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圖書館的古籍修復室里，陽光斜斜地穿過窗欞，落在泛黃的書頁上。一冊冊被灼燒、蟲蛀、鼠嚙、霉菌侵蝕的古籍，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承載著百余年的記憶，卻因歲月摧折而支離破碎。

王嵐的手輕輕撫過一頁殘破的書頁，指尖觸到的不僅是脆化的紙張，還是一段凝固的時光。手邊的竹啟、鑷子、針錐仿佛時間的縫紉機，期待著通過她的十指，將斷裂的歷史重新綴合。

這個普通而別有意味的場景，正是一名古籍修復師的日常。

一

古籍修復，一個古老而小眾、少為人知的行當。早在1400多年前，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便寫道：“書有毀裂……裂薄紙如薤葉以補織，微相入，殆無際會，自非向明舉而看之，略不覺補。”這是中國古代關于古籍修復的最早記載。

撕出如薤葉般細長的紙條，在書葉缺損處輕輕搭上，讓它像從未破損過一樣。只有當陽光透過細如發絲的接縫時，才提示它曾經受過的苦難——如此溫柔治愈，無怪乎修書人也被稱為療愈書籍的“書醫生”。

過去，售賣書籍的書肆、書坊和字畫裝裱店兼做修書生意。新中國成立后，各大圖書館、博物館開始專設修書崗位。然而，綿延千年，修書仍然是冷門行當，尤其在全力追求經濟發展的時期，全國上下的“書醫生”一度不到百人。

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發布，提出大力實施“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推動古籍修復工作發展，這一行當逐漸受到重視。

也正是在2007年的一天，在首都圖書館采編中心工作了8年的王嵐，因裱畫問題請教館內唯一的修書老師傅。老師傅聽說王嵐會國畫，也喜愛傳統文化，十分驚喜，“你不如來這個崗吧”。思考一番后，王嵐向館里提出申請，轉身踏入了這個陌生行當。

雖然有美術基礎，但一切仍要從頭學起。從拆書、縫線開始，王嵐跟著老師傅邊學邊摸索。此時，全國高校還未開設相關專業，好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每年會在各地辦培訓班，短則一個月，長則三個月。日復一日，學習、實踐、切磋，王嵐慢慢地成了一名修書人。

二

紙壽千年。不同于今日機械制造出的紙張，1912年之前，人們經一道道手工工序將植物纖維制成紙，再以傳統工藝裝訂成書，其堅韌耐久更勝于今日的出版物。

但一冊冊書卷在世間輾轉流傳，仍經歷了重重劫難：霉爛蠹蝕，破損粘連，以及無盡的灰塵，淹沒了最初的紙潤墨香。

修書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優雅文藝。“那些書要多臟有多臟，要多破有多破，抖摟一下都掉渣，兩只手真不知道該拿哪里。”偏偏修書時不能戴手套，需雙手洗凈，直接觸摸紙張，感受紙張的肌理質感。因而，剛開始修書時，王嵐覺得很不適應。

但恰恰是這些污損朽爛、看似毫無價值的斷紙殘篇，承載著古代的筆墨，凝結著歷史的技藝，甚至可從中窺見一個文明的呼吸。這些不可再生的文物，唯有依靠修書人的手藝才能延續壽命、賡續使命。

通常，需要修復的古籍先在冰柜里冷凍5—7天，待蠹魚、書虱、黑毛皮蠹等書蟲凍死后，在常溫下進行修復；修復結束后再冷凍，最后放到恒溫恒濕的書庫里長期保存。修復師會依照《古籍特藏破損定級標準》對書籍破損程度定級，制訂修復計劃，并在整個修復過程中進行拍照記錄，最后撰寫詳盡的修復檔案歸檔。

用補紙修復蟲蛀、火星造成的小破損，是古籍修復中的一項“精細活”。中國傳統手工紙種類眾多，按原料大類可分為麻紙、皮紙、竹紙、草紙等等，每個大類里又有許多小類，如檀皮紙、桑皮紙、苧麻紙、白麻紙、混料紙……要尋到材料一致、厚薄相同、顏色相宜、簾紋相近的理想補紙并非易事。為修復1904年為慈禧七十壽辰頒布的一卷詔書，王嵐反復做了多次染色實驗，還專程到安徽涇縣拜訪非遺傳承人，只為配出詔書上那抹明艷的帝王黃。

比修復蛀洞更需要耐心的是緩解紙張的酸化。歲月流逝，導致紙張的主要成分纖維素氧化，稍有不慎便成齏粉。因此，需采取傳統的脫酸工藝，以毛筆蘸取氫氧化鈣溶液，輕刷酸化嚴重的地方；或將整張書頁浸入溫水或脫酸溶液中反復漂洗，直至焦黃刺鼻的污水變得清澈。

王嵐曾參與天壇藏清道光刻本《太常寺則例》的修復。此套書詳盡記載了清代北京各個壇廟的祭祀儀規，極具歷史價值。剛打開函套時，只見字跡清晰，沒有蟲蛀，僅見紙張四周因酸化而呈咖啡色。本以為能輕松修復，真正操作起來才發現極耗時間，一天只能修兩到三頁。“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紙張酸化修起來比修補蟲吃鼠咬還要難。”

三

古籍修復是一門手工活，修書幾十年的老師傅，指紋會因無數次摩挲紙頁而磨平。而王嵐也總是自稱“手藝人”，如果有段時間沒有修書，就會心慌不適，“這和練書法一樣，一天不寫自己知道”。

盡管古籍修復以手工為絕對核心，但并不拒絕現代科技的加持與賦能。

顯微檢測技術能分析紙張纖維結構，幫助修復師找到更契合的補紙；pH表面酸堿檢測儀能在不損傷紙頁的情況下測定酸堿度，為調配洗酸溶液提供參考。國家圖書館也已研發出紙漿補書機，修補整張書頁的蟲洞的速度大大加快。

只是，機器再精準，也不能像指尖那樣感知紙張的質感。事實上，紙漿補書機對紙張的匹配度要求極高，因而應用范圍有限，凡細微處還得依靠人來修補完成——技術為人所用，最終還得回歸手工。

雖然修復方法還是延續傳統，但修復的理念卻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逐步更新。誕生于1964年的《威尼斯憲章》，創造性地提出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必須遵守“真實性”與“完整性”兩大原則。時至今日，中國的修書人們也逐漸形成共識：古籍修復應盡可能地謹慎小心，遵循最小干預、修舊如舊、可逆性三條準則。

王嵐說：“我們不會像過去的一些修書人那樣，擅自在書卷上補字。對于化學用品的使用，我們也非常謹慎，因為無法預測隨著歲月流逝會對紙張造成怎樣的影響。”

現在，王嵐最常用的修復工具仍是自制的竹啟子、小針錐，以及自己用淀粉沖調出的糨糊。“用淀粉糨糊做黏合劑，不僅因為它安全無毒，還因為它有著易于揭除的特點。”用糨糊修復的書，浸泡于溫水中，還能再次揭開、拆下，這就為后來人的再次修復留下了空間。

至今，王嵐還記得修復專家朱振彬老師對水漬的獨特處理方式。那是幾年前，她向朱老師請教關于書頁清洗的問題。原以為老師會指導一兩種將書頁徹底洗凈、令其煥然一新的妙招，沒想到他卻說：“其實留下一點水痕也無妨。”

王嵐看到了朱老師所修的《韶山毛氏族譜》的照片。修復前，書頁紙張因浸水變得褶皺不堪，水漬形成的黃褐色邊緣非常明顯。修復后，書頁平整干凈了許多，但仍有淡淡的水痕若隱若現，平添了一抹歲月的痕跡。

朱振彬說：“特意不洗干凈，留下一點水痕，也是告訴后人，這本書曾經被水洇過。破損痕跡也是書籍遞藏過程中的一部分啊！”

如此“修舊如舊”讓王嵐既震驚又欽佩——古籍無須修到全新，而是要保留一點故紙的“舊氣”，在接續文物存世光陰的同時，依然保存它的滄桑感，將對歷史的無盡想象傳遞給后世的人們。

四

修書人是寂寞的。修書如修行，通常，一桌一椅，一人一書，一支毛筆，一碗糨糊，便是枯燥悠長的一天。

修書人也是孤獨的。修書十六載，王嵐修復過的古籍幾百本，而首都圖書館館藏古籍40多萬冊，需要修復的不在少數，“不僅我們這批人修不完，可能幾代人都修不完”。放眼全國，經大力推動，全國的古籍修復師已增至千人，但相比浩如煙海的待修古籍，同樣是杯水車薪。

青燈古卷、勞作無盡之外，修書人的孤獨和寂寞還在于，他們總是被反復問到同一個問題：既然紙張的破損、老化、腐朽是不可逆的自然規律，既然已有技術能將所有古籍電子化并廣為傳播、供人使用，為何還要像西西弗斯那樣，執著于一次次搶救那些終將湮滅的殘卷？

曾經為這個問題困擾過的王嵐，從業多年后，已能清晰地從理論角度解釋這一疑惑：“古籍保護方法從理論上可以劃分為三種：原生性保護、再生性保護和傳承性保護，三種保護缺一不可。在原生性保護中，古籍就是保護的主體對象；再生性保護則是針對文字內容的資料性保存，讓塵封的古籍免于藏而不用的遺憾；傳承性保護的主要形式有面向社會大眾開展與古籍保護相關的展覽、報道和互動體驗，吸納更多的人參與，從整體上增強古籍保護事業的力量。”

然而，這樣客觀理性的回答似乎缺了些什么。事實上，在王嵐的內心深處，還存在著另一個基于情感、源于熱愛的回答。

那是某年她在從麗江返回北京的飛機上冥思苦想后的一次“頓悟”。

那一年，她到麗江探訪東巴紙，跟著東巴紙傳人到山坡上采蕘花，剝掉蕘花枝條的外皮，用菜刀剁木芯，用腳踩木碓舂料，在竹筒里搗料……她在東巴文化博物館看到寫滿東巴文的經書，感受到東巴紙是如何凝結納西族的文化與宗教、連接雪山與它的子民的。但同時她也得知，現在的納西族青年大多不認識東巴文字，也不再有人抄寫東巴經了。分散在亞洲、歐洲、北美的圖書館中的一萬多卷東巴經，現在僅僅作為藏品存在于世。

“當一件物品脫離了實用價值，還能存在多久呢？既然要與時俱進，我們執意保護、努力傳承的又是什么呢？”在回北京的飛機上，王嵐思考著。

在飛機落地的瞬間，腦海里的古城雪山被眼前首都的璀璨燈火替代，但仍然令人止不住地回想。她忽然意識到，就像人有鄉愁一樣，一個民族也無法停止對自身記憶的溫柔凝視：“那些技藝與文物的存在，喚醒了我們精神家園中那一縷遠去的鄉愁，不由得讓我們回想起祖先的血脈曾與這些手工技藝緊密相連的歷史。那是延續人類文明的歷史，其中蘊藏的深厚情感是工業制造所無法取代的。”

《微相入：妙手修古書》

王嵐 著/繪

北京大學出版社

原標題：《走近“書醫生”：修復古書，是一個民族對自身記憶的溫柔凝視》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王一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曹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