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毛主席曾經向徐向東的紅25軍借錢的故事。最后，徐海東從僅有的7000銀元家底中，直接拿出5000銀元支援中央紅軍。因此，毛主席盛贊徐海東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實際上，這部分錢對于中央紅軍來說，尚可維持幾日開銷。但是，當各路紅軍匯集到陜北后，接近四萬人的紅軍隊伍的開銷，那可是一個天文級的數字了。

而此時，紅軍已經陷入到巨大的困難當中。首先，蘇聯共產國際的援助，早在1935年便斷了。而到陜北后，這里物資又極度匱乏，零星的靠打土豪來維持生計，也是杯水車薪了。

《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工作文件選編》就曾有這樣的描述記載：延安中央機關數次斷炊，靠打土豪暫時周轉。

此時，毛主席在苦苦思索如何渡過這一難關。他想到了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他深知，她是我黨的老朋友了，也是國民黨中少有的支持“左派”的重量級人物，困難提出來，她定能出手相援。

于是，毛主席專門給她寫了一封信，希望能通過她，向國民黨財政部長宋子文借5萬美元，以用于紅軍抗日及各項開支。

宋慶齡看過秘密送過來的毛主席的信件后，感受到紅軍已處于了極度的困難當中，這筆錢應該是救命的錢了。她輕輕地對送信的同志說，她會盡全力的，而她也是說到做到了。

很快，陸陸續續的糧食和軍需物資，以及大量的資金來到了延安，緩解了紅軍的燃眉之急，中央也就此穩定了下來，并很快實施了東征戰略。毛主席對宋慶齡的慷慨相助無比感激，甚至已經無法用言語來表達了。

前面已經講了，這筆錢在當時來說，已經屬于天文級的數字了。那么，這真是她通過弟弟宋子文借來的嗎？可不是這樣的。

1969年3月17日，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收到了一個特殊的捐贈，這是宋慶齡寫給廖仲愷、何香凝長女廖夢醒的一封未寄出的信，信中說：“那筆錢，我已將老宅抵押，細節未曾告知對方，不可擾人前線之思緒。”

而就是這句話，揭開了宋慶齡幾十年前，如何在兩個多月內，為紅軍籌措5萬美元的具體細節。沒錯，正如她寫信給廖夢醒講的那樣，她抵押了和孫中山在上海的老宅，最后向匯豐銀行貸了款。

實際上，毛主席根本不知道，在他給宋慶齡去信，希望她能說服宋子文，給紅軍借款五萬美元時，她早已經與宋子文斷絕了來往。因此，她是不可能聯系宋子文，也不會向他開口的。

面要講清具體的籌措過程，先得說一下宋慶齡的收入。主要有兩項：一部分是廣東省府給她的孫中山遺屬撫恤金，另一部分是她的演講或是稿酬的收入。

本來，她是想一次提取遺屬撫恤金，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積蓄來湊這筆錢的。但是，當時省幣信用不好，各個銀行都不愿意給她兌換美元，這條路就行不通了。

無奈，宋慶齡只好考慮另一條路了，靠自己的信譽貸款。于是，她拿出了與孫中山在上海莫利哀路29號生活的產權證書，直接給匯豐銀行上海分行做抵押，并滿足了銀行利息一次付清等多個苛刻條件后，終于得到了銀行兌給她的五萬美元面額的現匯支票，并通過秘密渠道送抵了延安，并給毛主席回信：“款項已按原意處理，請勿再提。”

當然，這筆錢直到在1954年，毛主席讓中央歸還宋慶齡時，她依然沒提這筆錢是怎么來的，自己付出了多少……

直到1969年，毛主席才通過廖夢醒捐助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的信，知道了這筆錢的來龍去脈。他感慨地對工作人員說，這是宋先生拿她和孫先生的屋子，換了我們的命，我們從此不能讓她受一點氣。

而這筆錢，也見證在了新中國的歷史上，更見證在了全國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