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銜名單上沒有他，毛主席拿起名單，皺眉，“周駿鳴為何不在？”沒人敢回答。

地主出身與革命啟蒙

1902年，河南周家大院，高墻深宅，丁口上百。

父親是地主，家族三代經商務農，門第顯赫，周駿鳴排行老三，自幼習文，十七歲，放下筆桿子，自請入伍，沒人理解，家人驚訝，他只說：“文人沒用。”去了馮玉祥的西北軍。

入伍不久，他親眼見到上校軍官私吞軍餉，活活餓死前線士兵，尸體堆在河邊，沒人掩埋，他站在河堤邊，盯了一夜。

西北軍提倡“愛民如子”，但也殺起人來毫不手軟，部隊每到一地，征糧、打土匪、殺地方反抗者，打完仗分戰利品，軍官多，士兵少，他領教了“軍閥風氣”。

1931年，寧都起義，他帶著自己的一個連反了，他當時已是連長，手里有兵，熟悉武器，紅軍宣布接收起義部隊，他加入紅五軍團，被任命為115團團長，那年，他29歲。

紅五軍團駐扎贛南，毛主席經常來視察，有一次，毛主席在山溝小屋中召集軍官談話，說：“打仗是為群眾，不扎根群眾，紅軍撐不久。”

那晚，周駿鳴記下了這句話，藏在腰包里，跟著他十幾年沒扔。

1932年，紅五軍團部分軍官被遣散，原因是起義部隊成分復雜，整編困難，有人貪污，有人逃跑，軍委決定“清洗”。

周駿鳴因“家庭出身復雜”被列入遣散名單，他沒有吵，只是找毛主席談了一次話。

毛主席只說一句話：“你走，革命別停，拉隊伍，建根據地。”他回了河南。

當時河南黨組織尚未建立有效軍事力量，周駿鳴被任命為河南軍委書記，負責農民運動。

他招了一批舊部，開始在豫東地區組織暴動，地形熟、人脈熟，他很快控制了幾個縣鄉。

1934年春，黨內出事，一名聯絡員叛變，周駿鳴被捕，帶銬送至開封看守所，審訊三天，招供無果，敵人說他死硬，他說愿意“合作”，提出見特務頭子。

會面時，他揭露了偽省委設下的“釣魚網”，破壞了敵方布置，隨后被“假釋放”。

出獄后，他沒回縣里，直接隱入鐵幕山，他知道自己身份敏感，不想連累別人，一個月內，他只帶上了6個人、3條槍，開始打游擊。

游擊戰傳奇與軍旅高光

鐵幕山不大，地形復雜，南坡是密林，北坡是斷崖，周駿鳴帶人進山，在一個破窯洞里安營。

他們白天睡覺，晚上下山，偷武器，劫糧，放火燒敵據點，敵人反應慢，不知道山里有紅軍余部，兩個月后，他招到三十多人，槍也換成了漢陽造。

1936年，山里已有七八支地方武裝，他將他們合并，成立豫南紅軍團，人數1300人，其中近400人有槍，每天操練，紀律嚴格。

遇到搶劫百姓的，槍斃一個，解散一批，“這不是土匪，是紅軍。”他只說這句。

毛主席在延安聽說豫南有隊伍，命人調查，1937年，周駿鳴被邀請赴延安述職。

毛主席接見他，時間不長，問的都是細節，“糧食從哪來？”“干部哪訓練？”“地委怎么建？”他一一作答。

毛主席最后說：“國民黨不跟我們談，是你們力量太弱，弱了就得打，打到他們不能不談。”

這一年，新四軍組建。他的隊伍被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歸陳毅、張云逸指揮，他擔任副團長，主管作戰，直接掛帥。

1939年，半塔集遭到日偽合圍，敵軍約三個團，想剿滅新四軍南線主力，周駿鳴主動請纓，以八團為主力布防半塔北線，吸引敵軍主攻。

他布設地雷陣、三層火力點，堅守三晝夜，最終反包圍成功，殲敵千余，俘虜兩百人。此戰為新四軍立威，稱為“半塔保衛戰”。

戰后，陳毅在戰地總結會上說：“周副團長守的是我們南線的命。”他未回應，只在戰后夜里巡視陣地，逐個摸過戰士尸體，確認身份，記下名字。

抗戰后期，八團擴編，他調任新四軍軍部后勤處處長，參與豫皖蘇戰區后勤工作。

1949年，調至華東軍區任副參謀長，協助粟裕負責淮海戰役后勤，他提出將徐州南線補給主通道轉至泗洪—宿遷一線，繞開鐵路封鎖，成功保障三百萬斤糧草輸送，無一日中斷。

渡江戰役前，他組織修復蘇皖大堤，設立七個渡口，保障主力軍團強渡長江，任務完成后，他向參謀部提交辭職報告，理由只有一句話：“戰事已定，該交棒。”

授銜爭議：歷史問題與調離軍隊

1955年，授銜名單定稿。總參閱報。副總長指著一頁問：“這個人呢？周駿鳴？”

沒人敢接話，名單上確實沒有。

當年評定軍銜標準三條：革命資歷、戰功表現、現役職務，周駿鳴三條全夠，他是紅軍時期團長，新四軍副團長，華東軍區副參謀長，按標準，應授中將。

檔案翻出一頁，“1935年假投降事件”，列為“歷史復雜問題”，加紅線標記，備注為“保留意見”。

1954年10月，他調離軍隊，轉任水利部副部長，轉行政序列，自動脫離評銜范圍，這不是組織決定，是他自己寫報告申請。

報告只有一頁紙，字跡清晰，語句簡單：

“因歷史問題可能影響組織評價，本人申請調離軍事系統。”

副部長任命書下來，行政九級，沒人公開討論，軍隊系統都知道他是“紅軍出身”，但具體功勞，很少再提。

有人說他怕問題暴露，也有人說他心知授銜無望，不想再爭，老戰友私下問他，他只說了一句：“不影響別人就好。”

毛主席審閱授銜名單時，問：“周駿鳴為何不在？”秘書答：“已調水利部。”毛主席繼續看，手指停頓，“歷史問題？”再沒說話。

這不是表態，是遺憾。

按資歷，周駿鳴的軍齡、職務都高于不少授銜中將，一些老部下掛了少將，看名單時愣住，問：“老周呢？”

當年半塔保衛戰還掛在新四軍史料館里，他沒在那兒出席紀念儀式，也沒出現在任何將領回憶錄中。

他沒說過什么，調到水利部后，主動搬出干部宿舍，住進工程院的舊平房，下班從不進軍委招待所，穿灰布中山裝，干部食堂吃飯，沒人認出來。

歷史回響與晚年境遇

調任水利部后，周駿鳴負責淮河整治方案。

這不是他熟悉的領域，他在文件上批注：“缺工缺料，可調軍隊施工。”沒人理，他親自跑了八個縣查看堤壩走線。

一次，在淮濱縣施工點，他與工程兵連夜查看堤線，暴雨如注，他脫鞋蹚水，泥底一滑，摔傷了腰，住院三天，回單位沒請假。“我看過了，南線三號口要搶修。”

后來這個建議被采納，為后續防洪打下基礎。

1975年，淮河流域大水，潰壩三處，文件追責，周駿鳴當年任副部長，雖已離休，仍被點名“對工程決策負責”，未處罰，但名義上“負有責任”。

他沒申辯，那年起，徹底離開了工作圈。

在北京西郊一間三十平米小屋養老，窗臺上種辣椒，屋里只有一張床、一張書桌，來探望的戰友很少，有人勸他出席將軍訪談，他搖頭，“不合適。”

1990年代，有單位要為他立傳，被婉拒，他說：“那時候講究‘團結同志’，我做的不是榜樣。”

他常在屋里翻資料，用鋼筆在信紙上寫回憶，沒人知道寫給誰，寫完一封，折成三折，放入一個舊文件袋。

2003年，病重住院，他最后一次說話，是對護工說的：“資料歸檔，別亂動。”

11月9日凌晨，去世，病歷寫的是多臟器功能衰竭，醫院登記“普通離休干部”。

第二年，有黨史研究者在整理河南紅軍資料時，重查鐵幕山游擊隊線索，幾名老戰士口述，“我們是周駿鳴帶出來的。”研究所聯系水利部，才確認信息。

2006年，一份黨史刊物刊出《鐵幕山起義考證》，首次公開提及周駿鳴“在反圍剿失利后，建立游擊根據地，為新四軍整編提供有力支撐”。

2010年，河南省地方志編委為其單獨設立人物條目，結語寫道：

“以地主之子，投身革命；以將軍之功，隱身無名，歷史之重，不在名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