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

編制和實施“十五五”規劃，對于全面落實黨的二十大戰略部署、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意義重大。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對“十五五”規劃編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把頂層設計和問計于民統一起來，注重目標任務和政策舉措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高質量完成規劃編制工作。

在4月30日召開的部分省區市“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今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要在加緊落實規劃目標任務的同時，適應形勢變化，把握戰略重點，科學謀劃好“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

“十五五”時期是中國實現綠色轉型的重要窗口期，必須堅定不移走創新驅動的綠色轉型道路。

圖片來源：新華社

實現預定發展目標要保持必要增長速度

“十五五”時期是我國達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關鍵時期。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到2035年，我國人均收入水平要上三個臺階：一是人均收入1.4萬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二是人均收入2萬美元左右，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三是人均收入3萬美元至4萬美元，平均3.5萬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

2021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2500美元，非常接近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的標準（2020年的標準是12696美元）。高收入國家標準是動態調整的，近些年，每年增長4%左右。2024年，這個標準為14005美元，我國人均GDP約為13500美元，差距略有擴大。

從國際歷史經驗看，由中等收入階段上升到高收入階段，在人均收入1萬美元左右，是一個特殊的不穩定階段。二戰后，上百個經濟體進入工業化，能夠由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只有13個，在大型經濟體中，只有日本和韓國。更多的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有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亞洲的菲律賓、馬來西亞等，以及近年來的俄羅斯。其原因包括創新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資本發展滯后、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外部沖擊等。這些問題在我國不同程度都出現了。長時間以來，中國經濟增速較高，人們普遍認為中國跨越高收入門檻不會有大的問題。但近幾年在門檻外徘徊的情況表明，也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當然，我們對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仍充滿信心，但有這種風險意識有利于務實有效地推進我國的現代化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都經歷過類似的增長。2010年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在達到一個高點后開始減速，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速。這種變化可以表述為增長階段轉變。從可比較的國際經驗看，中國目前處在中速增長的中后期，應該還有5年—10年的中速增長，增速應在4%—5%之間。

過去曾強調要避免過高的增長速度，是因為當時中國經濟具有較高的增長潛力。現階段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增長速度不能過低。今后五年有潛力保持中速增長，目標為5%，而4%應作為底線，是不能破的，這樣才可能實現預期的發展目標。

發展方式轉型要有實質性進展

實現中速增長期的穩定高質量發展并不容易，因為我們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機遇和挑戰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國際看，全球化進程受阻，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盛行，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從國內看，內需主要是消費不足約束加大，名義增長低于實際增長，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壓力突出。從這個角度說，“十五五”時期是我國經濟增長由投資和出口驅動為主向創新和消費驅動為主轉變的關鍵時期。要通過改革開放創新，加快轉入“三支柱”構建的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新格局。

第一支柱是需求，以發展型消費為重點的服務消費帶動消費結構升級和規模擴大，推動消費對出口的結構性替代和再平衡。包括以教育、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發展型消費為重點的服務消費，是基建、房地產等之后新的終端需求增長動能。要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擴大發展型消費。適應各個層次居民多樣化、個性化需求，以基礎性消費托底，鼓勵合理的中高層次消費需求。

第二支柱是要素，以城鄉融合、權利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為重點，全面提升人力資本。高質量發展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核心，更多依靠創新驅動，全面提升人力資本是重中之重。在轉變政府職能、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的基礎上，增強中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的權責，加快形成強大的社會保障和人力資本建設支撐體系。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提供公共產品，以往長時間是基礎設施等物質資本投資，下一步要投資于人，轉向基本公共服務，轉向人力資本投資。

第三支柱是產業，各種所有制投資者、各類企業公平競爭，企業能退能進，推動產業在價值鏈中高端轉型升級、創新驅動。要依法長久可信保護各種所有制產權，各類企業平等發展、公平競爭，是穩定預期和信心，進而推動創新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所在。

發展型消費、提升人力資本、創新驅動和產業轉型升級，這三大支柱相互依托，相互促進，形成國民經濟運行的新循環，進而推動中國進入高收入階段并持續穩定增長。

堅定信心、穩定預期，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擁抱和引領世界潮流的綠色低碳轉型之路

從經濟社會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角度看，“十五五”時期是綠色轉型、美麗中國建設由理念到實踐全面深化推進的關鍵時期。

過去十多年，特別是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雙碳”目標后的五年，中國走出了一條有別于歐盟國家、具有自身特色的創新驅動綠色轉型的路徑。中國的低碳綠色產業快速增長，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可再生能源累計裝機容量、設備制造、綠色投資和市場發展等方面處于世界前列，在光伏、風電、儲能、氫能、相關數字化技術等關鍵技術領域，處在全面或局部領先的位置。

歐盟國家長期以來是綠色發展的倡導者和先行者，但實際情況不及預期。歐盟率先建立了交易規模最大、相對成熟的碳排放權市場，期待通過對碳定價，形成有效的市場激勵機制，帶動綠色創新和產業發展。從實際情況看，歐盟碳市場仍然是局部的、存在結構性缺陷的碳市場，碳價的過大波動也難以為創新者和生產者提供長期穩定的激勵。雖然在綠色低碳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方面有所進展，但遠不及預期。

我國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在2021年7月正式啟動，所覆蓋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全球最大，但成交量和成交額還處在起步期。此外，中國的低碳綠色創新和產業發展明顯超過歐盟國家，走到了世界前列。如何解釋碳市場發展不及產業發展這種現象，市場力量在中國的低碳綠色發展中是不是沒有發揮作用？

觀察當今中國的資本市場、技術市場、設備市場、產品消費品市場、勞動力市場等，綠色低碳產業和產品是最為活躍的部分。事實上，市場力量在中國低碳綠色產業發展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不能只看碳市場。中國走的是一條有中國特色、擁抱并引領全球浪潮的綠色轉型之路。

一是中國政府提出的“雙碳”目標，具有明確、可信和長期穩定的特點，有效引導市場參與者和社會各界的長期預期。實現碳中和目標時，可再生能源比重達到80%以上，煤炭降到10%以下，這就形成了長期且可量化的目標激勵。可信的目標預期較不穩定的價格預期能夠提供更有效的長期激勵。

二是長期預期引導創新，吸引風險投資等大量創新資源進入，最有創新活力的民營企業成為主要參與者。除了碳市場外，資源大量進入各類市場。政府補貼在部分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市場機制提供了基礎性、持續性的活力和動能。

三是創新推動的內生綠色新技術具有“源頭低碳零碳或負碳、對自然資源依賴性低、技術含量高、制造業特性強、能夠快速形成規模經濟”等特點。創新推動關鍵技術快速迭代，在較短時間內大幅度降低成本帶動技術產業化、規模經濟和對傳統產業的替代。創新具有擴展效應，由局部創新擴展到全局創新，由技術創新擴展到體制機制政策和文化創新。

四是創新帶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使以往環保減碳與增長之間相互掣肘、相互抵消的關系，轉變為相互支撐、協同共贏的關系。綠色低碳投資、生產、消費已經成為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位居前列的驅動力量。如果沒有低碳綠色產業的快速崛起，中國經濟不大可能保持已有的增長速度。

與歐盟等依靠碳市場形成的需求側激勵相比，中國的這條道路具有源頭治理、直接激勵創新、交易成本低、與增長兼容等特征，更加快速和有效地加快了綠色轉型。

近一個時期，全球綠色轉型受到特朗普2.0的嚴重沖擊。我們要堅守綠色轉型不動搖，這樣一個基本立場是理性的、有科學依據的。這里想提出三個理由。

第一，與10年、20年前相比，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碳中和，不僅僅是坐而論道，而是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數以萬億計的研發和產業投資已經投下去了，如果長期目標動搖或后退甚至放棄，所涉及的不僅是理念和價值觀的問題，更是巨大的利益問題，對中國來說尤為如此。

第二，創新大幅度降低了基礎綠色技術的成本。比如，過去10年，光伏發電成本下降了90%，目前已經相當于燃煤發電成本的一半，下一步還有較大下降空間。即便不考慮氣候問題，與傳統燃煤發電相比，也已經具有較強競爭力了。

第三，新能源大都是分布式、本土化、就地獲取的，同時也是可再生的，對保障能源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中國是一個油氣資源需要大量進口的國家，這一優勢尤為重要。

在“十五五”和更長一個時期，我們應當積極響應COP28提出的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產能增長兩倍、能效提高一倍的目標，加快低碳綠色產業發展，適當提高相關增長指標。

以往我們預測和規劃新能源產業發展規模和速度，是從實現“雙碳”目標的時點倒推的。隨著低碳綠色產業超預期快速增長，僅從需求側目標倒推的方法已經不適應發展要求了。從供給側看，已經有大量的投資投下去了，大量的企業已經成長起來了，我們要從企業和產業發展規律去重新考慮發展目標。相當多的企業，如果幾年之內不能有較快發展，將會退出市場。只有保持必要的增長速度，才能實現規模經濟、降低成本、增加研發投入，持續增強競爭力。事實上，當企業進入創新發展軌道，增長速度往往是超預期的。比如，中國提前6年實現了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目標，提前11年實現了新能源汽車50%滲透率的目標。

目前，新能源發展面臨著一系列問題和挑戰，比如，高比例新能源引發的電力供給不穩定、消納和外送受限、分布式能源上網難、隔墻售電難、市場“內卷”和價格下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沖擊等。近期，西班牙大停電的起因還沒有搞清楚，但將其歸咎于新能源過快增長的聲音并不小。

新能源發展的目前階段，退是退不回去了。上述這些問題和挑戰都是發展中的問題，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和更好更快的發展加以解決。“十五五”時期的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要抓住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加以突破。在供給側，加快新型電力系統的設計和建設，由集中生產、輸送、分配的垂直一體化體系，轉變為主網、配網、微網分層平衡，擁有充足靈活性的新型體系。在需求側，盡快向碳排放雙控的量化目標和機制過渡，把減碳總量目標分解到各級政府和重點行業及企業，形成全面嚴格的減碳責任機制，有效擴大低碳綠色產業的國內需求。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總 監 制丨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楊玉洋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蔣 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