾、貧富差距、族群結構等因素將深度困擾著北美這兩個發達國家的發展。2022年的數據研究顯示，2010年后出生的“α 世代”以少數族裔為主，其中黑人人口比重保持在13%左右，而拉丁裔、亞裔和混血人口分別增至19%、6.3%和3%以上，這導致在2040年代美國不可避免地成為以少數族裔超過傳統上以白人為主體的另一種人口結構的國家。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我們是誰》中所擔心的國家認同危機終將一語成讖，因種族差異出現的“美國內戰”預言概率也將極大地提升。

第三，從大國格局上看，“α 世代”面臨著全球競爭G2（兩國集團）式的兩極化特征。

與前幾個世代不同的是，“α 世代”成長進程將面臨著大國追趕、競爭甚至地位更替的“百年變局”。2010年代，中國各項發展事業都在加速追趕世界發達國家。經過十多年的追趕，2020年代初，中國在經濟總量、貿易總量、科研投入、軍事支出、治理能力等各個方面都拉開了與歐洲、日本的差距，而成為美國情報機構所述的“日益成為近乎旗鼓相當的競爭對手”(increasingly near-peercompetitor)。美國學者尼爾·弗格森、弗雷德·伯格斯滕在十多年前先后提出“中美國（Chimerica）”、“G2（兩國集團）”現象變得越來越明顯。據《2023年全球智能硬件行業技術競爭格局》報告顯示，全球智能硬件第一大技術來源國為美國，硬件專利申請量占全球智能硬件專利總申請量的 37.23%；其次是中國，占全球智能硬件專利總申請量的28.66%，排在第三、四位的日本、韓國都占不到10%。中美兩國智能硬件總和占世界的 2/3。如此“G2”特征同樣適用于兩國的其他指標，2023年，中美兩國 GDP 占全球比重的45%左右；兩國軍費開支占全球比重的55%左右；兩國工業生產總值占全球的58%左右；等等。

不過，與當年美國學者提出的所謂“中美國”、“G2”稍有不同的是，兩國實力并沒有因相互接近和依存而呈現出平等互助、合作尊重的應有狀態。 美國自2018年首次將中國定義為唯一戰略競爭對手以來，在政治、軍事、貿易、科技、人權及涉藏、涉疆、臺灣等諸多問題上加大對中國的遏制力度，進而讓越來越多人擔憂在未來10—20年美國對中國發動的新冷戰不斷加劇，進而導致中美“半脫鉤”和“平行世界化”、世界陷入新一輪的危機與動蕩的窘境。對于各國“α 世代”而言，在跨境求學、國際工作、意識形態、技術使用、工具品牌、日常生活方面都有可能面臨著越來越多中美兩國之間“選邊站”的難題。

如上所述，筆者研究“α 世代”并沒有停留在分析這個代際的價值理念、行為偏好、消費習慣等靜態層面的人群特征，畢竟“α 世代”當下僅僅才處在1—14歲的少年兒童期，未來的不可琢磨性仍較大。相比之下，剖析“α 世代”的技術賦能、人口結構和大國格局的動態演化，更具有國家發展與戰略研判的重大價值。

03

“兩步走”戰略視野下的中國“α 世代”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中國少年先鋒隊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時寄語少年兒童：“時代總是不斷發展的，等你們長大了，生活將發生巨大變化，科技也會取得巨大進步，需要你們用新理念、新知識、新本領去適應和創造新生活，這樣民族、人類進步才能生生不息。”這可稱為是中國決策層開始關懷“α 世代”的標志性講話，也是中國“α 世代”未來受教育、被賦能、廣參與、做貢獻必須要把握的發展維度。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步走”的戰略安排，即到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2050年前后）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中國“α 世代”從1—14歲成長至26—40歲、正好發揮聰明才智、擔當國家棟梁的黃金時段。對此，有必要對中國“α 世代”成長趨勢提出必要的暢想與建議。

第一，中國“α 世代”是全球最能享受智能科技紅利的群體，同時要發揮數字治理挑戰下的全球示范表率作用。

截至2024年6月底，中國累計建成5G基站383.7萬個，占全球比重達 60%以上，實現了“市市通千兆”、“縣縣通5G”、“村村通寬帶”。中國算力總規模位居全球第二，工業互聯網融入千行百業，在交通、工業、電力、醫療、教育等各個領域實現大規模推廣。這種相較于世界的領先優勢促使中國“α 世代”比世界絕大多數同齡兒童少年都享有更便捷的日常生活、更高效的教育資源、更豐富的見識體驗的成長環境。換句話，當多數欠發達國家和動蕩地區的“α 世代”仍受困于饑餓、戰爭，當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的“α 世代”仍處在硬幣支付、慢速交通的生活狀態，中國大城市里的“α 世代”已將時速 350 公里的便捷高鐵、方圓 1 公里內必有清潔地鐵、無現金支付、刷視頻、網購視為打個人記事開始就擁有的稀松平常。

但另一方面，作為真正“AI 原住民”一代，中國“α 世代”也面臨著沉迷于智能科技產品、視頻娛樂而無力自拔的成長挑戰以及陷入數據主義、算法推送的未來人類喪失這個星球主導權的深度風險。針對此類風險，2019年中國教育部曾發布了《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指導綱要（試行）》，但還遠遠不足以完全應對數字治理深不可測的未來困境。對此，不斷落實和持續深化中小學信息技術課程改革、高質量培養中小學學生智能科技素養，形成中國“α 世代”高質量接受人工智能教育的成長環境，避免“AI 鴉片”的侵蝕，成為數字治理未來“人機共處”的生活典范與文明表率，是中國“α 世代”的重大歷史使命。

第二，中國“α 世代”是避免老齡化阻隔民族復興的關鍵力量，也是推動中國在智能化時代對世界做出更大貢獻的接續力量。

“α 世代”是中國人口快速負增長的一代，年度出生人口由2012年的1973 萬降到2023年的902萬。如果按這個趨勢下去，到2100年底中國人口很可能只有 6 億左右。要扭轉國人對人口負增長的民族焦慮與未來恐慌，中國必須要在“α 世代”加強“幼有所育”“幼有善育”的生育保障，既要通過稅收、津貼、育假、社區等一系列政策權益杠桿打好提升生育政策包容性的“組合拳”，還要通過人工智能全鏈條人才協同培養計劃、依托新型研發機構的科研大平臺與龍頭企業的應用場景，實現中國人的人口數量紅利向人口質量紅利的轉變、人口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的轉型。

另一方面，中國占據全球領先地位的5G通信網絡、大數據平臺、算力中心、算法庫等基礎設施的構建，是人工智能紅利惠及全民的底層保障，也是通過高效數字治理提升人口高素質發展、消除老齡化阻隔的基礎動能。“α 世代”是當下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目標的接棒者。立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推進人工智能高水平的開源開放生態體系，打通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信息“大動脈”，幫助發展中國家以更低成本和更短周期獲得人類前沿科技成果、縮小與領先國家間的技術代差，體現中國作為新型全球強國的角色與地位，是中國“α 世代”不得不承擔的未來重任。

第三，中國“α 世代”是避免大國競爭中失利的人才支撐，同時也是推動人類進入文明新形態的領銜人群。

當下的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振興靠人才，“α 世代”是中國最終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一代。面對近年來自美國“小院高墻”式的科技封鎖以及智能科技創新代差正在加大的潛在風險，西方一些媒體、智庫和政客掀起所謂“中國見頂論”，打壓中國發展預期，貶低中國未來人群的創新能力。對此，能否扛住未來20—30年的科技競爭，中國“α 世代”的重任尤為艱巨。更重要的是，化解中美競爭，需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走出大國爭霸預期，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也需要“α 世代”開放包容的心態、互商互諒的行為、相互尊重的品格。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強國之路，不僅需要高度重視對本國“α 世代”的創新人才自主培養，從娃娃時代抓起，激發更多孩童的天賦與天分，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少年人才制度體系與科技創新少年后備人才隊伍，還需要有更包容與開放的社會環境與“搶人”政策，增加對世界優秀青少年天才的吸引力，要有更多優秀孩童從小就到中國來求學生活，形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營造“識才愛才敬才用才”的開放環境與人才競爭比較優勢，為全球各國“α世代”的人才能在中國找到用武之地提供可能。

事實上，在剛剛結束的2024年巴黎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里都有多位朝氣蓬勃“10后”運動員嶄露頭角，充分說明“α 世代”已悄然登上了世界歷史舞臺。未來已來，“α世代”的時代帷幕已拉開。相比于前幾個世代，作為人工智能科技原住民的中國“α 世代”，在技術賦能、物資基礎等各個方面都比絕大多數國家的同齡人有先發優勢。此前在中國剛閉幕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140多次提到“改革”、30次提到“人才”、專門將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單獨放在第四部分來書寫，字里行間都在為“α世代”未來茁壯成長而做著頂層設計的準備，接下來的改革落實與政策執行變得尤為關鍵。

綜上所述，“α 世代”未來所面臨的經濟、社會、科技、政治演進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遠超過從前。研究“α 世代”的變遷在中國學術界才剛剛開始。繼續推進深入研究“α 世代”，細化未來國家演進的人口、人力、人才追蹤，對國家崛起、民族復興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指導意義。

【注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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