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于《北京對臺工作》

2025年第2期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臺灣光復80周年，是聯合國國際法秩序與現代中國國家建構的重要紀念年份。法西斯主義是人類公敵，根源于極端的種族主義、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是人類政治思想與組織的極端右翼化，是人類文明史中的邪惡幽靈與癌細胞。法西斯主義也是西方種族與文明中心論、等級論、優越論的極端化。在二戰的慘烈斗爭中，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道德和政治的大聯合，結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而中國的“東方戰場”是這一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在二戰中的巨大犧牲與偉大貢獻，是民族史詩，也是人類文明的輝煌篇章。

在共同反對日本法西斯的偉大斗爭中，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與團結力空前高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的重要組織形式和歷史過程。從中國國內政治狀況來看，共同的法西斯敵人和民族敵人為國共兩黨的聯合抗戰與政治團結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和條件，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1938年的抗日戰爭逐步進入相持階段，無論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還是國民黨政府的“抗戰建國論”，都有著以中華民族利益為根本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和責任倫理。抗日戰爭之勝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成果，而其中的關鍵成果之一就是臺灣光復與中國國家復歸統一。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奠定了當代國際法秩序的基本原則和制度框架，為人類進入和平發展新周期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其一，在反思和部分繼承國際聯盟體制的基礎上構建了聯合國體系，制定了《聯合國憲章》，確立了聯合國的三大宗旨，即和平、發展與人權；

其二，構建了以聯合國安理會與大國協調為制度框架和程序機制的國際和平新秩序，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進行進一步的國際法探索；

其三，構建了國際人權法體系，以《世界人權宣言》為憲章性文件，一定程度上整合了西方的自由人權觀、社會主義的社會人權觀以及東方國家的群體人權觀，特別是張彭春先生作為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力主將“良心”寫入其中以制衡西方啟蒙主義的“理性”，其文化來源正是中國儒家的“仁”；

其四，以聯合國體制為基礎構建了多邊主義的世界貿易體制和爭端解決機制即WTO框架，有效推進了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制度性進展；

其五，確認和發展了現代國際法體系中的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互惠互利等基本原則和國際關系準則，為反霸權和追求更為公正的國際新秩序提供了規范性的價值基礎和制度方向；

其六，聯合國系統及其推動下的國際爭端解決、人權合作、發展援助、人道主義援助與文化交流互鑒項目和實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做出了重要的準備、鋪墊、探索和引導，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性力量。

中國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歷來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支持聯合國系統的和平、發展與人權實踐，反對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長臂管轄，并積極探索人類和平發展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方案。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問題，也是二戰后的國際法斗爭問題。臺灣問題之產生，與中國內戰斗爭及外部勢力干涉密不可分。當前兩岸關系面臨嚴峻風險和挑戰，民進黨“臺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相互勾結，頑固推進“去中國化”與“法理臺獨”進程，并在中美新冷戰與全面關稅戰、貿易戰條件下試圖推動兩岸“大脫鉤”，為“臺獨”做全面準備和支撐。這些現實挑戰既直接威脅到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威脅到祖國完全統一的大勢與前途，也是對二戰國際法成果的嚴重侵蝕與背叛。

臺灣之光復，與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實質性貢獻有關，與中國參與的有關戰后世界秩序安排有關，在《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中均有關于臺灣地位及歸屬的明確條文，而中國就是根據相應安排對臺灣進行光復和治理的。但聯合國體制構建與臺灣光復的同時，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逐步分裂，冷戰鐵幕降臨，同時中國內戰爆發，國民黨政權被中國人民推翻，喪失了對中國的合法統治權和國際法代表權，退縮割據到臺灣。從此臺灣海峽不僅成為國共繼續斗爭的對峙戰線，也是美蘇冷戰對抗的重要陣線。新中國雖然在憲法和國際法意義上完成了對國民黨政府的“政府繼承”，擁有對臺灣的完全主權和治理權，但由于實際的割據對抗及外部干預，兩岸完全統一問題一再延擱至今。民進黨當局過度渲染和利用了臺灣光復后的治理矛盾，將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解釋為大陸來臺的國民黨政權對臺灣本土人士的嚴酷鎮壓事件，不斷制造和擴大臺灣族群矛盾并有意引申為“統獨”矛盾，為其“臺獨”政治私利服務，完全遮蔽了臺灣光復所具有的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國際法成果與中國國家統一成果的重大歷史意義。

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更是世界反法西斯國際法成果的規范要求。無論是“臺獨”分裂勢力主張的“去中國化”，還是外部干預勢力推動的新冷戰與臺灣“國際化”，都是對世界反法西斯國際法成果的背叛，也是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侵犯，是中華民族之公敵，也是中國憲法之公敵。今日之中國，不僅成為聯合國體制與人類和平發展的最重要維護者和引領者，更成為反霸權、反美國“經濟法西斯”與長臂管轄的正義斗爭的先鋒，是中華民族利益的最佳建設者，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佳推動者。在賴清德之“兩岸互不隸屬論”“大陸敵對勢力論”和“17 條”的激進“臺獨”挑釁下，在美西方“以臺制華”與特朗普全面關稅戰、貿易戰的威脅下，我們更需要追溯、確認和發揚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國際法精神與成果，精準提煉臺灣光復的國際法、憲法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之重大歷史和制度意義，在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指導下，堅決開展反“臺獨”、反干涉、促統一的斗爭與建設，牢牢掌握兩岸關系主導權和主動權，積極塑造祖國完全統一大勢，以兩岸融合發展、祖國完全統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交出圓滿答卷。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本文為作者4月11日在臺盟北京市委舉辦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臺灣光復80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

作者 | 田飛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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