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36年底，遠在歐洲傳來了毛澤東兩個兒子的音訊，這讓周恩來一陣歡喜。

　　1、毛岸英兄弟的下落

　　很快，遠在歐洲傳來了毛澤東兩個兒子的音訊，這讓周恩來一陣歡喜。

　　盡管在上海時，毛岸英還是個孩子，但他勇敢、有思想的個性已充分顯示，特別是在經歷了與年齡不相稱的苦難，親眼目睹親人慘遭殺害，磨礪出來的堅強性格，令周恩來難忘。

　　后來隨著中央紅軍處境越來越艱難，和上海的聯系也越來越少，中央最后和上海大同幼稚園失去了聯系。直到紅軍抵達陜北后，才逐步恢復與各地地下黨的聯系，周恩來才知道毛岸英兄弟的一些情況。

　　1934年上海國民黨密探察覺大同幼稚園的內情，準備對幼稚園進行搜查。地下黨得知情報后，立即通知了園長。

　　為保證這些孩子的生命安全，董健吾果斷決定，對孩子做緊急疏散，烈士子女由地下黨通知親戚帶走撫養，最后園里只剩下無處可去的毛岸英兄弟。董健吾將他們帶回家中，和自己的孩子一同撫養。

　　轉眼兩年過去，更加拮據的生活條件使他無法再繼續撫養毛岸英兄弟，他準備將毛岸英兄弟送到莫斯科去。1936年，董健吾利用去西安和張學良接觸的機會，婉轉提出請他幫忙送朋友的孩子出國求學。原想試試看，可沒有想到，張學良滿口答應。

　　或許張學良至今都不知道他當年贈送10萬法郎，并派人護送出國的孩子是毛澤東的兒子。

　　所以毛岸英兄弟和其他孩子出國途徑不同，不是從中國直接去莫斯科，而是從歐洲輾轉到莫斯科。

　　他們剛到歐洲的法國，世界大戰已經充滿了火藥味，法國也如同驚弓之鳥一片慌亂，毛岸英兄弟一時和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接不上頭。

　　兩個孩子因為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加上長期生活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也不敢輕易信任人，一度和接頭的人失去了聯系，變成了國際流浪兒。

　　就在這時，周恩來得到了毛岸英兄弟在法國的消息，當機立斷給駐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發去“派人去法國接毛岸英兄弟到蘇聯”的電報。

　　康生那時在共產國際工作，就由他去法國，通過大使館的渠道，想法找到了毛岸英兄弟，并且將他們安全地送到了莫斯科國際兒童院。

　　得到毛岸英兄弟消息不久，周恩來去西安談判，住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

　　2、孫維世的故事

　　一天，他在院子里和人談話，隱約聽見有女孩子的哭聲。他奇怪地走出來，看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坐在院門口的高門檻上，正用袖子擦眼淚，還有一個二十左右滿臉掛著愁容的小伙子倚在土墻邊，他們手里都提著包袱。

　　周恩來感到這兩個年輕人一定有什么事情，或許他能幫助他們，就上前打聽。

　　那個女孩一見是領導模樣的人，立即揚起淚臉，一點也不膽怯。

　　“我和哥哥要到延安去抗日，可是里面的人說我們沒有介紹信，不能去延安。我們聽說周恩來伯伯在這里，我們好容易才找到這里。”

　　這個小姑娘不是別人，就是周恩來非常喜歡的孫維世。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孫維世找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想申請去延安。可是誰也不認識她。況且她年齡才16歲，自然得不到批準。

　　孫維世邊說邊哭，好不傷心。

　　周恩來已經十年不見孫維世，一開始竟未認出她來。他聽她說周伯伯，又仔細地瞧了她一會兒，終于想起了孫維世小時候熟悉的影子。

　　他一把摟住她，連聲叫道：“啊，孩子！孩子！”

　　可是孫維世還在發愣，看來她沒有認出眼前的人是誰。

　　周恩來笑了起來，故意逗逗她：“你認識周恩來伯伯嗎？”

　　“當然認識！”孫維世自信地點點頭。

　　“那我是誰？”周恩來指指自己的鼻子。

　　孫維世這才反應過來，高興地大叫了起來：“您就是周爸爸！

　　“周爸爸…他們不讓我去延安…”說著又委屈地哭了起來。

　　周恩來刮刮孫維世的臉，“這一點小事情就哭鼻子？還沒有小時候勇敢！”

　　周恩來將孫維世兄妹領進自己的房間，過了幾天，他就將他們兄妹送往延安。

　　周恩來和鄧穎超把孫維世送走后，又想法和孫維世的母親任銳聯系上了。周恩來在一次去延安看望任銳時，正式認了孫維世為他的養女，這是周恩來唯一認了親的女兒。以后周恩來和鄧穎超常給孫維世寫信，傾注慈愛父母的愛。

　　3、劉愛琴的故事

　　1938年，已經立春多日的春季遲遲沒有光臨長江重鎮武漢，天氣和冬天一樣，雨霏霏霧蒙蒙的，陣陣寒氣隨著江風透心的冰涼。

　　周恩來穿著大衣，還覺得身上冷絲絲的。他剛從國民黨黨部開會回來。

　　自從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已無立足之地的國民政府只好將大本營從南京搬到相對遠離海疆，遠離日本軍艦的內地武漢。可是形勢不容樂觀，日軍長驅直入，已經直逼武漢等沿江城市…

　　所以周恩來幾乎每天都要去國民黨那里商談國共聯合抗擊日軍進攻的事情。

　　這天，他剛回來，還沒有進房間，就聽見房里有女孩的抽泣聲，一會兒又聽見鄧穎超和女孩輕聲談話聲。他快步推門進去，看見一個瘦弱的女孩穿著破爛不堪的衣服，坐在沙發里哭泣。孩子看見進來了陌生人，驚恐地站立起身子，一雙大眼睛里汪著淚水一她瘦小的臉龐和袒露出的手腕上隱約看見紫色的傷痕。

　　周恩來一驚，莫不是漢口地下黨找到了劉少奇之女？前幾天，一個拉黃包車的車夫，將黃包車悄悄停在八路軍辦事處門前，好像是等客人，卻不見他招攬生意，而是蹲在一邊吸旱煙。

　　他見周恩來出來，便將煙斗往鞋底磕了磕。這是他和周恩來的接頭暗號。

　　原來這個車夫是潛伏在漢口的地下黨員。周恩來馬上明白車夫的意思，便和副官坐上了他的黃包車。

　　“車夫”拉著周恩來走進一條偏僻的街巷，放慢腳步，輕聲告訴周恩來：我已經尋找到劉少奇的女兒！

　　隨后這個地下黨員將他如何尋找孩子的經過一五一十講給周恩來聽。

　　他先按照地址尋找撫養孩子的那家人，可是找到地址了，卻換了主人。聽說以前那家工人早已搬了家，好像在什么靠江邊的棚戶區。他只好沿江一個挨一個尋找棚戶區。經過一個星期的打聽查訪，終于找到了寄養孩子的人家。

　　哪知他一提是來接孩子的，孩子的養母便嚎啕大哭起來，“你們怎么現在才來哇！”

　　他開始還以為孩子夭折了，覺得十分失望，也跟著嘆氣。

　　后來養母平靜了情緒才說出，因為家境困難，家中孩子又多，實在無法養活這個養女。為讓孩子能有個活路，將孩子賣給漢口一戶殷實小康的人家，做了那家的童養媳。

　　“算算已經賣了三四年，還不知死活。”養母說到這里，又哭了起來，她這些年老覺得對不起孩子的父母，對不起苦命的孩子。她連看孩子的勇氣都沒有。

　　孩子沒死！這個地下黨員精神一振，二話沒說，立即讓養母帶他去見孩子。

　　到了孩子做童養媳的人家，一走進院子，就見一個瘦弱的女孩在水井邊一上一下地打水，那個木桶幾乎有她半人高，搖擺不定的木桶不斷濺出水來，孩子褲腳上被水澆得濕淋淋的。

　　已是寒冬臘月的大冬天，孩子還穿著單鞋，兩手凍得通紅，長滿了凍瘡，養母三步并兩步跑上前，幫著女孩把水提上來，然后心痛地抱住孩子哭了起來。

　　孩子先是愣愣地望著來人，她已經幾年不見自己的媽媽。不過她那時還不知道母親是她的養母。當她看清楚是自己日夜思念的親人時，“撲通”丟下水桶，撲進媽媽懷抱。孩子大概長期挨打挨罵，飽受凌辱，連哭聲都不敢放大，只見消瘦的雙肩在養母懷里劇烈地抽搐，眼淚像斷線的珠子，叭叭直落。

　　那悲哀的哭泣與呆滯的眼神，將一個童養媳所承受的巨大苦難表達得一清二楚。

　　后來養母才知道，原來以為找了個條件好的人家，能給孩子找條活路。哪知，這家人心狠手毒，將一個才幾歲的孩子折磨得尋思走自殺這條絕路。

　　投井自殺的孩子，被人發現救了上來，沒有死成，但以后遭受的折磨更加慘重。而嘗過死亡痛苦的孩子，心靈里再不會感到生命的意義。

　　她小小年紀老是覺得自己已經死去一般。她開始變得神情呆滯，反應遲鈍，沉默寡語…

　　養母聽見孩子的訴苦，看見孩子身上的傷痕，捶胸頓足自責，就是讓孩子跟著自己餓死，也不該將孩子推進火坑啊！

　　孩子一定要帶走，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這個接孩子的地下黨員和買主家的惡婆婆反復爭論，終于用20塊大洋為苦命的孩子贖了身。

　　可是孩子一直以為養母是親生母親，說什么也不肯跟這個化裝成黃包車夫的地下黨員走。養母只好又將她帶回家。所以這個地下黨員連忙來向周恩來匯報，請示是不是先讓孩子留在養母家住一段時間。

　　周恩來聽完地下黨員的講述，當即表示不行。孩子從人家家里接出來，人家難免會有怨氣，如果到處說這件事情，很容易走漏風聲。如果讓國民黨密探知道了，對孩子和那家撫養的工人夫婦都不利。

　　“你一定想法將孩子接到辦事處，越快越好。一定記住，要確保孩子的安全！”

　　幾天后，這個叫劉愛琴的孩子終于被帶到八路軍辦事處。她的這個名字也是養母才告訴她的，聽養母說，是她生身母親為她起的名字。

　　鄧穎超一見孩子長得又瘦又小，12歲了，卻像七八歲孩子的個頭，心痛地將孩子拉進房間里，打來熱水，為孩子洗了臉、梳了頭。

　　可能孩子多年沒有人這樣疼愛她了，她望著鏡子里和祥慈善的鄧媽媽，問：我的親媽媽像你嗎？

　　看來孩子只是知道了自己還有親生母親，卻不知道親生母親早已離開了人世。

　　鄧穎超想了一下，覺得應該將事情真相告訴孩子，就對她說，你的媽媽為革命英勇犧牲了，她是你的好媽媽，也是我們的好姐妹，更是我們黨的好女兒。

　　黨組織千方百計找到你，讓你回到親人懷抱。這不僅是你父親的愿望，也是你母親的愿望。以后我們還要送你去延安上學，你的父親在那里。所以你要化悲痛為力量，向你媽媽學習，做一個堅強勇敢的人。

　　正在劉愛琴一會兒難過一會兒自慰時，周恩來走了進來，鄧媽媽讓她叫周爸爸。她已經從養母那里知道，是周恩來爸爸派人救她出的苦海，原本不再流淌的眼淚不知怎地又不聽話地淌了出來…

　　她哽咽著叫了聲周爸爸就再也說不出話了。

　　骨瘦如柴的劉愛琴站在周恩來面前，他看見孩子的衣服實在太破太短，小腿小胳膊都露在外面。一股憐愛之情涌上心頭，他立即叫來通訊員，讓趕快給找一套小軍裝來。

　　周恩來走到流淚的孩子跟前，細細端詳，發現她長得和她母親何葆珍很像，就撫摸她的頭，親切地問：“孩子，你記得父親和母親的模樣嗎？”

　　劉愛琴茫然地搖搖頭。

　　“知道有哥哥和弟弟嗎？”

　　“我還有哥哥和弟弟？他們在哪里？”

　　周恩來嘆了口氣，說，“你哥哥已經打聽到下落了，在你父親的老家，放羊娃啊，也吃了不少苦，我已經派人去接他了，不久也要來這里。可是你弟弟現在還沒有找到。”

　　警衛員將小號棉軍裝找來了，周恩來讓劉愛琴換上。盡管是最小號的軍裝，套在劉愛琴的身上還是過于寬大。

　　劉愛琴擺動擺動袖子，用手摸摸衣襟，臉上有了孩子的笑容。她突然天真地問：“我的媽媽也穿軍裝嗎？”

　　沉浸在幸福中的她已經將和她長相酷似的媽媽牢牢地烙在腦海里，她希望能更多地知道媽媽的事情。

　　4、何葆珍烈士的故事

　　周恩來和鄧穎超就向她講述了她媽媽的往事。

　　年僅12歲的劉愛琴吃驚地發現她不僅和母親長相相似，連她的童年竟然也和媽媽如此相似，這究竟是命運的巧合還是命運有意的安排？

　　劉愛琴的媽媽何葆珍是湖南人，小時候因為家境貧寒，10多歲被賣給地主家一個女傭人當童養媳，和未來婆婆一起成為地主的傭人。她當然不能知道在她犧牲以后，她唯一的女兒也走上了這條凄慘的道路。所不同的是，劉愛琴的媽媽利用陪地主女兒讀書的機會，認識了字，而且學習好于地主女兒。而劉愛琴沒有任何機會接觸文化，12歲還不識字。

　　一旦有了文化，人的命運往往會因此而發生轉折。媽媽在私塾先生鼓勵下，想報考縣女子師范，但是地主讓她用其女兒名字頂替，才容許考，結果她考的成績非常好，可是最后走進師范校門的是地主的女兒而不是她。1918年媽媽已經16歲了，她逐漸明白自由的含義，堅決和地主及那個女傭解除了關系，考進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她半工半讀，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當局開除。她在毛澤東的指點下迅速成長起來，被派到安源煤礦協助劉少奇開展工作，媽媽22歲時成為劉少奇的妻子。

　　大革命失敗后，她不得不將自己才1歲多的女兒，就是現在睜著一雙好奇的大眼睛，聽周爸爸和鄧媽媽講媽媽故事的劉愛琴，寄養在漢口一個同情革命的工人家里，所以劉愛琴從記事起，就只見過那善良的工人夫婦，她一直以為他們就是自己的親生父母。

　　在寄養她的同時，父母又將他們的大兒子劉允斌，也就是劉愛琴沒有任何記憶的哥哥送回父親的老家。然后母親忍受兒女離別的痛苦，開始跟隨父親過著危險而動蕩的生活。

　　當他們從白色恐怖的武漢到上海時，上海也是白色恐怖一片。

　　母親被黨安排做地下聯絡員，公開身份是教師。不多久，他們的第三個孩子，也就是劉愛琴的弟弟劉允若在上海出生。1932年，父親和周恩來伯伯都撤離上海到蘇區工作，黨組織見母親以教師職業為掩護，做得很好，沒有暴露身份，就留下她繼續從事地下黨的工作。可是次她在街上行走時，被叛徒發現。她設法擺脫了叛徒的跟蹤。可是她剛收拾了東西，準備帶3歲的兒子離開家時，晚了一步，便衣特務已經包圍了她的住處。

　　母親知道此次難逃敵人魔爪，但她實在不忍心讓幼子和她一起遭到不幸，便急中生智，隨手將孩子推進站立一邊不知如何是好的房東太太的懷里，低聲說了句：以后會有人接走這個孩子，請你幫助我照管幾天…拜托了。

　　以后這個弟弟失蹤了。

　　因為何葆珍媽媽在上海早已改名換姓，敵人一時無法認定她是不是共產黨分子，只好判她15年徒刑，囚禁在南京監獄，不幸的是又一個叛徒指認了她是共產黨，而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少奇的妻子，她的真實身份再無法隱瞞了，1934年秋天，她被屠殺在南京雨花臺。

　　媽媽的故事讓劉愛琴淚流不斷，也讓她感到世界上還有一種人在用另外一種方式生活，這是和童養媳截然不同的命運。沒有了母親固然令她傷感，但是有這樣的母親也讓她自豪！

　　以后劉愛琴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和周恩來伯伯住了一段時間，大家發覺這個膽怯而且臉上掛著憂郁的小姑娘，發出了孩子的天真笑聲。她不再提心吊膽，不再怕那家兇狠的婆婆抓她走。

　　又過了幾天，八路軍辦事處有人要去延安，周恩來將劉愛琴交給他們，讓他們將這個孩子帶到延安，交給劉少奇。

　　劉愛琴抱著鄧穎超哭了，她不想離開她剛剛認識的親人。周恩來和鄧穎超為她擦干眼淚，像送一個遠行的孩子那樣，對護送的人，交代又交代，叮嚀又叮嚀，生怕路途有個閃失。因為從武漢到延安，一路都是抗戰的戰場，十分危險。

　　她到延安剛剛和陌生的父親有了一點感情，她翹首盼望的哥哥，正像周恩來爸爸所說的那樣，很快也來到了延安。

　　5、劉允斌的故事

　　兄妹倆一交談，劉愛琴才知道劉允斌哥哥的童年也非常不幸。

　　劉允斌出生在1925年，比劉愛琴大1歲。他們出生時，劉少奇和何葆珍都在安源煤礦領導工人運動，他們日夜都在為革命四處奔波，孩子成了他們的包袱，很小便把他們分別送走。

　　年幼的劉允斌生活在父親老家湖南省寧鄉縣，這里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充滿了苦難和血淚。小允斌如同路邊的小草，雖然經受沉重車輪的碾軋，還是慢慢地成長起來了。

　　劉允斌記事了，懂事了，能記住許多人和事，懂得許多人情世故。

　　可他就是記不得自己父母的模樣，不懂得父母為什么不來看他。盡管他也受到過母親的愛撫和親吻，但那時他還處在襁褓之中，無法體會這種深情的母愛。

　　劉允斌當時只有2歲，寄養在伯父家。他懂事以后，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家人的冷眼之中，心里常常感到壓抑和不解：我自己的父母呢？他們為什么不要我？

　　劉允斌才4歲，伯父就讓他放牛、割草。有一次，他在村邊放牛，突然撲來一只惡狗，他的腿被狠狠咬掉一塊肉。不久傷口就感染化膿了，家里也不給他治，還逼著他繼續干活，很久很久，傷口才愈合，但是他幼小的心靈留了一道無法愈合的傷口…

　　就這樣，劉允斌在沒有溫暖，沒有母愛和父愛的人世間掙扎著、哭泣著，他多么需要媽媽的愛護啊！

　　而媽媽又在哪里呢？

　　1934年，何葆珍已被囚禁在南京一座國民黨監獄里，即將走向刑場…她永遠也聽不到自己親生骨肉的呼喚了。

　　何葆珍同難友們告別，邁著堅定的步子向雨花臺走去。可她也是母親啊，心里怎能不掛念自己的丈夫和情況不明的三個兒女。

　　何葆珍犧牲后，劉少奇和黨組織想接回允斌，并一直在設法尋找下落不明的劉愛琴與劉允若。可是因當時一片白色恐怖，這些打算一時無法實現。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后，劉少奇通過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的幫助，接出了劉允斌，找到了劉愛琴。抗戰勝利后，周恩來又從蘇北農村找到了劉允若。

　　劉允斌從小性格倔強。他很佩服本村私塾老先生朱贊延，他為人耿直，滿腹學問。老先生教授屈原的《國殤》對劉允斌的影響很大。劉允斌對屈原這種可殺而不可辱的精神十分崇敬，曾和小伙伴們步行百里到汨羅江尋找屈原的遺跡，以示憑吊。

　　1938年底，劉允斌在延安和父親相聚。他走進父親的窯洞里，桌子旁一個胳膊上佩帶“八路”袖章的人興奮地站了起來。

　　這個人高高的個子，穿布鞋打綁腿，頭上有些白發。

　　“叫呀，這就是你爸爸！”帶他來的人對他說，而他站在那里卻怎么也說不出話來。難道他就是自己的父親么？他定定地望著面前這個高高瘦瘦的人。

　　“我的兒子”很少動感情的劉少奇，這次動了感情，他情不自禁把兒子攬在懷里，一個勁地說，“快長成大小伙子了！”

　　劉少奇十多年來戎馬倥傯、浪跡天涯，自兒子出生還沒有見過他幾面，這次見到已13歲的愛兒如鴻雁翩翩而至，舐犢之情，令人潸然。

　　“爸爸，這些年是否忘了我？”允斌心底的壓抑和不解油然而生，仰頭問道。

　　“不思量，自難忘呵！”劉少奇難過且感慨地回答。隔壁毛澤東聽說劉少奇的大公子來了，也來看望，聽劉少奇這番言語，也若有所思地感慨起來，他是否也想起了自己在蘇聯的兩個兒子？他何嘗不是自難忘呢！

　　劉允斌來到延安后如沖出籠子的鳥兒見到了高闊的藍天一樣，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對一切都感到新奇。在這里，他第一次見到了比他早幾個月到延安的妹妹劉愛琴，并一同進入延安保育小學讀書。他們每天都到寶塔山下的延河灘上去出操、上課。

　　黨組織在找到湖南的劉允斌、武漢的劉愛琴后，卻一直沒有找到在上海失蹤的劉允若。

　　周恩來曾經多次指示上海地下黨尋找，過了好幾年，才打聽到何葆珍當年留下的孩子被一個無業游民收養。

　　等劉允若回到父親劉少奇身邊時，已10多歲了，抗日戰爭也已經結束。黨組織尋找這個孩子整整用了八年時間。劉允若因為長期生活在充滿悲苦和愚昧的貧民窟，從小得不到母愛和父愛，過著沿街乞討打小工為生的生活，性情變得比較孤僻和敏感，在一般人眼里他是個性格古怪沉默寡言的孩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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