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公直

圖為1957年3月劉少奇在鄭州做調查研究

1962年5月初，為安排好群眾生活，中共洛陽市委派出工作組到郊區安樂公社西崗大隊搞調查。工作組進村后發現，群眾真正關心的不是眼前的生活安排問題，而是如何迅速恢復農業生產問題，并且提出要求實行包產到戶的辦法，要求工作組“好好把我們的意見向市委反映反映”。工作組在召開社員座談會的基礎上，于5月12日以市委辦公室的名義向市委寫出《安樂公社西崗大隊部分農民對恢復農業生產問題的思想反映》(以下簡稱《西崗調查報告》)。

5月15日，市委辦公室將此調查報告刊登在自辦的第45期《內部參考》上，印發市委常委及有關部門參閱。時任市委書記處常務書記的朱輪看后，十分贊賞文中提出的包產到戶的辦法，認為這是克服農村困難，使農業生產迅速得到恢復的有效辦法，便以個人名義于5月20日把此調查報告寄給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并隨信寫了幾句話，請少奇同志考慮可否采用包產到戶的辦法，以此作為克服眼前暫時困難的特殊措施。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會上將包產到戶作為“單干風”嚴厲批判，所以劉少奇未給朱輪回信，這件事也就不再提了?！拔幕蟾锩遍_始后，這件事被揭發出來，在全市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認為“《西崗調查報告》是株大毒草”，“朱輪上書劉少奇是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罪該萬死”。朱輪因此受到殘酷批判，直到1978年才得到徹底平反。

西崗調查

1962年春，是三年困難時期最困難的時候。當時，洛陽市委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是貫徹中央和省委指示，在千方百計安排好社員生活的同時，縮小生產隊規模，實行“三包一獎”（包工、包產、包投資，超產獎勵）辦法，搞好生產度荒。正在市委全力開展這些工作的時候，3月底至4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開擴大工作會議，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等領導都參加了會議并作了重要講話。會議分析了河南農業生產下降、市場緊張、物價高漲、財政困難的嚴重情況，認為河南的財政經濟形勢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會議決定在嚴重困難的地區實行特殊的“借地度荒”政策，依靠群眾的積極性，發展生產。會議要求各地必須集中力量做好以恢復農業為中心的經濟調整工作，大力穩定市場，壓縮城市人口，加快對受到錯誤批判的干部的平反工作，以盡快扭轉河南的困難局面，力爭在六年內把河南全省的糧食和主要經濟作物的總產量基本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5月3日，省委發出借地通知，規定在原有自留地以外，借給每個社員二三分地（生產力破壞嚴重的地區，每人最多可借一畝），定產頂分配口糧，超產歸己。所借耕地，可以使用五年。

在貫徹落實省委上述會議精神和借地通知時，市委第一書記呂英十分重視郊區農民的生活安排。他對市委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說：“目前，郊區農民生活問題大極啦！辦公室要下去調查一下，說什么也不能讓郊區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庇谑鞘形k公室派出調查組，到郊區安樂公社西崗大隊搞調查，任務是了解社員生活安排情況，提供市委決策參考。

西崗大隊是個半糧半菜隊。全大隊1000多人，分為六個生產隊，共有耕地1060畝，其中糧田710畝，菜田350畝。這個大隊位于市區以南兩公里處的平原地區。這里土地肥沃，水渠縱橫，灌溉條件十分便利，素有洛陽郊區“小江南”之稱。新中國成立以后到1957年是這個大隊的黃金時代，歷來是個余糧隊。1957年上交國家糧食24萬余斤。那時，群眾口糧標準每人每年平均370斤，糧食比較富余。

1958年以后，由于受“左”的錯誤和自然災害的影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1961年，社員口糧每人每天平均按半斤計算，不交國家一粒糧食，國家還得向這個大隊統銷糧食64820斤。群眾生活困難，靠國家調撥紅薯片、蘿卜干維持。一部分群眾說：“我們是端著金飯碗要飯吃。靠國家救濟只能解決眼前問題，怎樣使生產力得到恢復，才是克服困難的根本辦法?！币虼耍鋵嵤∥甘?，迅速恢復農業生產，已經成為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

調查組本是來了解群眾生活安排的，然而進村后發現群眾真正關心的是如何迅速恢復農業生產的問題。于是，就圍繞農業生產恢復問題，調查組召開社員座談會，聽取群眾意見。

社員要求實行包產到戶

對于如何迅速恢復農業生產，座談會上討論了三種辦法。

按中央指示辦事，調整生產隊規模，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加強領導，克服隊與隊、人與人之間的“兩個平均主義”，調動群眾積極性，使生產得以恢復。但多數社員認為，這樣做并不能真正解決當前的困難。因為“隊越小，官越多”，對農業生產不利。該大隊現有六個生產隊，調整后再增加三個生產隊，共需增加隊長、組長等各類干部24人。加上現有的66名干部，共90人，占全大隊男全勞力147人的61％，占全大隊全、半勞力的近40％。按規定這些干部是不脫產的，只享受補貼，但實際上“現在有一種風氣，一當上干部就很少參加勞動了，而工分卻比一般社員高”。“‘食之者眾，生之者寡。’坐轎的人太多了，誰還抬轎呢！”

按上級政策措施，“把口糧田分到戶”。討論認為，這種辦法雖然能保證社員口糧，吃飽飯，恢復體力；但“這樣干的結果必然是厚了口糧田，薄了大田地”，個人與集體爭勞力、爭肥料的矛盾會越來越大，不利于鞏固集體經濟。從整體上看，農業生產并不能真正恢復?，F在，自留地與集體地的莊稼一好一壞就是證明?！巴且粋€天，同是一個地，同是一個太陽當頭照，為什么兩塊地里的莊稼一好一壞不一樣呢？”原因就是社員對集體不關心，對集體勞動這種組織形式不感興趣。善于投機取巧的人不好好勞動，卻得到優惠的報酬；老實干活的人總是吃虧，便也會出現磨洋工的現象。這樣，集體生產就難以搞好了。因此，借地辦法并不能真正解決農業恢復的問題。

包產到戶?！耙惶岬桨a到戶，大家就像打開了話匣子，滔滔不絕地說開了?！苯涍^討論，到會者80％主張用這種辦法。他們認為，“這對恢復農業生產最來勁，糧食產量不要三年就可以超過1957年，牲口最慢六年也可恢復”。與會者舉出了許多近年來部分生產隊采用“暗包工”的辦法加快農活進度，提高農活質量的例子。支部書記曾對這種辦法提出批評，說這不符合上級指示精神，而社員們卻說：“如果上級發覺，我們頂住，與你無干?！鄙鐔T們認為“包產到戶和單干不同。一是土地所有權是集體的，個人不準買賣，就不會兩極分化。二是這是集體領導下的個人分工，把集體生產的任務落實到每個社員身上，千斤擔子眾人擔。三是社員與社員之間是互助關系，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因此是可行的。“這對人民公社來說，正是鞏固，而不是削弱。”

社員們積極主張實行包產到戶辦法，對不讓搞包產到戶的做法很不理解。他們說：“堅持搞集體生產，是政府自找麻煩。不知道政府為什么要另外找這些麻煩。要是把地包到戶，你看人家能做好不！”有個社員信心十足地說：“要是包給我幾畝地，我活喝了它！”意思是說，不管遇到什么災害困難，他都能保證把地種好。

座談會列舉大量事例，說明社員消極對待集體生產、偷工減料的現象是普遍的；說明基層干部對暗中包產到戶現象是“睜只眼，閉只眼”，消極應付上級檢查的現象也是普遍的。他們說：我們大隊1957年上交國家糧食24萬斤?，F在，人口、土地和那時沒什么變化，1961年不僅未交一點糧食，反而國家又統銷給我們大隊6.4萬多斤糧食。一反一正，國家在這個大隊凈賠糧食30多萬斤。有人說：“這是有了旱災的緣故?！薄安粚?，西崗大隊常年渠水嘩嘩流，有啥旱災！這就是說，即便有自然災害，也不是造成糧食連年大量減產的根本原因。”

座談會上，還討論了包產到戶的具體實施辦法：把上級分派的糧、棉、油、菜、豬、羊、禽、蛋交售“八大指標”包死到隊，生產隊再根據各戶的實際情況，加上公積金、公益金、機動糧，包干落實到戶。社員除完成各項上交任務外，下余多少全由自己支配?！斑@樣賬目簡單，直來直去，不用評工記分，不用‘三包一獎’，不用很多干部，就能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生產就能搞好。”

座談會上，社員們再三要求把他們關于包產到戶辦法的意見“向市委反映反映”。調查結束后，工作組就以市委辦公室的名義向市委寫了《西崗調查報告》，發在《內部參考》上，印發市委常委和有關部門參閱。

《西崗調查報告》字里行間洋溢著對包產到戶辦法的贊賞與肯定。同時，除在文中幾個地方指明這是一種“錯誤思潮”外，更在結尾處進一步分析了“這種思潮越來越嚴重的原因”。聯系當時“左”的思想和困難的形勢，作者的這種矛盾心態和良苦用心，后人不難理解。遺憾的是，盡管作者已經明確表示了對包產到戶主張的“批判態度”，也仍然沒有逃脫在“文革”中受到嚴厲批判的厄運。作者在結尾處寫道：“包產到戶錯誤思潮之所以越來越嚴重，有一個方面的原因與公社、大隊、生產隊干部對這個問題所抱的態度分不開。他們明明知道群眾有這些意見，但他們既不敢向上級反映，又不積極說服群眾?！惫绺刹康膽B度是“上級怎樣布置，他們就照本宣科。群眾提到原則性的問題，他們就避而不談，明哲保身，但求無過”。大隊干部的態度是“對有些群眾偷偷摸摸搞‘包產到戶’不制止，不說服，睜一眼，閉一眼。上級如果檢查出來，就把責任統統推到群眾身上”。生產隊干部的態度是“墻上草，兩邊倒。群眾說‘包產到戶好’，他們就說搞集體生產是政府自找麻煩。上級文件下來了，他們就消極敷衍一番。得罪了上級怕整風，得罪了群眾怕孤立。進退兩難，啼笑皆非”。“以上幾種干部思想動態，雖然不是普遍的，但這種情緒越來越濃，發展下去，對集體化事業是極其不利的?！?/p>

作為后人，誰也無權苛求當年寫這篇報告的前人。我們之所以要把這段話摘引出來，是想讓讀者明白當年“左”的影響是多么深重。面對當時嚴重的困難局面，誰都有深切的感受，許多人都明白這種困難形勢是怎樣造成的，都知道最有效的克服辦法是什么。但迫于當時“左”的思想禁錮，誰都不愿也不敢明說。

在大批判面前

朱輪看到這個報告后，認為報告提出的包產到戶的辦法確實是迅速扭轉農村困難局面的有效辦法。他反復思考了報告中的一句話：社員群眾說“包產到戶是個大問題，市委做不了主，非毛主席說話不行”。他認為當時雖然“左”的思想還很嚴重，但從1960年貫徹“八字”調整方針以來，特別是1962年春節后，全國上下正在傳達貫徹七千人大會精神，從中央到地方正在大力糾正“左”的失誤，為前些年犯了所謂“右傾錯誤”的干部甄別、平反。在這種形勢下，包產到戶辦法雖有右的嫌疑，也不至于有什么大的問題。退一步說，即使由此招致個人犯了什么錯誤，但只要對黨的事業有利，對人民群眾有利，個人受點委屈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1915年，朱輪出生于湖南省華容縣朱家臺子一個農民家庭。父母去世后，靠其大哥朱嬰扶養成人。朱嬰早在北京讀書期間即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展黨的地下活動。后在上海、長沙、延安、西安等地長期從事革命工作。他從小就對朱輪給予革命的關愛和教育。他為這個小弟弟起名朱輪，意在教育他立志做一個紅色的車輪，擔負起改造中國的重任，把歷史的車輪推到共產主義社會。這在朱輪幼小的心靈里產生了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朱輪在少年時代還受到賀龍領導的紅軍的影響，帶領少先隊員協助紅軍進行革命活動。

1938年，朱輪在大哥朱嬰幫助下離開家鄉，奔赴延安，正式走上革命道路。他先后在延安陜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工作、學習長達八年之久。1954年支援工業建設時來到洛陽，歷任洛陽市委書記處常務書記、市長等職。

三年困難時期，面對整個國家，特別是廣大農村的嚴重困難形勢，朱輪憂心如焚，寢食不安。他清楚地知道，造成這種困難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災害而是我們工作中的“左”的失誤。看到《西崗調查報告》后，他如獲至寶，經過再三考慮，權衡利弊之后，不顧個人安危，以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說，這份調查報告所提出的包產到戶辦法，是否可以作為當前“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請少奇同志考慮。上書后，雖然未見劉少奇回信，但他在1962年9月學習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文件時得知，包產到戶辦法已被作為“單干風”受到嚴厲批判。對此，朱輪怎么也想不通。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有人在市委常委會議上揭發朱輪曾經上書劉少奇，向劉少奇推薦《西崗調查報告》，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揭發猶如一聲驚雷炸響，從市委大院傳遍洛陽城市鄉村，也傳到河南省委。一時間，“朱輪上書劉少奇是妄圖復辟資本主義”“《西崗調查報告》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大毒草”“打倒走資派朱輪”的標語口號滿天飛。

然而，不管當時的批判多么激烈，朱輪始終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他堅持認為，作為一個黨員向黨中央反映情況，這是自己的權利而不是什么錯誤。至于包產到戶辦法究竟是對是錯，應該讓實踐來檢驗。后來，雖然在當時“左”的形勢下也違心地作過檢查，但他堅信，這確實是克服當時嚴重困難的有效辦法，“今天批判我的人將來一定會自我批判”。

“文革”結束后，洛陽市委于1978年2月24日為朱輪徹底平反，一切誣蔑不實之詞全部推倒，所有受株連的干部群眾以及家屬一律平反。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連年豐收，國家政治、經濟形勢迅速好轉。許多老同志盛贊朱輪當年上書劉少奇的“英明創舉”。當年批判朱輪的一些人都在內心里自我反思，總結教訓。

1995年，當年揭發批判朱輪的那位老同志在洛陽病逝。當時已在鄭州離休的朱輪不計前嫌，不顧體弱多病，偕夫人李菲前往洛陽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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