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勝利后，國民黨的全面崩盤已成定局。持續了五個月之久的太原戰役也迎來新的進展，解放平津的第十九兵團、第二十兵團及四野炮一師開赴太原前線，配合徐向前任司令員兼政委的第十八兵團，加強對太原的軍事圍攻。

3月17日，太原前線成立了以徐向前、周士第、楊得志、楊成武、羅瑞卿、陳漫遠、胡耀邦、李天煥為核心的領導機關。此時，徐向前還沒有放棄和平解放太原的希望，將總攻時間定在4月15日。七屆二中全會后，彭德懷來到太原前線，最終將總攻時間定在4月20日。

4月20日凌晨二時起，三大兵團同時出擊，到24日太原城破，守城官兵近三萬人悉數就殲。徐向前率部進入太原城內，俘獲戰犯孫楚、王靖國及師以上軍官四十余名。進入太原城內，徐向前命令部隊全城搜索三個人，務必要挨家挨戶查問。

第一個人叫趙宗復，是原“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的獨子，同時也是一名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后，解放區就不斷向太原派遣地下黨員和地下工作者，以各種職業做掩護，甚至打入敵人要害部門，搜集情報，策反敵軍。

太原戰役前夕，閻錫山甚至認為共產黨在太原的地下工作者和偽裝分子多達數萬。而事實上，到1948年冬，太原城內的地下黨員共有488人，還有內線關系859人。太原戰役期間，隱蔽戰線最出色的行動莫過于繪制太原城防圖。地下黨員張全禧以謙益信自行車行作為掩護，結交了剛剛受到降職處分的閻錫山長官部侍從參謀張光曙，并成功將其策反。張光曙利用視察城防工事的機會，繪制出50多幅太原城防設施圖，并在圖上標注了大量參考資料。

張全禧將這些圖紙藏在自行車內胎和大梁的管子里，在張光曙的護送下穿越封鎖線，將這些在太原戰役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城防圖送到了情報站。然而，并非每一次的地下工作都能順利完成，閻錫山建立了一套完整嚴密的特務體系，使得隱秘戰線充滿了難以預計的風險和突如其來的犧牲。1949年3月，另一條獲取太原城防圖的秘密戰線就在輸送情報過程中被查獲，8名地下工作者集體就義于大東門外。趙宗復也因此在不久后被捕。

趙宗復

趙宗復在燕京大學學習時加入共產黨，解放戰爭時期，以而立之年出任閻錫山政權的教育廳長。趙宗復被捕后，閻錫山的高干會議在討論如何處置時，眾人都緘默不語，只有警憲指揮處代處長徐端主張將趙宗復處決。

正在閻錫山遲疑間，太原綏署秘書長吳紹之提醒說：“請會長回憶副會長臨終托言。”閻錫山在其高干會議上以會長自居，而吳紹之所說的副會長正是趙宗復的父親趙戴文。趙戴文在日本留學期間結識閻錫山，回國后又一起革命，追隨閻錫山三十余年，對閻錫山忠心不二。閻錫山辦山西省立國民師范學校，為自己的統治集團培養人才，指定的校長便是趙戴文。徐向前、薄一波、程子華都曾在這所學校就讀。

趙戴文于1943年底病逝，臨終前向閻錫山托付：“宗復年輕，做事不穩當，希望好好教育他。”閻錫山表示：“你的兒子和我的兒子一樣，我一定教育好他，你可放心。”正因如此，當吳紹之提及“副會長臨終托言”后，閻錫山暫時擱下了處置趙宗復的問題，說道：“將宗復交我處理吧！”

但閻錫山還沒來得及“處理”，就丟下太原匆匆逃往南京去了，終究沒有下達任何處置的命令。留守的梁化之一度準備處決趙宗復，而閻錫山的堂妹閻慧卿交代說：“老漢（指閻錫山） 在的時候都沒有處理，你為啥要處理他？老先生（指趙戴文） 就這么個苗苗，還能這么做？老先生怎樣對待你來？”結果，此事便被擱置下來。

趙戴文

其時，趙宗復被關押在閻公館的后北廳，有6名衛士看守，其中楊遠有、白建恩二人是舅甥關系。他們在看守趙宗復期間，受其影響和教育。4月21日，楊遠有、白建恩將趙宗復轉移到專為閻錫山修建的一個地下室里，還預先在里面準備了食物和槍械，以防特務強行進入殺害他。24日凌晨，果然有人來謀害趙宗復，但因此時省府大院炮彈遍地開花，終未能進入地下室。

解放軍攻破太原后，到處尋找趙宗復，但問了很多閻錫山的部下，他們都說不知道。最后在東花園，一個打掃院子的工人說，趙宗復被俘虜了。最后，在查找了各個俘虜營后，在榆次一個小村里找到了趙宗復。

徐向前命令部隊全城搜索的第二個人是梁化之。梁化之是閻錫山的姨表侄，因為這層特殊的姻親關系，在大學畢業不久就擔任閻錫山的機要秘書，為他以后的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逐步成為山西政壇上新興的活躍人物。

閻錫山為了鞏固他在山西的統治，從1938年12月，先后建立了政衛處、特警處和諜訓處三個各有側重的特務組織。太原綏靖公署特種警憲指揮處是閻錫山特務體系中最龐大、最反動、最殘酷的一個組織，它對共產黨隱蔽戰線造成了極端嚴重的破壞和危害，特警處的主要首腦，就是梁化之。前面提到的8名地下工作者就義，以及趙宗復的被捕，就是梁化之的這個機構干的。

太原被解放軍重重圍困，老奸巨猾的閻錫山深知自己無力回天，一邊跟部下稱與太原共存亡，一邊卻托人在南京積極活動，尋求脫線之計。1949年3月28日，閻錫山終于得到李宗仁讓他去南京的電報，離開之前指定梁化之、孫楚等組成五人小組負責，梁化之以山西省政府代主席、五人小組之首主持一切，進行最后的掙扎。

1949年4月24日，解放軍對太原發起總攻，梁化之在隆隆的炮聲中徹底絕望，與閻錫山堂妹閻慧卿在太原綏靖公署的地下室里服毒自盡，死前命令衛士將他們的尸體澆上汽油焚尸滅跡。

根據梁化之衛士的交代，解放軍找到了梁化之與閻慧卿的尸體殘骸。為了辨別真偽，第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派人用水桶挑著兩塊燒焦的肉塊，送到太原川至醫院，對院長孫東元說，要查出是人肉還是馬肉，如果是人肉又是什么人的肉，務求準確。

孫東元院長連夜組織醫院病理化驗室的專家進行檢驗，通過纖維證明系人肉而非馬肉，且根據血型不同而確定為兩個人。至于到底是不是梁化之跟閻慧卿，孫東元院長想到梁化之生前因某次注射時不慎將針頭斷在臀部肌肉里，導致臀部化膿。基于此，孫遠東到梁化之家中，找到一條尚有血印痕跡的褲衩，通過血清測試，確定與其中一塊燒焦的肉血型一致。

梁化之和閻慧卿的尸骸后來被合葬在太原東門外的荒地中，經歷過兩次不幸婚姻的五妹子最后同梁化之死而同穴，這是她悲劇人生在死后的延續。

梁化之

徐向前命令部隊全城搜索的第三個人是戴炳南，此人可恨之處不亞于梁化之。在解放太原的戰役中，徐向前從未放棄過和平解放的希望。他跟周士第曾向中央及華北局提議，閻錫山如能降服，既能減少我方傷亡，也能保存太原軍工及各種建設，很有好處。因此，他們曾計劃讓在晉中戰役中被俘的趙承綬前去勸降，但趙承綬擔心如果回去太原，閻錫山非殺了他不可，因此不愿前往。

為了爭取和平解放太原，華北軍區派來副參謀長王世英。王世英是黃埔四期生，抗戰初期曾在太原八路軍辦事處當處長，與閻錫山等人經常打交道。他在太原熟人很多，想利用舊關系潛入城內，找閻錫山談判。但考慮到閻錫山當時握有數萬兵力，自恃太原有強固工事防守，要想讓他談判，怕是太難，王世英進去風險太大。

怎么辦？徐向前等人請出一位閻錫山的老師，年近八旬的老秀才，問他愿不愿意進城去見閻錫山，為民請命。老秀才年事雖高，壯心不已，慨然允諾進城。于是，徐向前以自己的名義寫了封致閻錫山的信，由老秀才帶上進了太原。不久后，消息傳來，閻錫山不但不聽勸，反而連師生情誼也不顧，把老秀才殺了。

從那以后，解放軍的爭取瓦解工作，重點放在了閻錫山部下官兵上。黃樵松部準備起義，是這一時期爭取工作的突出成就，可惜被人出賣，使起義夭折，黃樵松被押解南京遭國民黨當局殺害。而這個出賣的人，便是戴炳南。

黃樵松

黃樵松出自馮玉祥西北軍，曾任國民黨42軍79旅少將旅長，在臺兒莊立功后獲頒青天白日勛章。1948年，解放軍包圍了太原，閻錫山急向蔣介石求援，調胡宗南所轄30軍空運援晉，黃樵松此時便是30軍軍長。

為了瓦解閻錫山所部官兵，徐向前特地將邯鄲起義將領，黃樵松的老長官高樹勛接到太原前線。黃樵松身不由己地來到太原，內心十分苦悶、彷徨。正在這時，他收到老上級高樹勛的一封信，勸他“當機立斷，毅然舉起義旗，堅決回到革命方面，創造自己的前途”。當天，黃樵松在住處（中國銀行宿舍）找來他多年培養而又最信任的27師師長戴炳南，透露了準備率部起義的想法。戴炳南表示“贊同”。

11月1日，黃樵松派諜報隊長王震宇、隊員王裕家穿越火線，到解放軍陣地，給徐向前司令員送去表示決心起義的信。十八兵團前委認為機不可失，于是責成胡耀邦帶高樹勛去和黃樵松的代表商談組織起義的問題。事后，胡耀邦自告奮勇，要去黃樵松部組織這次起義。徐向前考慮到胡耀邦是兵團政治部主任，打仗還需要他，不可貿然前往。最后決定派八縱參謀處長晉夫隨30軍聯絡人員進城。

徐向前親筆復了一封信，信中說：“惟時機緊迫，為更縝密計，事不宜遲。”高樹勛也復了一信，強調“見面后速令王回來，以便確定我們見面地點”。黃樵松閱信后，當天再派王震宇、王裕家到人民解放軍指揮部，商議起義的具體事宜。

11月3日晨，黃樵松用電話把戴炳南召到宿舍，出示徐向前、高樹勛的信件。不料之后戴炳南卻趕往綏靖公署向閻錫山告密。晚10時，閻錫山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誘捕了黃樵松。次日上午，又逮捕了從東山解放軍指揮部返回的諜報隊長王震宇、隊員王裕家以及同來的解放軍參謀處長晉夫、翟許友。6日，經北平押往南京。11月27日，黃樵松、晉夫、王震宇三人被槍殺于南京江東門外中央軍人監獄刑室。就義前，黃樵松等人高呼“毛澤東主席萬歲！”

戴炳南因叛賣有“功”，被閻錫山擢升為30軍軍長，并賞給偽鈔2萬元。戴炳南欣然接受，并一再向閻錫山表忠。閻錫山則視戴為大恩人，于1948年過年時還派梁化之送去10萬元金圓券。30軍官兵得知戴炳南告密，黃軍長被害的消息后，都倍感氣憤。

當解放軍發起總攻后，戴炳南深知大勢已去，便想出一條假死真藏的“妙計”。4月22日晚上8點鐘，戴炳南讓衛士李士杰將他護送到太原鐘樓街陰陽巷2號院北房他的連襟高尊愈家，囑咐李士杰：“你在10點鐘回去，先到東城附近轉轉，回軍部后就對鮑副師長說我陣亡在東城附近，炮彈將尸首打碎了。”

李士杰走后，戴炳南用重金買通了高尊愈一家人，改換便裝，藏在夾墻內，企圖躲過一段時間后，伺機逃走。為掩人耳目，戴炳南讓人對外散布說自己在東城陣亡，并暗中指使27師副師長鮑德榮于深夜兩點到綏靖公署向孫楚報告他“陣亡”的情況。

鐘樓街陰陽巷是個死胡同，只有六個門牌，即使在太原居住多年的人也很少知道此巷。這條巷子很窄，連小平車也很難通過。戴炳南自以為找到了一個很保險的藏身之地。解放軍攻破太原后，戴炳南心驚肉跳，覺得藏在夾墻內仍不安全，他發現外間西墻根擺著一個老式立柜，便一頭鉆到柜下，蟄伏起來。

太原解放前夕，組織上將緝拿叛賣黃樵松軍長、晉夫同志，破壞太原和平解放的罪魁禍首戴炳南這一重大的特殊任務交給了太原市公安局。解放軍攻克太原城后，俘虜了大批高級將領，但始終不見戴炳南的蹤影。

最終，太原市公安局查到了戴炳南的衛士李士杰。起初，李士杰一口咬定戴炳南已經被炸死，但在公安人員細致的思想工作后，終于交代了戴炳南藏身的地址。

1949年5月2日上午9時許，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長黃石山親自帶隊，由李士杰出面將戴炳南騙出來，一舉將其逮捕。李士杰因此立功，獲得獎勵50塊銀元，并得以釋放回原籍。

1949年7月8日，太原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特別法庭對戴炳南開庭公審，判處其死刑。當日，太原市軍管會以主任徐向前，副主任羅瑞卿、賴若愚、胡耀邦的名義，發布了判處戴炳南死刑的布告。下午4時，戴炳南被押上卡車游街后，在太原市新南門外刑場被執刑槍決。

戴炳南被處決后，太原人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

“戴炳南真是死有余辜，殺得好，殺得大快人心。”

徐向前在太原前線