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一直認為，當代輿論場中的部分群體存在一種特點，即容易對意識形態(tài)做簡化理解，并由此產生極端化的傾向。這恐怕跟思想市場存在空白有一定關系。比如，有學者就曾指出部分人“中了激進主義的毒”，主張要對保守主義做同情性理解，尊重歷史的復雜性，承認人類理性的有限性。這種態(tài)度在當時那種“走出革命”的時代氛圍下是可以理解的。保守主義的理念輕原則、邏輯、推理，重歷史、事件、問題，然而國內關于保守主義的早期著作只是介紹了若干保守主義原則與精神，沒有具體介紹保守主義在不同時段、地區(qū)對不同現實問題的回應，這就簡單地把保守主義介紹成“對自由的保守”，從而把保守主義抬到了一個過分的高位上。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許可以說，保守主義的唯一合適論述方式就是歷史書寫。而埃德蒙·福西特的這本書《保守主義：為傳統而戰(zhàn)》恰好是從保守主義政治史的角度去探討保守主義的。他梳理了保守主義政治與思想從19世紀到21世紀的演變過程，既有宏觀的歷史脈絡描寫，也包含對個別思想家和運動的細致分析，揭示了保守主義傳統中內在的矛盾與多樣性。他將保守主義置于全球視野下，涵蓋了英美、歐洲大陸甚至拉丁美洲的案例，展現了這一傳統的統一與多變之處。對我們中國讀者來說，這本書的一個好處是既說明了保守主義的聲稱，也描述了保守主義的政治實踐與追求。

撰文

｜鄭非

《保守主義：為傳統而戰(zhàn)》

作者: [美] 埃德蒙·福西特

譯者: 楊濤斌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10月

保守主義：

人類政治實踐的底線

保守主義來源于英國和歐陸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既有埃德蒙·柏克那種克制的懷疑與犀利的批評，也有邁斯特更赤裸的反革命思想，這兩者同時構成了保守主義的基調。

在《保守主義：為傳統而戰(zhàn)》中，福西特把歐美保守主義政治實踐與思想劃分為下面幾個歷史階段：在進入大眾政治時代之后，保守主義的第一階段是從1830年到1880年，第一代右翼政治家、政黨和政治思想家們捍衛(wèi)階級社會，為社會團結和習俗的權威發(fā)聲，他們對自由資本主義和憲政制度同時持相當懷疑、批評與抵制的態(tài)度；

第二階段從1880年到1945年，歐美主流保守主義者們做出了歷史性的妥協，接受了自由資本主義觀念和憲政制度，他們抵抗的是“經濟民主”/社會主義。但除了他們之外，仍然有一些異議者。其一是邊緣保守派，仍然拒絕與自由主義民主妥協，其二是一些思想家、評論家，他們對現代世界的丑陋和不道德深惡痛絕；

第三階段則從1945年到1980年，為了對抗蘇聯，主流歐美保守主義者們與進步自由主義者結成了反共產主義聯盟，接受了福利資本主義；

第四階段則是從1980年至今，蘇聯崩潰之后，聯盟破裂，硬右翼（Hard right）乘機崛起，其最近、最新的敵人則是“倫理與文化民主”。

《保守思想》

作者: （美）科里·羅賓

譯者: 扶松茂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024年11月

福西特認為，有幾件事情讓保守主義一直保有相當的活力。首先，保守主義并不是一套固定不變的教條，而是一種應對現代性挑戰(zhàn)的思想框架，所以其主張其實一直在發(fā)生變化。保守主義當然有一些共同的核心特質，包括對傳統和社會秩序的尊重，對革命和激進變革的懷疑，以及對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歷史復雜性的承認，但在具體的問題上，不同的人和地方卻各自有不同的答案。這種多變性格讓保守主義具有相當的彈性。

其次，有些相互沖突的要求孕育于人類社會之中——“商業(yè)對創(chuàng)新之需求 vs. 人們對穩(wěn)定之渴望，全球競爭之要求 vs. 國家共同之利益，帶來好處的知識分裂和觀點的多樣化 vs. 使公共討論成為可能所必需的共同的忠誠與假設”。人們同時渴望兩者，于是在此之間產生了一系列張力。福西特強調，這些張力就是保守主義得以延續(xù)的動力，也是其不斷面臨危機的根源。

最后，盡管保守主義講究秩序與維護權威，但在現實中卻由于自由主義的不斷進逼而處于防守狀態(tài)，需要時時刻刻抵抗現代性，因此對現狀呈現出相當的批判性。這種批判性格讓保守主義實際上帶有幾分激進主義色彩，從而成為現狀批評者的有力工具。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盡管保守主義的面目模糊，但保守主義永遠不會從人類社會的政治與思考中退出。

美劇《副總統》第七季劇照。

冷戰(zhàn)中的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為傳統而戰(zhàn)》涵蓋了不同地方、不同時代的保守主義政治與思考。在這其中，筆者尤其關注本書對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史的敘述，這是由于筆者的現實關切造成的。美國（還有這個世界）明顯地在往回走。有些人認為，這不過是撥亂反正，回歸常識，走回20世紀90年代“白左當道”之前的里根黃金時代。筆者既覺得這些人小看了這次“往回走”的力度（世界可能不是回到四十年前，而是一百四十年前），也覺得他們對當代保守主義有所誤解。

看今日美國共和黨的主張，其實看不出他們止步于里根保守主義的樣子。福西特在本書中雖然沒有明說，但其實指出從1945年以來，美國的保守主義實際上分成了兩支。

福西特認為，在整個冷戰(zhàn)期間，執(zhí)政的共和黨人都屬于溫和保守派，在冷戰(zhàn)的影響下，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財產要向民主支付贖金”的想法，同自由派結盟，支持福利資本主義政策，也容忍彼時的民權運動。原因可想而知，攘外必先安內嘛。

但這并不意味彼時的更右翼的保守主義者沒有異議。1952年，在聽到艾森豪威爾獲得共和黨提名的消息后，一名右翼人物曾沮喪地說道：“唉，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又要多執(zhí)政八年”。當時的右翼保守主義者所看重的人物是小羅伯特·塔夫脫（美國前總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之子，當過共和黨參議院領袖）。他的種種主張，了解今日美國共和黨主張的人一定會頗感熟悉。塔夫脫也主張美國優(yōu)先論與孤立主義，對國際法和多邊主義不屑一顧，既反對羅斯福政府介入反法西斯戰(zhàn)爭，在杜魯門時期也反對美國同蘇聯主動發(fā)生沖突，對艾森豪威爾構建北約的做法也感到不滿（他的追隨者批評艾森豪威爾是一個全球主義者）。在經濟上他反對羅斯福新政與大政府，反對工會，主張企業(yè)自由。

羅伯特·阿方索·塔夫脫（1889—1953年），美國前參議員，保守主義重要代表人物，美國前總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長子。

小塔夫脫在與艾森豪威爾的競爭中敗下陣來，更右翼的派別在冷戰(zhàn)的大環(huán)境中蟄伏下來。但是，福西特指出，雖然塔夫脫敗于艾森豪威爾之手，但他的主張卻在之后仍然在共和黨右翼中流傳下來，1952年后的三十年保守主義政治史就是一場“對1952年的漫長復仇”（實際上，從今天的情況來看，這場復仇的時間長度遠遠超過三十年，而是八十年）。

在這個蟄伏期內，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有兩處新的不滿為右翼保守主義添磚加瓦，使他們在地底“悶燒”：一是白人對解除種族隔離的抗拒，二是基督教保守派對世俗放縱的反對。通過兩個人——參議員巴利·戈德華特和《國家評論》雜志的總編威廉·巴克利——的努力，反全球主義、反大政府、種族憂慮和反非宗教這幾條線很快匯聚在了一起，各取所需。

但此時右翼保守主義仍然不成氣候。1964年，戈德華特在與林登·約翰遜的競選中以懸殊票數差距一敗涂地。巴克利也自我調侃說《國家評論》不過是自由進步時代的宮廷小丑。不過，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們通常都認為，正是戈德華特接納了從民主黨那里叛逃出來的白人，重組了共和黨的基層組織，從而為以后的保守主義革命打下了基礎。《國家評論》雜志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成為美國保守主義者的重要媒體，為右翼保守主義掌握陣營內的輿論主導地位立下汗馬功勞。

2025年2月，《國家評論》出版的紀念雜志創(chuàng)辦人威廉·巴克利誕辰100周年的封面報道。

20世紀60、70年代的右翼保守主義的堅持生存最終為他們贏得了政治勝利：里根革命。不過，福西特認為，里根與其說是右翼保守主義的明星，倒不如說成功地利用了彼時的形勢。里根極有個人才華，擁有精明的調和能力和運氣，這使得他能夠在不執(zhí)行右翼保守主義議程的情況下保有自己的執(zhí)政基礎。他用對大政府的攻擊和不滿成功地統合了不同的保守主義派別，同時也能有效克制右翼派別的沖動。比方說盡管他一直批評政府揮霍無度，但里根政府實際上并未控制政府的財政支出。又比方說，他在1988年發(fā)表演講，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所使用的言辭是今日的共和黨人所不會使用的——“我們的和平貿易伙伴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的盟友。我們應該警惕那些隨時準備向我們的朋友宣戰(zhàn)的煽動家，他們一邊玩世不恭地揮舞著美國國旗，一邊削弱我們的經濟、國家安全和整個自由世界。國際經濟的擴張不是外國入侵，而是美國的勝利，是我們努力實現的勝利，也是我們對和平、繁榮、自由世界的愿景的核心。”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差不多二十年），是右翼保守主義日益壯大的時代。不過，在這一時期內，里根的政治繼承者仍然是溫和的保守主義者。在當時，這些溫和保守主義者沉醉于自己的國際成功之中，在自由貿易、一體化和多邊主義等議題上同自由派達成妥協與共識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第三條道路”成為一個響亮的口號）。他們有時也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他們反對過分的福利資本主義，也反對過分的種族平權運動（他們認為這既不自由也不公平，會適得其反），關注被自由派所忽視的社會文化和道德基礎。但同傳統保守主義不一樣的是，他們非常樂觀，對人性或人類前景不持悲觀態(tài)度，持有進步觀念。“他們所追求的并不是一個處處平等的社會，而是一個開放、包容、流動和多元的社會，他們希望調和而不是閹割資本主義。他們是自由主義的保守派或者保守主義的自由派。”這些新保守派沉湎于自己的成功之中，看不到時代的結束與轉換，也沒有看到自己陣營中逐漸增加的不滿聲。

隨著時間過去，冷戰(zhàn)共識終于在沒有冷戰(zhàn)環(huán)境的制約下破碎了。在二十一世紀到來之后，“硬右翼”（Hard Right）逐漸崛起于選舉之中，將新保守主義從王座上拉下了馬。福西特用硬右翼這個詞取代極右翼的理由是，極右翼這個稱呼會讓人誤解只不過是右翼中的邊緣角色，但實際上他們是當下右翼的中堅、主流，溫和保守主義才是冷戰(zhàn)時期的特殊產物。

福西特認為，當下的硬右翼有如下特點：一、硬右翼本身并不是保守主義的外來物，而是保守主義歷史傳統的繼承者，“它一直都在那里，作為一個陰影或良心般的存在，時刻提醒人們注意保守主義對自由主義現代性最初的矛盾心態(tài)”。它的主張可以用“保護財產、贊揚國家”八個字來形容，這一主張一直是保守主義的核心要素；二、它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與本土主義者的結盟，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的主張并不一致，自由意志主義者著眼于放松政府對經濟的管制，擺脫福利資本主義，否認市場對社會的責任，而本土主義者則要求政府放棄全球主義態(tài)度，以保護本土利益為先，關閉自由開放的大門。前者要求實現對財產的最小約束，而后者要求國家保護社會，這兩者因為對政府的共同反感結合在一起，但其實是有根本矛盾的。這種內在矛盾使得硬右翼的運動顯得極不穩(wěn)定；三、它不是法西斯主義，更合適的形容還是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四、它的出現得益于左翼或右翼的中間派未能兌現其諾言，從而遭到普遍唾棄。而右翼保守主義，由于其一貫的批判立場，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人們發(fā)泄憤怒的渠道。

假如福西特對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史的介紹沒有錯誤，那么當代美國右翼保守主義就很難說是對20世紀80年代的懷念，要回到國泰民安的里根時代，而是更老、更深層次的某種東西的復歸。福西特說道：“盡管幾乎所有人都對2010年后硬右翼的崛起感到驚訝，但它的主題或訴求都不是新的或原創(chuàng)的。”用福西特的話來說，當前的右翼運動也是一場“對1952年的漫長復仇”。

美劇《紙牌屋》第一季劇照。

民粹主義：被顛覆的內核

這本書給了什么樣的新啟示呢？它使筆者在內的讀者注意到了保守主義內涵的激進色彩，這是筆者以前所未曾留意的。

眾所周知，保守主義作為現存秩序、權威與規(guī)范的支持者，對激進主義有相當的批評，認為與人相關的事務，處理起來要慎重，切忌根據一兩條抽象原則與口號就進行劇烈的政治與社會實驗。他們對激進主義者尤其厭惡，常常批評他們都是些“文人墨客”，尖酸刻薄地指出，“他們專注于道德和政治批判本身，缺乏公認的地位或自身利益。他們的目標并非如自己所聲稱的那樣要創(chuàng)造一個更好的或改革后的新社會，而毋寧是使關于更好或改革后的新社會的爭論永無止境地持續(xù)下去，因為只有永不停止的爭論才能賦予政治文人以存在的理由……政治知識分子是訓練不足的醫(yī)生，他們能夠快速指出病痛之所在，無論這種病痛是真實存在的還是想象虛構的，卻無法理解什么是健康，也沒有能力治療病痛。”（當然，這種指責未必不是正確的）

除了抨擊激進主義者的自利心態(tài)，保守主義者也鄙視他們缺乏政治經驗。比如英國保守主義者歐克肖特就曾經痛批過所謂的“理性主義政治”。在歐克肖特看來，理性主義者擁有“工程師的性格”，認為“做事情就是解決問題”，看不到政治就是權衡利弊、協調相互沖突的利益的過程，注定是漫長的、低效的。其結果就是用技術知識取代實踐知識，在該動用手術刀的地方使用電鋸，還不打麻藥。這樣做的后果就是不斷地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人為制造一個又一個危機，看起來在解決問題，但每一種解決都會帶來新的問題。換句話說，一個工程師性格的人很容易將社會看成一部待修理的機器，極容易摧毀一種秩序或文明，但生產這種資源卻需要很長的時間。簡而言之，歐克肖特認為“理性主義的政治是政治上沒有經驗的人的政治”。結論是，要敬畏政治和秩序。

邁克爾·歐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1901-1990），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20世紀最重要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

但是，從保守主義政治來看，當保守主義者不再是防守方，而處于進攻/批判態(tài)勢的時候，他們對激進主義的接納與歡迎也不遑多讓。當今的硬右翼保守主義需要的是實踐保守主義的主張，但卻不歡迎保守主義的哲學。他們認為，應該放棄那種消極的政治態(tài)度，擁抱類似宗教的激情，才能夠指引前路。不要自我設限，要相信在政治上改天換地是可能的。

這種對激進主義的接納，在相當程度上有助于當代保守主義進行成功的政治動員，發(fā)起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這種政治成功進一步地鼓勵了當代右翼保守主義擁抱他們曾經鄙視的那種“理性主義政治”，政治素人不再是一個弱點，而是優(yōu)勢。一個絕佳的諷刺案例便是當今的特朗普政府任命一個由科技界精英組成的所謂“效率審查小組”來審查聯邦政府。一群在科技公司工作的年輕工程師在極短時間內刪減了大批政府合同，解雇了大量美國政府工作人員。共和黨支持者在歡呼這場政治革命，稱贊創(chuàng)新精神與“AI治國”。這會使每一個傳統保守主義者瞠目結舌。我們可以說，當代硬右翼保守主義接納了激進主義，也被激進主義俘獲。

本文為獨家原創(chuàng)內容。撰文：鄭非；編輯：李永博；校對：王心。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fā)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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