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張，聽說紀念堂選址定在天安門了？”1976年深秋的北京街頭，兩個裹著棉襖的工人蹲在建筑工地的石料堆旁抽煙。叼著旱煙袋的老木匠瞇眼望著廣場方向：“可不是嘛，昨兒指揮部開會，說要把毛主席安放在離老百姓最近的地方。”這段市井對話被《人民日報》記者記錄在當月的內(nèi)參中，成為后來人們追溯毛主席紀念堂選址的重要民間記憶。

1976年的寒風格外凜冽。9月9日凌晨的噩耗傳遍神州時，長安街頭的早點攤主剛支起油鍋，晨練的老人們舉著收音機呆立當場。天安門城樓下的警衛(wèi)戰(zhàn)士回憶，那天執(zhí)勤換崗時，所有人都把帽徽擦得锃亮。在舉國哀慟的背景下，中央政治局連夜召開的特別會議上，關于永久紀念毛主席的議題被鄭重提上日程。

選址爭議遠比外界想象的激烈。香山方案最先被提出。站在雙清別墅舊址眺望北京城，選址小組的工程師們反復丈量著地形圖。但負責安保的汪東興深夜驅(qū)車實地考察后，對著盤山公路直搖頭：“老百姓要來趟香山，得轉三趟公交車。”景山方案同樣遭遇現(xiàn)實困境，北海公園的管理員私下嘀咕：“游客量再翻三倍，怕是要把五龍亭擠塌嘍。”最終打破僵局的是建筑大師張開濟，他在方案討論會上用紅鉛筆重重圈住天安門廣場：“這里每天有十萬群眾經(jīng)過，毛主席應該看著他們上班下班。”

1977年5月24日的《光明日報》頭版，刊登了紀念堂主體結構封頂?shù)南ⅰ：苌儆腥俗⒁獾脚鋱D角落里的細節(jié)：三十名石匠正在雕琢漢白玉欄桿，他們的工作服上沾滿延安青松的碎屑。來自臺灣的雪花白大理石在基座處拼接時，現(xiàn)場監(jiān)工的軍委代表特意囑咐：“接縫要對得比地圖上的海峽更精準。”當西藏運來的花崗巖抵達工地時，負責驗收的藏族工程師次仁多吉跪地親吻石料，這個瞬間被新華社記者抓拍，成為民族大團結的經(jīng)典影像。

9月9日清晨的露水未干，天安門廣場已聚集二十萬群眾。葉劍英元帥拄著棗木手杖踏上臺階時，特意摸了摸門廊立柱的榫卯結構。華國鋒在揭幕儀式上的講話稿修改了十七稿，最終定稿時他親筆加上了“要讓八歲的娃娃和八十歲的老人都能看懂”。鄧小平在簽名簿上留下力透紙背的字跡后，轉身對李先念感嘆：“這個位置選得好，老人家能天天聽見長安街的自行車鈴聲。”

五位領導人步入瞻仰廳的腳步輕重不一，卻保持著同樣的節(jié)奏。水晶棺四周的射燈亮起時，汪東興突然抬手整理軍裝風紀扣——這個細微動作后來被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保留在膠片中。華國鋒凝視遺容的時間最長，據(jù)警衛(wèi)員回憶，他走出紀念堂時說了句：“主席書房那盞臺燈，該換新燈泡了。”這句話后來被解讀為改革開放的思想萌芽。

紀念堂開放首月接待量突破百萬，售票窗口貼出的告示寫著“每人限購兩張”。來自韶山的農(nóng)民參觀團凌晨三點排隊，他們挎包里裝著自家種的朝天椒和曬干的茄子條——這些都是毛主席生前愛吃的家鄉(xiāng)菜。有意思的是，建筑工地的炊事員老周成了義務講解員，他總愛指著穹頂?shù)啮探鸹y說：“看見沒？這圖案是我家二小子描的底稿。”

當歷史翻過這特殊的一頁，那些花崗巖基座上的鑿痕依然清晰可辨。每天清晨，儀仗兵擦拭立柱的身影與升旗儀式同步，長安街的車流在紀念堂投下的陰影中川流不息。門口那棵從湖南移栽的香樟樹，如今已長到三層樓高，枝葉間漏下的光斑灑在排隊人群的肩頭，仿佛在續(xù)寫四十多年前那個秋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