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5月26日，在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的會場，馬來西亞國會上議院副主席拿督諾嘉茲蘭面對記者提問“選邊站隊”問題時，他說：“如果必須選邊站，馬來西亞會選擇鄰居。因為一個遠在天邊，一個近在眼前”。而他口中的“鄰居”，想必不用明說也都知道是誰。

而這也并非馬來西亞首次在中美博弈之下亮明立場。早在2024年中美貿易戰再度升溫時，馬來總理安瓦爾便多次強調“不選邊站”的外交原則。

但諾嘉茲蘭的發言卻將這種“平衡術”推向更深的現實考量：當全球供應鏈重組迫在眉睫、大國競爭擠壓中小國家生存空間時，馬來西亞的“鄰居論”既是歷史經驗的延續，更是經濟與安全利益交織的必然且有效選擇。

馬來西亞做此選擇絕非偶然。中國已連續15年穩居馬來西亞最大貿易伙伴國地位，2024年中馬雙邊貿易額突破了2000億美元，占馬來西亞對外貿易總額的20%。更關鍵的是，馬來西亞對華出口商品中，諸如電子元器件、棕櫚油等都高度依賴中國市場，而中國投資的東海岸鐵路、數字自貿區等項目則直接推動馬來產業升級以及經濟發展。

相比之下，美國雖為馬來西亞的第三大貿易伙伴，但貿易結構以半導體代工和原材料出口為主，附加值較低，且可替代性更強。

這種不對稱依賴在面臨危機時，尤為凸顯。2024年特朗普競選時揚言要在上任后對華加關稅后，馬來西亞迅速調整策略，與新加坡共建“柔新經濟特區”，吸引中美企業轉移產能。正如馬來戰略學者趙海立所言：“當全球化的海水退去，地理鄰近決定了誰能最先穿上褲子。”

另外，南海紛爭一直都是懸在區域國家頭上的利劍。馬來西亞作為南海島礁主權聲索國之一，卻從未將爭議上升到成為對華關系的發展障礙。這與菲律賓不斷炒作“航行自由”、聯合軍演激化矛盾形成鮮明對比。在去年11月，馬來西亞國防部發布的《2026至2030戰略計劃》，就明確反對域外勢力軍事介入南海，強調“對話優先”原則，這一立場與中國推動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雙軌思路高度契合。

當然，馬來西亞更深層的考量，還在于戰略自主權。美國近年試圖通過“芯片四方聯盟”拉攏馬來西亞圍堵中國，但安瓦爾政府堅持拒絕將第三方制裁本地化。因為中國和馬來西亞不僅經濟聯系緊密，在技術方面的合作也十分緊密，例如5G網絡等，若真配合美國的對華戰略，馬來西亞將遭受極大損失。

與此同時，馬來西亞華人占總人口比例達22.8%，這也是東盟國家中，中華文化保存最完整的華人群體。這種人文紐帶不僅催生了鄭和紀念館、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等標志性項目，更在關鍵時刻能起到兩國關系的緩沖作用。

作為2025年東盟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正力推的《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強調“亞洲方式”，即非對抗性協商，這與美國主導的“規則型秩序”形成抗衡。諾嘉茲蘭在瓦爾代論壇的發言，恰是對這種區域自主意識的呼應：“我們不需要遙遠國家告訴我們如何與鄰居相處。”

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若必須選邊站，馬來西亞為何選擇中國？上面我已從幾個方面作出解答，但若更簡單一些，其實答案背后可以簡化為一道戰略方程式，即“地理權重（30%）+經濟依存（40%）+安全風險控制（20%）+文明認同（10%）”，最后等于“鄰居優先”。

1974年，馬來西亞成為首個與中國建交的東盟國家；50年后，當世界再度站在十字路口，這個“兩洋咽喉”之國又一次用行動證明：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與鄰居共修圍墻，遠比仰望遙遠地方更務實、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